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凡尔赛到紫禁城，穿衣镜是否为东西方联合创造的结果？
从怡红院到养心殿，镜屏如何引发中国人关于真与 幻的文学和艺术想象？
从欧洲到全球，穿衣镜摄影模式怎样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起来？
从程式到主体，摄影师和艺术家如何以镜子表现个人身份和主观意识？
有座架、可移动的落地玻璃镜被发明，并通过跨国贸易在世界上流通，物品、绘画和摄影由此在全球历史进程里串联起来。帝王、艺术家、作家和民众在与镜像相关的视觉联想和艺术创造中，构建出繁复无尽的时空幻象，既参与着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又总是映射着超乎现实生活的信息。
作者介绍
巫鸿（Wu Hung），著名美术史家、批评家、策展人，芝加哥大学教授。
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年任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同年受聘主持芝加哥大学亚洲艺术教学，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2年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2008年被遴选为美国国家文理学院终身院士，并获美国大学艺术学会美术史教学特殊贡献奖，2016年获选为英国牛津大学斯雷特讲座教授，2018年获选为美国大学艺术学会杰出学者，2019年获选为美国国家美术馆梅隆讲座学者，并获得哈佛大学荣誉艺术博士。成为大陆赴美学者获得这些荣誉的第一人。
部分摘录：
从凡尔赛到紫禁城：东西方联合创造穿衣镜 穿衣镜又名全身镜，后者是英文full-length mirror的中译。其他通用的中英名称还有立镜（standing mirror）、落地镜（floor mirror）等，指的都是立在地上、可照见全身的高大玻璃镜。虽然人们有时也把装在墙上、门上和衣柜上的竖镜称作穿衣镜，本书为了严谨起见，把这几个类型称为“壁镜”“门镜”和“柜镜”，而只将有座架、可以移动的独立镜子叫作“穿衣镜”。
一说起立在地上的玻璃穿衣镜，大部分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它起源于欧洲。这个直觉可以说一半对一半不对。一半对的原因，是因为制造穿衣镜的玻璃镜面确实是欧洲工匠发明的，在20世纪以前也多在欧洲生产。但是立在地上、可以移动的镜子形式呢？那就不一定是欧洲的原创了。实际上，本书将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立在地上的大镜是在中国最先出现的。如果读者在本节讨论后接受这个看法，那么关于谁最先发明穿衣镜的问题，就只能说是东西方联合的创造：欧洲提供了大玻璃镜面，中国则从它的屏风传统中演绎出“镜屏”这种物件。但在达成这个结论之前我们还需要经过几步论证，首先的一步是要了解一下17和18世纪的欧洲人怎么制造和使用大型玻璃镜。
壁镜的时代 欧洲大镜历史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是法国人于1664年从意大利人那里“盗取”了制造玻璃镜的秘密，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发展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大型玻璃镜的技术。在这之前，威尼斯一直执玻璃镜制造业之牛耳。特别是在1507年之后，那里的制镜匠发明了以锡和水银合金镀在镜背的方法，威尼斯镜就成了一种高档商品，也成为欧洲君主和贵族渴求之物。但是在1664年，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的财政大臣让-巴普蒂斯特·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年）将这一技术秘密引入法国，威尼斯对镜子工业150年之久的垄断局面终告结束。
自号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是法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雄才大略的强势帝王（图1.1）。他做了七十二年国王，是历史记载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亲政的五十四年中（1661—1715年），他把法国建设成为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使法语成为欧洲外交和上流社会的通用语言，也使法国宫廷成为欧洲的时尚领袖。伏尔泰因此把这个时期称为“路易十四的世纪”。在建筑和装饰艺术领域里，路易十四以倾国之力修建的凡尔赛宫成为17世纪欧洲最雄伟和豪华的宫殿建筑，1684年完成后即被各国君主不断效仿。而凡尔赛宫里最脍炙人口的部分是被称作“镜厅”或“镜廊”的中央大厅。中央大厅两边各75米长的墙面被分为17个间隔，一侧安置了17扇朝向花园的巨大拱形落地窗，相对的一侧则是17面和拱窗同样形状和大小的镜子，与对面的窗口一一相对，把窗外的景物映在镜中（图1.2）。
图1.1 法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
图1.2 凡尔赛宫“镜厅”。1684年建成
关于路易十四和镜厅的介绍在任何导游手册里都能读到，虽然内容基本属实，但“17面镜子”的说法实际上不够准确。这是因为当时的制镜技术还远不能制造如此巨大的镜子，每个对着真实窗户的“镜窗”——这一称呼更精确地反映了设计者的意图——实际上由21面镜子组成，包括主体部分的15面方镜、顶部的3面弧边镜和二者之间的3面窄条镜。整个镜厅因此用了357面镜子。另一个需要纠正的习惯看法是认为这些镜子等同于后来的穿衣镜，今日的游客因此总是拥挤在它们前面自拍。但就如“镜窗”这个名字隐含的，镜厅设计者的主要目的是用这些镜子折射出对面窗外的自然风光，从而使得宫殿的墙壁从感知中消失。当时的参观者完全领悟了这个设计概念，如J. B.德莫尼卡特（J. B. de Monicart）在他沦为阶下囚、被关进巴士底狱后，不断回想起他在凡尔赛宫中的观感，在1710年写下的这段话里模仿镜厅发声：
我的拱顶之廊似无所依，因为那高大的镜墙与透明的四壁仿佛提供了这片空阔的唯一支持，但所有这些部分都让我更好地展望我的视野所极。(1)
说到这里笔者希望插入一笔，提醒读者中国古代也有过好几座镜厅，只是都没有留存下来，有关信息只能在文献中读到。首先是《北齐书》卷八记载齐后主（565—577年在位）在“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然后是《隋书》卷四十五记载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秦王杨俊（571—600年）在水池上建造了一座极为豪华的殿堂，以香料涂壁，玉石砌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杨俊年少得志，十二岁就官拜上柱国、河南道行台尚书令、雒州刺史，加右武卫大将军领关东兵。但他越来越奢侈骄纵，每日和门客艺妓弦歌不止，这个镜殿就是为此建造的。
还有一个例子见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掌管百工事务的少府监裴匪舒在唐高宗（649—683年在位）的宫中修建了一座镜殿，四壁上镶满了大镜。一天高宗带宰相刘仁轨入殿观看，仁轨瞥了一眼就急忙跑出殿外。高宗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这座殿里却到处都是您陛下的影子，这不是个好兆头！”高宗听了以后马上让人把嵌在墙里的镜子一概剔除。(2)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一是它显示了中外君主有着相当类似的爱好，二是如果西方的镜厅引起人们对宫廷奢华的无穷赞叹，中国的镜厅则引起臣子的道德裁判和皇帝的政治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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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太阳王时期的法国制镜业，从意大利获取玻璃镜技术后不久，建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亚伯拉罕·迪瓦尔玻璃制品厂就显示出对于制造大镜的特殊兴趣，特别是一个叫提瓦尔（Thevart）的厂主尤其执着于发展这方面的技术。他在17世纪80年代造出了近5英尺高（1.52米）的镜面——这在以往完全不可想象。可是制造大镜在当时还是一项十分费力而不保险的事情。一位名叫曼萨特（Mansart）的建筑师写道：“自从大镜子在1688年被发明，我们只成功地造出了三面80—84英寸高（2.03到2.13米），40—47英寸宽（1.02到1.19米）的整块镜子。虽然产量的总数达到400多面，但是大多数都被重新投回熔炉，其余的废物利用，做成40—60英寸（1.02至1.52米）的镜面。”(3)
但是制镜技术发展得很快，到临近1700年的时候，位于巴黎东北的新开设的圣戈班（Saint-Golbain）玻璃工厂——不久之后与迪瓦尔厂合并为皇家玻璃制造公司——已经能够制造近9英尺高（2.74米）、超过3英尺宽（0.91米）的镜面。一个名叫马丁·利斯特尔（Martin Lister)的英国观光客在1699年参观了位于圣安托万路的玻璃工厂后写下了这段话：“在那里我看见了一面镜子，完整无缺而镀银，竟然达到88乘48英寸（2.24乘1.22米）的长度和宽度，而且只有四分之一英寸厚（6毫米）。真难以想象任何人能够用吹玻璃的方式造出这样的尺寸！”(4)
制造这种大镜的玻璃实际上是用“浇注法”完成的。这个方法长期被作为行业内情而秘而不宣，只是在1746年才由一名叫普吕士（A. Pluche）的法国神父写入《自然奇观》（Spectacle de la nature）一书而为人所知。根据他的介绍，制造大玻璃的工序包括四个步骤，每个都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5)首先是建造窑炉和坩埚。窑炉每隔几个月就要重砌一次；坩埚以特殊黏土制成，必须可耐1800度高温。为了避免出现细微的裂纹，每个坩埚需要用数月时间以微火焙干，但使用寿命却只有三个月之久。第二个步骤是浇注，工人把玻璃原料——白沙和碱——按比例混合、洗净粉碎，然后放在坩埚里融化成半液态的玻璃液。第三个步骤是拉轧，即把玻璃液放在一个大型金属平台上，用铁质圆筒将其展开压平（图1.3）。之后的第四个步骤是把轧压过的玻璃进行退火处理，方法是把玻璃片放进名为“吹炉”的大炉子里，在那里焙烧三天后再逐步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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