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整理神道文献和研究帝陵神道，旨在探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化、整体性特徵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阐明帝陵神道文化、思想与哲学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体系的构筑作用和完善功能。帝陵神道是一个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天人合一思想的産物和人化自然历程的标志，也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样式、道法自然观念的延伸和自然人化进程的表现，故以神道文献和帝陵神道为对象，诠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藴含的社会关係、天人关係、天地人关係及山陵关係、地陵关係、神陵关係和人陵关係。
作者介绍
范景武 男，1964年生，二级教授，哲学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浙江大学。2000—2001年，留学皇学馆大学；2007—2008年，高访名古屋经济大学。出版《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民族文化与国民性研究》（专著）、《卢卡奇——物象化》（译著）、《跳跃与沉重：20世纪日本文化》（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70馀篇，主持国家级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荣获内蒙古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草原英才、教学名师等称号，2003年、2010年分获省部级科研成果贰等奖。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日本民族文化、民族地区城乡社区治理等教学和研究工作。
部分摘录：
鑒古為今，以史為鏡，不失為一種歷史定位和文化定向；古為今用，以史為師，也不啻為一次邏輯考量和理性選擇；只有師古而不泥古，才能在不背棄根本的基礎上實現創新發展，才能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避免因泥古而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潭或本本主義的窠臼。整理神道文獻與研究帝陵神道，旨在以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即歷史的起點與邏輯的起點、歷史的原點與邏輯的原點、歷史的基點與邏輯的基點、歷史的打開與邏輯的展開、歷史的過程與邏輯的進程、歷史的規律與邏輯的規則相統一的原則，把握中國帝陵神道及其文化、思想和哲學的內涵與實質；基於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這四個維度的人類實踐的主要場域，探究文化的意識形態性和意識形態的文化性的構築與轉化關係，尤其政治場域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場域的觀念文化的交織和相通關係，詮釋中國帝陵神道及其文化、思想和哲學的軌跡與邏輯。
人類社會的生活和習俗具有由單一性向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人們的思維和行為具有由現實世界向彼岸世界延伸的指向，人們的情感和意願存在由真實世界向虛幻世界延展的趨向，其中“墓葬”就是其明顯例證。所謂“墓”是指用以放置屍體或其殘餘部分的固定設施，所謂“葬”是指人們將死者的屍體或其殘餘部分按一定的程式放置在特定的場所。自戰國中期開始，君王之墓稱為“陵”；自秦、漢以後，陵址、陵地、陵墓、陵園或陵寢、陵邑專指或專屬皇帝陵。我們認為墓葬反映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文明成就及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重大變化，體現了人們追求歸宿意識和永恆意識的價值取向，表明了人們構築現實世界以外的另一世界的願望和要求，尤其在階級社會中墓葬制度又是階級關係與民族關係、階級利益與民族利益及階級統治與民族統治的一種寫照。
帝王陵墓包括陵墓及其附屬建築，合稱陵寢。作為特殊的實物存在，作為特別的歷史見證，作為奇特的社會文化現象，它受制於社會歷史條件如私有制，也受限於社會文化因素如中華傳統文化。已經鋪展開來的歷史畫卷展示著悠悠歷史，昭示著多彩文化。歷史告訴我們，我國從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到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漫長的時間跨度與悠長的文化傳揚，其疆界穩固與變更，疆域擴大或縮小，疆土安全或危險，以及政治制度的維持與更迭，文教政策的維護與更新，可謂紛紜變換，跌宕起伏，但從總體格局和基本走向來看，中央集權制度穩如泰山，私有制社會安如磐石，儒釋道的主幹地位不易動搖，儒家學說的主流作用難以抹消。具體而言，在漢族和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和地方政權中，共有帝王五百餘人，形成了各個歷史時期居於特殊地位、擁有特殊資源、享有特殊利益的社會階層，其生前飲食起居於富麗堂皇的宮殿，盡享人世間的富足與奢靡，而死後還要“衣食住行”於精妙入神的陵墓，致使至今地面上有影有蹤、年代確鑿的帝王陵寢共一百多座，廣布於中華大地的東西南北中。所以我國的帝王陵寢存量之多、體量之大、形制各異、規模不等和分佈廣泛等特徵，堪稱世界歷史與現實上的獨樹一幟，國家和民族中的標新立異，歷史和文化相統一意味上的自成一家，起到了篳路藍縷的功效，而且其佈局嚴密與建築恢弘、格局宏大與工藝精湛、時局多變與風格迥異及文化深厚與思想深邃等，在世界思想文化史和建築藝術史上彪炳千古，發揮了示範引領的作用。
根據史料記載和考古發現，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了初級形態或原始形態的陵園建築。早期的陵園建築大多在陵墓的四周挖掘隍壕或夯築圍牆而建，另有利用天然溝崖作屏障而成，陵園的一側辟門或設門，陵園內除陵墓外沒有其他附屬建築物，由兩個以上的陵墓排列而建的陵區亦不大，且更多地依賴原始狀態下的自然條件或自然環境，人為因素尚未充分地體現出來，即人化自然的意識和效果並不顯著，自然人化的進程尚屬於啟動階段。儘管陵墓幾乎就是陵園的唯一實物設施，即使陵園內沒有形成明顯的主體建築與附屬建築之分，及人文建築與自然環境之間僅為簡單的樸素的認識、利用與改造的關係，但直面和改善自然條件來滿足人類自身對往生世界圖景的嚮往和靈魂居住問題的關切，屬於一種閱讀人間世界及其居住問題所衍生的初級文明成果，可謂遵照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及其規律、尊享人類自身的認知過程及其成果的重大舉措。我們不能否認在文明初期，調節人與社會、人與人關係的行為規範總和即人際道德已在一定程度上向人類社會賴以產生、生存和發展的自然界適度擴展，對自然界講道德的自然倫理已部分得到認可，但人際道德與自然倫理間所形成的樸素的原始的簡單的影響關係，既有賴於世俗文化的紐帶作用，更仰賴於宗教倫理的橋樑作用，既有待於深度揭示人與自然或人與環境的客觀關係，又亟待於全面闡明人與人及人與社會的價值關係。
春秋晚期，人們已經開始了墓上構築活動和封土為丘的行為，如孔子為父母的墳建造墳丘，這應該是在宣言“敬鬼神而遠之”的思想意識中所存留下來的關於世俗社會與靈魂世界之關係的一種認識和行為吧！“孔子即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1]“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往而觀其葬焉。……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2]而此前尚沒有出現墓表堆起封土和種植樹木的社會行為及社會現象，即“不封不樹”或“無樹無封”（不封土——不壘土成墳，不植樹——不植樹為標記）、“墓而不墳，與地齊平”。一般來說，建造墳丘的意識和活動本來是為了辨識墓葬的自然位置，後來演變為顯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社會標誌。應該說墓葬的社會內容的不斷填充，並初步顯示出時人由平等意識向等級觀念過渡的基本價值取向，即已經萌發了與階級社會相對應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戰國中期，六國的君主死後都營造高大的墳丘，並尊稱為“陵”，意指其高大如山峰，穩固如山嶺，巨大如山巒，權力如山勢，國運如山脈，以此象徵著王權之神聖與神秘，王位之尊貴與尊崇，皇權之至高與至上，即“陵”的出現表明了極權思想已露端倪。墳丘大體分為圓錐形和覆鬥形兩種，這種形制是政治利益的驅使和政治制度的縮影。秦始皇陵繼承了戰國時秦國的陵寢理念，又吸收了六國君王陵寢的一些作法，並最終開創了規模宏大、設施齊備、對後世歷代帝王陵園建築影響巨大而深遠的陵寢制度。這說明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智力因素的開掘，以及為了維護政治統治的需要和滿足政治利益的需求，人們開始一定程度上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條件或自然環境，使其既為人間世界的階級統治提供直接服務，也為靈魂世界輔助人間世界的政治權威提供間接服務。
秦、漢以前，人們在建築都城和住宅時，不具有宗教迷信色彩的“擇地利以便人事而已”的趨利避害的選址觀念居於主導地位，使用占卜的方法選擇建築基址而建造的“卜宅”則帶有一定的迷信和宗教意味，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條件選擇和營造陵墓或陵園則具有較多的迷信要素和信仰因素。秦、漢時期，由於禁忌意識的萌發和風水觀念的增強，人們不再如以前僅以占卜決定吉凶福禍或生老病死，而是密切關聯五行、干支等學說，且大量吸收其中的相生相剋、陰陽互補等觀念，這強化著人文建築與自然環境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文化理念。魏晉南北朝時期，風水理論受到封建士大夫的青睞和推崇，他們把八卦、五行、干支等觀念引入風水學說，以支撐風水理論。唐、宋時期，風水理論得到大儒們的援引和闡揚，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他們不但稱其為修身養性的必修學問，還著書立說予以弘揚和推廣。元、明、清時期，風水理論得以進一步豐富和完善，皇室宮殿、陵園建築、顯貴宅邸、民間住宅等受到風水學說的全面影響，城市水系的思考、公共建築的格局和公私住宅的佈局等亦與風水理論密切相關，致使風水理論向神秘化發展；社會上層信奉和依靠風水理論，以期控制人間世界和靈魂世界的各種活動，社會下層堅信和迷信風水學說，藉以填補精神世界，規約民間風俗和生活習慣。在中國古代社會不管是至尊帝王還是一般平民，風水術乃至風水學（堪輿學、相地術）是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填充人們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空間的不可缺少的構成要素，尤其是帝王在選擇墓園、葬地之時，堅信如果選擇了風水好的地方則會入土為安、子孫蔭福，且政治永續、皇權無憂，而選擇了風水壞的地方則會不得安息、禍患無窮，甚至制度崩壞、文化崩潰。“堪輿，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風水，幾乎每一個對中國文化和民俗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國特有的一門與建築環境規劃有關的學問，主要內容是為選擇建造地點而對地形、地貌、景觀、氣候、生態等各環境要素進行綜合評價，提出建築規劃和設計的一些指導性意見，指出哪些是應該追求的、哪些是應該禁忌的。其範圍包括住宅、宮室、寺觀、陵墓、村落、城市諸多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稱為陰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稱為陽宅。”[3]“葬者，也，乘生氣也。……其行也，因地之勢。其聚也，因勢之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4]隨著社會的發展、認知的啟蒙和思想的精進，人們不應該片面或消極地評價堪輿、風水、占卜等思想和行為，對於天與地或天道與地道、陰與陽或陰宅與陽宅、高與下或高處與下處、吉與凶或吉祥與凶相等事物和現象，需要逐步樹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思維定式和行為方式，努力變革宗教思想、迷信觀念、風水學說、堪輿之術等觀念形態的諸種文化的消極因素而為積極因素，並使之發揮正面的正向的社會作用。
梳理中國陵墓或陵園建築的發展脈絡或演進軌跡，剝離出其中的帝陵神道部分，書寫中國帝陵神道發展簡史，並撰述中國帝陵神道文化與思想歷史，既是艱苦的思維實踐活動，也是探索性和嘗試性的學術研究事業，更是一次甘冒一定的學術風險和文化風險的研學經歷。探討人文建築與生態環境相適應的陽宅風水學說，把捉儒家思想與後世觀念相融合的陰宅風水學說，詮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風水觀對中國社會及周邊地區如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的思想文化所產生的廣泛影響，這是理解和把握中國傳統文化所固有的文化張力與日本文化所內在的文化引力之間影響和被影響關係的重要參照。整理神道文獻與研究帝陵神道，旨在以帝制社會或皇權時代的陵墓或陵園建築為主要對象，歷時性地把握中國陵墓或陵園建築中帝陵神道及其文化、思想和哲學的歷史發展，屆時性地彰現其思想內容、性格特徵和社會功能，並以日本神道的物質形態和觀念形態為重要參照，比較和鑒別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的神道類型與神道派別，並以神道文化、思想和哲學為視角和視野或中介和參照，努力研究和著力推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事業，在一定意義上逐步修正那些因無視神道文化對於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體系的構築作用所帶來的學術缺憾，在某種程度上補正那些因忽視中國神道思想對於日本社會及其價值取向的影響作用所造成的學術空白，在相關領域内矯正那些因輕視中國神道哲學在中日思想文化比較和交流過程中的橋樑作用所形成的學術偏見。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提出了人類社會“五個發展階段說”，即人類社會依次經歷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它的第一階段）這五個階段的歷史發展。人類社會已經走過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正在經歷著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並存與互動的歷史時期，同時社會主義社會時時處處在為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夯實客觀物質基礎和儲備精神文化條件。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個別規律的統一，它因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三種社會形態的完整過程，而遵循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因跨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而遵從了人類社會發展的特殊規律；因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思想和實踐，而誕生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個別規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我們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經典依據，中國古代社會的社情和國情則是我們研讀和深究問題的事實依據。整理神道文獻與研究帝陵神道的問題意識，需聚焦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社會形態及中華民國時期，嚴守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及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原理，因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和其他任何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5]。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沒有也一刻不能停止理論思維，因為任何民族的理論思維都是這個民族的一面旗幟，表徵著這個民族的文化品質和文化品位，構築著這個民族的文化平臺和文化高地，也關聯著這個民族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塑造著這個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並通過一些實物文化形態真實地具現出來，鮮活地存留下來，連貫地延續下去，以使人們可以直觀地、感性地瞭解和把握理論思維與實物形態的相互關係。我們必須追問如下重大理論和實踐關切：人們為什麼能夠如實地反映客觀存在的事物、現象及其發展規律？人們借助什麼樣的工具和手段才能如實地反映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事物、現象及其規律？當人們把握了客觀規律和主觀規律，在遵循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前提下如何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理論思維及精神產品所蘊涵的精神力量為什麼要轉化為實物形態和物質力量？能否轉化為實物形態和物質力量？如何轉化為實物形態和物質力量？轉化為怎樣的實物形態和物質力量？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麼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6]又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毁；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7]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者深刻地揭示了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相互轉化的哲學原理，這是我們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