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是著名文史作家十年砍柴的新近力作。本书在晚清大历史的框架下从家国与世情两个维度入手，呈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彭玉麟、刘坤一等众多文臣武将的诸多历史细节，并从他们身边的朋友、幕僚等延伸开去看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深入探究家国与世情之于历史的影响和作用力，深度解析晚清王朝的命运以及个人命运的历史真相。
本书既书写了晚清名臣曾、左、李等，也书写了诸多晚清历史重要时刻的“另类人物”如毓贤、连文冲、耆英等。这些人或多或少具有家国情怀，但他们无力挽救王朝衰亡的局面，有些人内心充溢的道义优越感，却反而害了家与国。作者以历史人物的人际交往为着眼点，细微观察和客观审视历史上的那些人、那些事，借一个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尽量还原晚清王朝如何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路径，解锁了大清王朝终结的根源和迷局。
作者介绍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湖南新邵人，著名文史作家，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法制日报记者、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新媒体主笔等职，兼专栏作家、公号作者。出版著作有：《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2004年）、《晚明七十年:1573—1644，从中兴到覆亡》（2007年）、《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 》（2007年）、《闲话红楼：大观园的后门通梁山》（2009年）、《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2011年）、《自由与宽恕：曼德拉传》（2013年）、《找不回的故乡》（2014年）、《历史的倒影》（2015年）等。
部分摘录：
大才赤忠难补天：曾国藩、李鸿章的共同悲剧 清朝咸同年间太平天国和湘淮军之间的战争，总体而言，这是一场民族的悲剧，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内战之一，有上千万人为之丧生。战死的双方士兵，几乎都是普通百姓的儿子，还有更多无辜平民死在战火之中。主战场在长江中下游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经济、文化因之受到了巨大的破坏。
对双方重要人物和这场战争原因做评价，我以为不能简单的褒贬，更不能因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做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烈的判断。陈寅恪所言“同情之理解”和钱穆所言“温情的敬意”，或许应是我们看待这场大事件中的历史人物合适的态度。
首先要肯定太平天国起义的正当性。在统治阶层腐化堕落，中华大地民不聊生的情形下，老百姓揭竿而起就是“造反有理”。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1) 对广大百姓来说，更是如此。至于后来太平天国高层腐化，出现了残酷的内讧，那是另一个问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洪秀全、杨秀清以“拜上帝教”作为整合、动员的工具，亦可以理解。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往往以神秘宗教来动员，如“五斗米道”“天师道”“明教”“白莲教”，等等。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大沿海城市被迫开放门户，基督教大肆侵入，这个时代的底层知识分子洪秀全取外来宗教之鳞爪和中国底层社会的神巫传统结合，改造出一个意识形态和组织机制合一的动员武器，岂非正常之事？
从另一方来说，湘、淮军的领导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他们都是受儒家文化教育长大的士人精英，而曾、胡、李三人还是翰林出身。他们忠于清廷，挺身而出保卫名教，亦是尽他们的本分而已。在曾国藩出生时，清朝统治中国已近二百年，大清皇帝已经续接了中国帝制时代的道统，所以曾、左、李他们已经没有必须反抗异族统治的历史包袱了。如果他们忠于大清王朝是民族败类的话，那么此前所有出仕为官的汉族士人是不是都要被否定？那后来梁启超等人建构的“中华民族”概念又何以立足？
因此，曾、左、李他们忠于清朝、保卫道统也具有正当性。
因缘际会，李鸿章独领一军去支援上海，从此一飞冲天。淮军因此而起，李鸿章的功业甚至超过了老师曾国藩。
对曾国藩的提携，李鸿章可以说做到了投桃报李。虽然羽翼丰满的李鸿章和曾国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分歧，但李鸿章能在事理层面上向老师作解释和说服，在姿态上对老师维持着尊重。在关系到曾氏兄弟核心利益的大事上，李鸿章很知趣。譬如，在曾国荃围困金陵城数年却迟迟不能攻克时，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收复了金陵东面的苏州、常州，清廷命令李鸿章率军西进和曾国荃的湘军吉字营合攻金陵。但李鸿章知道金陵是曾老九的禁脔，如果他来合攻是公然抢功，会成为曾氏兄弟的仇敌，于是便想各种托辞向朝廷敷衍，终于成就了曾九帅的军队独自攻陷天京（今南京）城的首功。金陵攻占后，曾氏兄弟分别获得侯、伯爵位。为此，曾国藩对李鸿章说：“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2)
对比另一个出自曾国藩幕府的封疆大吏沈葆桢，李鸿章对曾国藩可谓十分仁义了。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办事能力很强，经曾国藩大力保举，一路平步青云。后来，沈葆桢做到了江西省巡抚，于是“屁股决定脑袋”，马上和管辖江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闹翻，原因是扣留江西应解给湘军的银两，而且绕过曾国藩直接疏通户部。由此，湘军上下说如果朝廷开“绝无良心科”的考试，沈葆桢肯定是状元。
在清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曾国藩、李鸿章师生两人无论是才能还是对清廷的忠诚，应该算得上十分突出的。然而在那样的体制中，大才赤忠难补天，这又是曾、李师生二人的共同悲剧。
曾国藩和李鸿章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的事功放在中国秦以后的历史长轴中衡量，亦做到了人臣的顶峰，能与郭子仪、李光弼、王阳明等人相埒甚至过之。曾国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个实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物。曾、李二公早年中进士，入翰苑，达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的最高等级；中年以文臣典兵，平定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对清廷来说，此二人领导的湘、淮军延长了五十多年的国祚。
与古代中国那些“文可安邦，武可戡乱”的大臣相比，曾国藩、李鸿章面临的情势很不一样。此前的历朝大臣，从汉朝的萧何开始，到清道光年间陶澍这代名臣，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的问题，是帝国内部的问题，可以史为鉴，有经验可循。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时势大变，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都完成了近现代化的转型，国力大增，进而雄心勃勃向外扩张，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东方帝国的大门。面对如李鸿章所言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3) ，超出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经验范围，无论是尊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还是曾国藩的座师穆彰阿，应对都是失败的。
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是在帝国应对世界之大变全面失败中总结教训，一点点适应的。曾、李师生二人的过人之处是，尽管他们青少年时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不保守、不僵化，气度恢弘，心胸开阔，善于学习。在镇压太平军中，他们先从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开办军械厂，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帷幕。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曾国藩更进一步，淮军很早就开始学习西方军队的操练和管理模式。
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曾国藩、李鸿章逐渐了解并尊重当时通行的国际外交准则。曾国藩生前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批准容闳关于选拔幼童去美国学习的建议。可以说，从产业、外交到科技教育，曾、李师生二人是中国近代化最早的重要开拓者。
历史上能臣不少，但做到赤忠的能臣并不多。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对他们服务的朝廷和皇帝，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在曾、李所处的时代，爱国和忠君是不可分的，尽管“行道”与“忠君”有矛盾，但为江山社稷、为天下黎民尽己所能，必须以“忠君”为前提。
在列强欺凌的时代，曾国藩、李鸿章对朝廷和皇帝的尽忠，比起历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难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个人生前、死后的毁誉置之度外，说白了就是要有给太后和皇帝“背锅”的觉悟。
曾国藩受命去处理天津教案时，正当其声誉如日中天，德行、事功天下士民景仰。从保定赶赴天津之前，他就知道这个差事太难了，既不能不负责任地硬怼法国引起战争；又不能把仇外的爱国士民的怒火引向太后和皇帝，他能做的只能是牺牲自己的名节。同治九年（1870）六月，曾国藩刚到天津着手处理教案，他在六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日办一咨文，力辩外国无挖眼、剖心之事。语太偏徇，同人多不谓然，将来必为清议所讥。” (4) 可见，他对办理教案将影响自己的清誉已经料到了。
曾纪泽《使西日记》记载了他被任命为驻英国、法国钦差大臣后拜别慈禧太后时两人的对话，其向太后讲到当年其父受命处理天津教案如何忍辱负重，替国家保全大局。兹节选如下：
慈禧太后： 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曾纪泽：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在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5)
作为手握重兵的汉族大臣，曾国藩尽心尽力为清廷做事，但他依然要受到皇帝及太后的猜疑和其他大臣的暗算、掣肘。可见，在大清官场那个酱缸里，要做一件事是何等的艰难。曾国藩晚年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感叹：“师历年辛苦，与贼斗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斗者不啻十之五六。” (6) 也就是说，曾国藩大部分精力不是用来与造反的太平军、捻军斗争，而是与体制内各种错综复杂的力量斗争。对此，曾国藩有过愤怒，有过想撂挑子的想法，但最终都能坦然承受，以“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态度待之。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副对联自警：“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7) 对此，他在日记中解释道：“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 (8) 意即不管身处何种境地，都要如同春天一样保持生机盎然，努力向上；无论遭遇怎样的磨难，都要坚守自己的骨气。
尽管李鸿章处理事情比曾国藩更加圆通，但大体上说他对朝廷忠心耿耿，不计毁誉做事是延续师门一脉的。与前述曾国藩那副对联对应的是，李鸿章也写过一副对联自勉：“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9) 李鸿章显然是得了老师曾国藩的心法，只是牢骚表达得尤为明显，不如曾国藩那样含蓄。
经过天津教案的折磨，曾国藩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骂名满天下，旧疾常常复发，不时头晕、失眠，一只眼睛失明。他拖着病体强打精神做事，很快油尽灯枯，于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午后在两江总督衙署突发疾病而逝。曾国藩去世这天早晨，他起床后写了一段日记，这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文字：
晨起，书：“既不能振作精神，稍尽当为之职分，又不能溘先朝露，同归于尽，苟活人间，惭悚何极。” (10)
这段文字流露出曾国藩有些许的厌世情绪，死对他来说是个解脱，千钧重担终于卸肩交给了弟子李鸿章。李鸿章面临的局势比曾国藩更为险恶和复杂，他活了七十九岁，寿则多辱，所受到的非议和背的黑锅也远比老师多、比老师重。
李鸿章一生背的最大的黑锅是对日“甲午战争”战败，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败，作为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实际统帅，李鸿章当然要负责任，但我以为不应负主要责任。当时的清朝还是“前现代”国家，政府和军队的组织形式、动员能力以及具体战略战术、武器装备，无法和经过明治维新而实现近代化的日本相比，所以此战必败。李鸿章的畏葸避战，尽量以外交方式斡旋、拖延，是当时不得已的法子，也是最为现实的应对方式。可在志大才疏、血气方刚的光绪帝和他那位善于弄巧、对湘淮军成见很深的老师翁同龢，以及不知道中日战争能力差距、善于打口炮的“清流派”官员强力推动下，李鸿章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
战败后，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去马关签约，忍受人生最大的侮辱，差点被日本刺客杀死。在当时的情形下，李鸿章讨价还价，尽最大能力在赔款、割地诸方面使清廷避免更大的损失，后来还运作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可这样换来的是“李二先生是汉奸”的天下诟詈，而促成浪战的“清流派”大臣倒是被人称颂为不畏强敌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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