简介
1839年春，英国人武装入侵阿富汗，几乎未遇抵抗。但两年后，阿富汗人揭竿而起，义民起事演变成举国上下的暴力反抗。第一次英阿战争以不列颠惨败告终。威廉·达尔林普尔基于最新的多语种材料，以生花妙笔解析不列颠帝国史上最大的灾难，而这一灾难与当前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所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危机显然有类似之处。
作者介绍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
著有《仙那度》（In Xanadu）、《精灵之城》（City of Djinns）、《圣山来客》（From the Holy Mountain）、《迦梨时代》(The Age of Kali)、《白莫卧儿人》（White Mughals）、《最后的莫卧儿人》（The Last Mughal）以及最新出版的《九种人生》（Nine Lives）。他曾获汤玛斯•库克旅游文学奖(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英国年轻作家奖(Young British Writer of the Year Award)、法国星盘图书奖(French Prix d’Astrolabe)、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Prize for History)、苏格兰年度图书大奖(Scottish Book of the Year Prize)、达夫•库珀纪念奖(Duff Cooper Memorial Prize)、亚洲之家亚洲文学奖(Asia House Award for Asian Literature)、沃达丰纵横字谜图书奖(Vodafone Crossword Award)，还曾三次入围塞缪尔•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初选名单。2012 年，达尔林普尔获任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院惠特尼•J.奥茨(Whitney J. Oates)客座研究员。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在德里城外的农场。
部分摘录：
桀骜难驯之邦 1809年新年伊始，沙·苏贾·乌尔木尔克可谓前景光明。3月的阿富汗正进入短暂春季，万物复苏，冰封的美景被齐腰深的积雪遮蔽许久后逐渐显现出来。此刻，小巧芬芳的伊斯塔立夫鸢尾花从冰冻的地下破土而出；喜马拉雅雪松树干上的凝霜开始融化；吉勒扎伊部落的游牧民将肥尾羊赶出御冬的圈栏，拆卸山羊毛帐篷，准备就绪后便开始首次春季迁徙，前往满是初生嫩草的高原牧场放牧。就在这冰雪消融、生机盎然的时节，沙·苏贾收到两条喜讯——苏贾统治时期政局纷乱，此等好事的确罕有发生。[1]
第一条喜讯是一些祖传家产失而复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光之山”遗失十余载，其间由于时局动荡，沙·苏贾家族成员无心寻找。苏贾的兄长沙·扎曼是阿富汗逊位君主，据说他在被仇敌俘获、致盲前匆忙将宝石藏匿起来。同时失踪的还有另一件家传稀世珍宝：一颗硕大的被称作“荣耀”（Fakhraj）的印度红宝石。
沙·苏贾为此召见盲兄，查问名闻天下的家传珍宝的下落——他果真知晓它们被藏匿何处？沙·扎曼透露，九年前即将被俘时，他把红宝石“荣耀”藏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一条小溪中的岩石下。后来，他又将“光之山”钻石塞进自己最初遭捆绑扣押的堡垒牢房的墙缝中。御用史官后来记载道：“沙·苏贾立即遣派数名最可靠的手下，命他们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寻回这两枚宝石。他们在辛瓦里部落酋长（Shinwari sheikh）那儿找到了‘光之山’钻石——无知的酋长将钻石用作公文镇纸。至于红宝石‘荣耀’，则在一名塔利布[2]那儿找到，这个塔利布去溪边洗衣服时发现了‘荣耀’。他们以国王的名义予以征用，将两枚宝石没收并带了回来。”[3]
第二条喜讯是：之前敌对的邻国使团来访，这对沙更具潜在的实用价值。年仅24岁的苏贾现已执政七年。就秉性而言，他是书生与思想家，喜好诗歌与学问而非征战和政治活动。但命运使然，他年未及冠就继位并接管疆域辽阔的杜兰尼帝国。这个由祖父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一手创建的帝国，是在其他三个瓦解的亚洲帝国——北边的乌兹别克帝国、南边的莫卧儿王朝以及西边的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疆土最初自现代伊朗的内沙布尔起，横跨阿富汗、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旁遮普和信德，一直延伸至克什米尔，并与莫卧儿帝国都城德里接壤。而现在，祖父亡故不过30年，杜兰尼帝国已彻底走上瓦解之路。
这其实并非异事。过去2000年来，阿富汗人将该地域的大片土地称为“呼罗珊”。回顾阿富汗源远流长的历史，只有极少时间达成过政治或行政上的统一。[4]国家通常处于“中间地带”：断裂破碎、所属权争议不断的绵延群山，以及漫滩和荒漠将其与井然有序的邻国隔开。其他时间，王国诸省互为敌对、冲突的酋邦，深陷战火窘境。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各方才团结在一起，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任意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
所有的一切都在阻碍阿富汗崛起：地形地貌，尤其是兴都库什山区高峻的石山构造。起伏的山峦如同巨大的岩石胸廓骨骼将国土分隔开来。在遭冰川蚀刻、积雪覆盖的山峦映衬下，嵯峨崎岖的圆穹状山坡上的黑色碎石格外醒目。
还有不同的部族、种族及语言分歧分裂着阿富汗社会：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Hazara）以及普什图族的杜兰尼部落与吉勒扎伊部落间的对抗；逊尼派（Sunni）和什叶派（Shia）的教派分裂；氏族及部族内部地方派系的冲突，特别是嫡系宗族内部的世仇。这些血仇宿怨如恶咒般世代相承，标志着政府的司法制度早已形同虚设。在许多地方，氏族间的仇杀几乎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消遣方式——就等同于英格兰各郡的乡间板球运动，也时常引发惊人的大规模杀戮。沙·苏贾手下的一位首领打着和解的幌子，邀请约60名结怨的堂表亲“共享盛宴”——一位目击者写道：“他事先在房间下面放置许多火药，然后在宴会期间找借口出去，将来的人全部炸死。”这样一个国家只能通过巧妙手腕、深谋远略和丰盈财宝来治理。
因此，1809年初当信使从旁遮普带来消息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德里北上，力求与沙·苏贾紧急结盟时，沙理当欣喜。东印度公司过去一直是杜兰尼族人的心头大患。由于东印度公司拥有训练有素的印度兵部队，族人已无法南下至印度斯坦平原劫掠牟利，而数百年来这都是阿富汗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在看来，东印度公司想要拉拢阿富汗人——沙的新闻撰稿人来函告知，该使团已渡过印度河，正在前往冬都白沙瓦的途中。这使惯常的轮番围攻、抓捕及讨伐行动得以暂缓，苏贾不仅能稍做喘息，而且有可能拥有一个强大盟友——这是他迫切需要的。之前从未有英国使团造访过阿富汗，双方几乎互不了解，因此，使团来访作为新鲜事，对大使一行来说格外有利。沙·苏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委派公认谦恭有礼的皇室仆人迎接大使一行，命他们负责接待贵客，要他们审慎行事，有礼有节地小心侍候。”[5]
报告传来，沙·苏贾得知英国人满载各式礼品而来：“驮着金质象轿的象群，罗伞高挂的轿子，黄金镶饰的枪支和前所未见的精巧六弹巢转轮手枪，昂贵的钟表，双筒望远镜，能够映现世界万物真实原貌且款式精美的镜子，钻石镶嵌的灯具，来自罗马和中国的嵌金瓷花瓶和瓷器，树形烛台以及其他美丽奢华的礼品，如此光彩夺目、超乎想象又妙不可言。”[6]多年之后，苏贾回忆起一件令他尤为欢喜的礼物：“一个能发出歌声般声响的大盒子，这种有着不同音色、和声和旋律的奇怪响声十分悦耳动人。”[7]大使带来的正是阿富汗的第一架管风琴。
沙·苏贾在自传中缄口不提是否对这些携带礼品的英国人起过疑心。但是，年过不惑回头书写这段历史时，他深知正要开始协商的同盟关系将永远改变自己的生命历程和阿富汗的发展进程。
派遣首个英国使团前往阿富汗——背后真正的肇因远不在于印度及兴都库什山脉诸山口——本与沙·苏贾、杜兰尼帝国乃至印度斯坦的王公贵族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纷争毫不相干。个中缘由要追溯到漂浮在普鲁士（Prussia）东北部尼曼河（River Nieman）中央的一只木筏。
一年半前，登上权力巅峰的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8]在此会晤，商讨缔结和约。会晤发生在1807年6月14日俄国在弗里德兰战役（Battle of Friedland）惨败之后。当时在拿破仑炮兵部队的猛烈攻击下，俄军损失惨重，2.5万人战死疆场，不过俄国人仍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到边境地区。此刻，双方军队正在蜿蜒曲折的尼曼河两岸的牛轭“U”形河湾处对峙。俄军新增援的两个师，加上20万民兵，在附近的波罗的海岸边待命。
当俄国人得知拿破仑不只想要和平，还想要结盟时，僵局终被打破。7月7日两国皇帝在一只木筏上碰面，木筏上搭有一顶传统的白色帐篷，帐篷上饰有巨大醒目的花押字母“N”。谈判签署的条约日后被称作《提尔西特和约》（Peace of Tilsit）。[9]
和约中大部分条款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托尔斯泰将其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首卷命名为《提尔西特之前》（Before Tilsit）并非无缘无故。磋商的许多议题都关系到法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命运，特别是普鲁士的未来。未获准参加会谈的普鲁士国王在河岸上焦急地徘徊观望，想知道会谈结束后他还能否拥有自己的王国。在和约的所有公开条款背后，有数条秘密条款并未披露。这些秘密条款为法俄联合进攻拿破仑认定的英国的财源宝地奠定了基础，而印度当然是其大敌最富饶的领地。
占领印度，作为一种使英国经济陷入困顿、削弱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的手段，长期以来一直是拿破仑以及早前数名法国战略家的痴心妄想。差不多恰好是九年前的1798年7月1日，拿破仑麾下部队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登陆，对埃及内陆展开攻击以夺取开罗。他写道：“我们将经由埃及入侵印度。我们会重建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旧航道。”迈索尔（Mysore）的蒂普苏丹（Tipu Sultan）恳请拿破仑协助抗击英格兰人，拿破仑自开罗回函给蒂普苏丹：“您已经获知我亲率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到达红海沿岸，满怀渴望想将您从英格兰这具铁轭下解放出来。愿全能的主赐予您力量，消灭您的敌人！”[10]
然而，在8月1日的尼罗河河口海战（Battle of the Nile）中，英国海军舰队司令纳尔逊（Admiral Nelson）几乎让整支法国舰队全军尽没。拿破仑原本打算将埃及作为稳固基地，借由埃及进攻印度，但计划幻灭迫使他改变战略，不过他从未背离初衷——拿破仑认为印度是英国的经济实力之源，就如同拉丁美洲的印加帝国（Inca）和阿兹特克帝国（Aztec）的黄金曾是西班牙的经济来源一样——他想要通过夺取印度，使英国陷入衰退。
这样一来，拿破仑立即谋划经由波斯和阿富汗入侵印度。他早与波斯大使缔结协定，声明如下：“如果法国皇帝陛下打算派遣军队由陆路攻击英格兰在印度的领地，波斯帝国皇帝陛下作为忠诚的亲密盟友，将准予通行。”
在提尔西特签订的秘密条款阐明了完整的侵略计划：拿破仑将仿效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率领由五万名法国士兵组成的大军（Grande Armée）出征，横穿波斯入侵印度；俄国则在同一时间穿过阿富汗向南进发。加尔达纳将军（General Gardane）奉派前往波斯联络沙，以查明哪些港口可供停泊且能为两万名将士提供饮用水和补给，并且草拟可能的入侵路线图。[11]与此同时，驻圣彼得堡的大使科兰古将军（General Caulaincourt）奉拿破仑之命与俄国人进一步探讨该提议。法国皇帝写道：“越是听起来异想天开，越要试着去做（又有什么是法国和俄国做不到的？），这样才越能令英格兰人恐慌，让英属印度胆战心惊，让伦敦混乱不堪；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取道君士坦丁堡、被波斯予以放行的四万法国人，与途经高加索（Caucasus）的四万俄国人会合，将足以威胁并征服亚洲。”[12]
但英国人亦非措手不及。一位理想破灭的俄国贵族成为英国军情局的一名线人，他藏匿于驳船下，虽然脚踝在河中晃晃荡荡，但他不畏寒冷，将这一切听得真真切切。他马上向伦敦发送急件，内容包括拿破仑的计划梗概。英国情报部门仅用六周时间就获取了秘密条款的确切措辞。上述情报迅速被转达至印度，同时英方命总督明托伯爵通知印度与波斯间诸国，对各国所处险境加以警告并商议缔结同盟，以反抗法国或法俄为讨伐印度而发动的任何远征行动。各大使馆还接到搜集战略情报及对英国原有的上述地区地图进行查遗补漏的指令。与此同时，增援部队要在英格兰随时待命，若有迹象显示远征军准备从法国港口启航，将即刻兵发印度。[13]
明托伯爵并不认为拿破仑的计划是空想。法国经由波斯入侵印度未“超出以精力和毅力著称的法国现任统治者的能力范围”，明托伯爵写道。他还敲定最终的计划，以还击“法国在波斯十分积极的外交手段，亦即不知倦怠、想方设法将阴谋诡计加诸印度斯坦诸朝廷”。[14]
明托最终选派四个使团分头行动，每个使团均携带厚礼出发，以警告、收揽身处拿破仑军队进军路线上的当权者。第一个使团奉派前往德黑兰（Teheran），以尽力打动波斯的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Fatteh Ali Shah Qajar），令其背弃法国新盟友。第二个使团前往拉合尔，与兰吉特·辛格及其旗下锡克教徒结盟。第三个使团受派联络信德诸埃米尔。拉拢沙·苏贾及其臣民的任务就落在冉冉升起的年轻新星、效力于东印度公司的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身上。
埃尔芬斯通是低地苏格兰人，年少时是个引人注目的亲法分子。父亲是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司令官，埃尔芬斯通在城堡中法国战俘的陪伴下长大，跟他们学唱法国革命歌曲，长长的雅各宾式（Jacobin）金色卷发披在背上，以表达对他们的理想的支持。[15]14岁时，年纪轻轻的埃尔芬斯通就被送往印度，以免他招惹是非。埃尔芬斯通熟练掌握波斯语、梵文和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很快就成为一名雄心勃勃的外交官、一位求知若渴的历史学家和学者。
埃尔芬斯通踏上征途前往第一站浦那（Pune）时，预留了一头大象专门运载书籍，其中有多卷波斯诗人的诗集、《贝奥武夫》（Beowulf），以及荷马、贺拉斯（Horace）、希罗多德（Herodotus）、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萨福（Sappho）、柏拉图、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伏尔泰、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德莱登（Dryden）、培根、鲍斯威尔（Boswell）、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著作。[16]自中印度的马拉塔（Maratha）战争起，埃尔芬斯通就与后来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并肩作战。埃尔芬斯通早已放弃追求更为平等的人类社会的理想，他写道：“以傲慢著称的喀布尔宫廷想必对欧洲各国持有鄙薄的看法，因此，这次出使注定是一项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