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企业家也可以讲得很有趣！
你没有听过的任正非与华为30年商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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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说、有笑、有哭、有骂、有心的任正非，一个繁华似锦、烈火烹油、激流涌动的华为。
✦ 讲透任正非与华为一起走来的辉煌与传奇：
任正非是一个注定要永铭中国商业史上的伟大人物，他重新定义了中国企业家精神。他的创业故事激励着无数企业家奋斗。他缔造的华为企业和他一样沉稳、低调，历经沉浮坎坷，却披荆斩棘，屡次登上时代的巅峰。
这一路，是九死一生，这一路，是万劫幸存，这一路，是屡败屡战，华为没有神话，只有三十多年连绵不断的奋斗血泪史。
【内容简介】
一个任正非，半部当代史。
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从任正非的成长经历来看，他其实是一个大时代的缩影。
很多人说华为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那么华为究竟伟大在什么地方？它这些年凭什么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成为当今世界电信行业的王者？
偏偏任正非非常低调，从来不愿意宣传自己，所以外界对他知之甚少，偶有介绍华为和他的书问世，一时间洛阳纸贵。我们今天讲华为的故事，就要从头讲起。
作者介绍
于立坤
蜻蜓FM王牌主播，爆款栏目《大头侃人》收听量已超5.9亿。山东盛狮文化传媒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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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丰富的理论体系和多元的观察角度，用特有的幽默和温情，深度剖析这个时代的商界巨子，为听众提供创业和投资借鉴。本书是他潜心研究、数易其稿、耗时最久的一部作品，深受听众喜爱。
部分摘录：
四十年磨砺 1983年，任正非离开了军队，踏上了深圳——全中国最有活力的这片热土。
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在贵州安顺市镇宁县。
在中国的版图上，贵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所谓“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明代王阳明曾云“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贵州多山地，聚山万座成一国，史上素有“山国”之称。
贵州不若江南富庶之地，从来没有大批量出现过杰出人物，但贵州的杰出人物一旦从山旮旯里蹦出来，那就是鬼才、奇才。
任正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身上有贵州人那种“日鼓鼓”的精气神，所谓“日鼓鼓”，简单说就是倔、认死理、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上，算得上是科学天才的有一个杨振宁，算得上是商业天才的有一个任正非。其他的天才虽然无数，但恐怕不容易打进史书去。”
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任正非只是新“贵人”，他的祖籍其实是浙江金华，祖父名叫任三和，来自金华市浦江县黄宅镇的任店村。
任三和有一门在黄宅镇远近闻名的手艺——制作金华火腿。他做出来的火腿色泽金黄、纹理明显，味道更是无可挑剔，深得吃货们的欢心，搁到现在的话，没准儿能上《舌尖上的中国》。老话说，家财万贯，不如一技傍身。凭借这门手艺，任三和一家衣食无忧，后来还盖了一座气派的徽式四合院，这是中国商人的传统。北方商人建大院，南方巨贾造园林，千古一脉相承。
1910年11月16日，任三和有了一个小儿子，他给孩子取了个很出众的名字——任木生（看来这孩子是五行缺木啊），字摩逊，意为儿子长大后不逊色于任何人。
说起来还真有意思，任摩逊真的像他父亲希望的那样，自幼聪慧，好学善学，再加上家境殷实，大家都觉得任摩逊前途不可限量，将来是要“中翰林、点状元、做大官”的。
等到任摩逊读了几年书，他的父亲任三和老先生却不愿意再让他上学深造了，觉得读书再多也没有用，认识几个字会记账就行了，还是扎扎实实学门手艺更好。
任老先生还在大门正上方刻了“绳其祖武”四个大字，意思是要跟着祖先的足迹继续前进，后人应该继承父辈的手艺。任摩逊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更愿意做个读书人，而不是火腿大师傅，他要出去读书、见世面。父子二人就这样产生了冲突。
其实在我看来，人在世俗的物质生活之外，的确应该有一个精神世界。读书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明理和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风雨不可进，国王不可进，只有自己能够无边无际地自由翱翔。
就像《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里说的，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任摩逊就是闪耀着自由光辉的这种人。
老话说“儿大不由爷”，最终，任三和做出了让步，让他的这个小儿子继续读书。这个决定深远地影响了任氏一脉的命运，在后来任摩逊、任正非父子两人最困难的岁月里，任摩逊再三跟任正非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让他千万不要放弃学习。
1931年，任摩逊考上了北平民大经济学专业，随后在父母族人的期许中去学校就读，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看到结局的故事：读书、结婚、继承家业或者做官……
但是，世事难料，这一年，局势骤变，日本入侵东北。天下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任摩逊和满腔热血的同学们不甘心做亡国奴，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种救亡运动。
孰料祸不单行，任摩逊在大学读了三年后，他远在浙江的父母相继病逝了。这对任摩逊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是感情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二是经济上也失去了来源，他没有办法再上学了，只好辍学回家。
回到故乡后，任摩逊先后在浙江定海水产职业学校、南京农业职中任教，以维持生计。
1937年，机缘巧合之下，颠沛流离之中，任摩逊因同乡介绍，来到广州国民党412军工厂做会计。这个工厂主要生产防毒面罩，是军工产业的边缘产业，随着局势的发展，工厂先是迁到了广西，再从广西迁到了云南，又从云南迁到了贵州。
当时，烽火连天，每个人都是朝不保夕，谁也不会想到，412军工厂这段工作经历后来会给任摩逊及其家族带来那么巨大的影响，在未来的岁月中，整个家族因为这件事灾祸不断。
颠沛流离的生活并没有让热血青年任摩逊丧失对人生和国家的热爱。他私下里宣传抗日，组织讨论会，举办读书会，用行动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这个读书会里，人才荟萃，后来出了不少地方高级干部。
很快，任摩逊办的读书会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特务们准备抓捕他。
危急关头，任摩逊不得不另做打算，以送同乡回老家为由，离开了工厂。可他回到老家后也备受国民党特务的骚扰，为摆脱一路尾随纠缠的特务，他佯装得了恶疾，让村里人用轿子把他抬到当地的火车站。特务怕被传染，不敢靠近阻拦，任摩逊就这样机智地逃离了家乡，这一去，青丝变白发，天涯漂泊，如小舟逝于江海，再未归港。
为了不给老家的人带来麻烦，也为了找个安全的避难所，任摩逊乘着继续南下的火车再次返回贵州，在这个“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西南山国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漂流。
至于浦江的那个家，任摩逊再也没有回去过。直到1995年5月，已经85岁高龄的任摩逊，在儿子任正非的陪同下，最后一次逛了浦江县城，父子俩拍照留念，不知是近乡情怯，抑或是怕睹物思人，任摩逊最终没有迈进家门半步。
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人间万事消磨，任摩逊经历了种种生离死别，到头来恍有人生如梦之感，自故园返回贵州不到一个月，任摩逊与世长辞。
贵州过去是多以偏远闻名于世的，不论是“黔驴技穷”还是“夜郎自大”，都是在暗暗地表达这一地区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感。往事越千年，时代真的不一样了，如今的贵州已成为中国的大数据之都，因为气候凉爽、利于散热，可以为互联网公司节省不少电费的支出。
可在任摩逊所处的年代，贵州还是非常落后的。不过冥冥中自有定数，当年重返贵州后，任摩逊再执教鞭，结识了他此生的灵魂伴侣——程远昭。
程远昭是贵州人，在这个西南山国长大。非常幸运的是，就在同龄人结婚的年纪，她在父母的支持下念完了高中，在当时，她在当地算是个“大”知识分子。结识任摩逊之后，程远昭更是见贤思齐，不断自学精进，最后成了一名数学老师。
任摩逊和程远昭结婚后，举案齐眉，相敬如宾。1944年10月25日，任摩逊和程远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一年，任摩逊34岁，程远昭17岁。
家有添丁之喜，国有动荡之忧，看着这个呱呱坠地的儿子，任摩逊忧从喜来，想到自己北上京华读书正是青春放歌之际，孰料国破家亡、山河破碎，自己在大时代的洪流里颠沛流离，历经各种是非、无数成败……
任摩逊希望自己的儿子在以后的人生中能明辨是非，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磨难所败，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所以他和妻子认真地为这个孩子起名为任正非。这是他们的期盼，期盼这个孩子未来可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这也是他们对孩子的祝福：江湖千秋磨难，任我行。
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在那里，他创办了镇宁民族中学，他培养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他的一生如同枝叶掩映的春泥，不为人知。
当时任家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任正非曾回忆说：“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当地认为有盐炒菜的人就是富人了。我们不能完全说是很穷的穷孩子，但是，我们和城市的孩子比起来，认识确实太孤陋寡闻了。”
不过，随着家里的孩子日渐增多，生活就变得捉襟见肘，任摩逊最小的儿子1956年出生，整整比任正非小十二岁。
那时，任摩逊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教育上，家里的担子只有程远昭一个人扛。虽然如此，她却从不抱怨，朴实善良、性格开朗的她成了这个九口之家的顶梁柱。
根据大头的观察，一个家族中，妈妈的素质往往决定了后代的命运，前有孟母三迁，后有岳母刺字，都雄辩地证明了娶妻娶贤的重要性，程远昭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妻子、伟大的母亲。
当时，程远昭最大的使命就是保证一家人活下去，她总是把其他人照顾周全了才顾得上自己，平日里张罗着家人吃上饭，她自己便开始拾掇灶台，等活计都干完，家人又都吃完了饭，她又得开始忙前忙后收拾，吃不上饭成了常有的事。
程远昭身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女性和知识女性的优良品质，她勤劳、耐苦、慈爱，生完孩子当天就下地做饭，忍饥挨饿时而有之，同时她也上进、努力、不服输，在教学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全家人活下去……她的这些特质深刻影响着年幼的任正非，是他不服输、开朗个性的源头。“好父母胜过好老师”，诚不我欺。
生活艰辛，可无论怎样煎熬，任摩逊夫妇从不多吃一口粮食，他们家那时就已经很“时髦”，实行“分餐制”，但不是为了避免传染疾病和远离病毒，而是共餐这种模式下，大孩子会多吃，年龄小的孩子吃得少，因为粮食总量不够，就会有人饿死。他们给每个孩子定量，不能争抢，这样尽管大家都忍饥挨饿，但保证了没有一个孩子饿死，这样“残酷”的规则，保证了家族的完整性，而程远昭那份本就不多的口粮经常出现在饥肠辘辘的孩子的碗里。
“我从小到大，最大的记忆就是吃不饱，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吃一个馒头。晚上睡觉做梦都在想是不是有个馒头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学习，将来有什么发展机会……”许多年以后，任正非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的时候，如是说。
这段难忘的岁月，让任正非初尝了人生艰辛的一面。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任正非一家的情况更加窘迫，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里是这样描述那段艰难岁月的：
……每个学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妈妈每次都发愁。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毕业我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很热的天，我还穿着厚厚的外衣，就让我向妈妈要一件衬衣，我不敢，因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学时妈妈一次送我两件衬衣，我真想哭，因为我有衬衣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我家当时是2~3人合用一条被盖，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
上大学我要拿走一条被子，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妈妈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我度过了五年的大学生活。
我们家当时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三快高考时，我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被父亲碰上几次，他心疼了。其实那时我家穷得连一个可上锁的柜子都没有，粮食是用瓦缸装着，我也不敢去随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个月，妈妈经常在早上塞给我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我安心复习功课。
1963年，任正非凭借顽强的意志，以中上的成绩考入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该校被并入重庆大学），不得不说，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是命运给予他最好的礼物，它开启了任正非后来的人生所有可能。
进入大学，任正非决心不辜负父母的苦心，学习十分刻苦。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能赚钱孝敬父母，家里的生活会慢慢变好。可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我们从任摩逊的几张老年照片以及他的往事中可以看出，任摩逊是一个性情沉稳、低调内敛、不苟言笑、认真严厉的老知识分子。在“文革”前多次运动中，任摩逊都很低调，所以没有受到冲击，但这次他没能躲过去。
虽然1958年任摩逊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入了党，但因他曾经在国民党军工厂工作，以及他积极的革命进步意志，造反派给他扣上了“修正主义”的罪名，他很快就被打倒了。
在此期间，任摩逊常被造反派推到大街上游街示众，那个时候流行给他们这些“五类分子”头上戴高帽，脸上涂上墨，让他们在众人簇拥中接受批斗和拳脚，人格尊严荡然无存。
有一次，任摩逊曾经的学生指着他质问：“开学第一天，你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我们宣扬孔孟思想，你承认不承认？”
这个学生指的“宣扬孔孟思想”是什么呢？其实是任摩逊在开学典礼上引用了孔子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希望同学们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但在当时，这也成了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