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耶稣教导他的信徒：“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然而到了罗马衰落之时，教会却变得无比富有。财富的涌入之于教会，是罪恶还是从事慈善的良方？ 在《穿过针眼》中，古代晚期研究领域的创立者——彼得•布朗，从财富的角度审视了教会的崛起，以及它给崇尚贫穷美德、称贪婪为万恶之源的制度所带来的挑战。布朗结合奥古斯丁等主要基督教思想家的观点，考察了新财富涌入教会所引起的争议，以及人们对财富态度的变化；描述了富有的捐赠者在危机四伏的帝国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展示了利用财富来照顾穷人与罗马旧式慈善事业之间的竞争；呈现了那些为了得到天上的财宝而捐出钱财的普通人。 这是一部关于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基督教财富的知识史和社会史，为认识古代晚期教会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作者介绍
彼得•布朗（Peter Brown），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古代晚期研究领域的发明者、权威的奥古斯丁专家、晚期罗马帝国宗教史研究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其研究主要涉及晚期罗马帝国和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文化以及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著有《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 A Biography）、《古代晚期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身体与社会》（The Body and Society）等。
部分摘录：
从“小农民”到“市政要员”：财富、特权与权力 我们将用一些总结性的内容开启这一章。首先，我们将讨论罗马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相辅相成的独特方式。随后，我们会考察财富是如何从土地上被汲取出来的。在此之后，我们将专注于一个世纪：我们会尝试勾勒4世纪拉丁西方地区中上层社会的结构，尽管篇幅上难免简短；我们会考察一个新的社会从多个方面看是何种模样——作为罗马帝国深刻的秩序重构的结果，这个公元300年之后的新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层形式和新的财富展示方式。
让我们以提出第一个问题开始：晚期罗马社会中的“财富”究竟指的是什么？对这个时期的有钱人有过观察的人倾向于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在绝大多数例子里，财富就是可以将劳动转化成食物的土地。对于有钱人来说，食物可以进一步转化成金钱，进而兑换成特权和权力。
我们能在社会的多个层面上看到这一进程在起作用。一个发生在4世纪非洲内陆的发迹故事能够很好地把它阐释清楚。一段来自马克塔尔（位于突尼斯西南部内陆高原边缘的一座城市）的铭文讲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是如何赢得财富和特权的。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学者们都称他为“马克塔尔的收获者”。他用一长段铭文记录了自己的一生。他从不曾完全没有土地。在度过了依靠自己的土地勉强维生的日子后，他发家成了一个劳工群体的工头。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是没有土地的，与他相比贫穷得多。作为收获时节的劳力，这些劳工将会遍布东努米底亚（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在毒日头之下”十二年的劳作，让“马克塔尔的收获者”最后成为“一家之主”，也就是一个不错的农场的拥有者。最终，来自产业的收入使他有资格成为马克塔尔市议会的成员。
我坐进了市议会的庙宇里（指的是马克塔尔“神圣的”议会大厅），我从一个“小农民”变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公民、一位检察官。
他辛劳的一生就此“收获了地位的果实”[1]。
通过加入市议会，我们的这位“收获者”跨越了罗马世界最重要的社会门槛。它并非现代意义上贫穷和富裕的门槛，而是罗马世界中最为关键的、在寂寂无闻和品位之间的门槛。成为如马卡塔尔这样的罗马城市的统治成员，使“收获者”得以通向特权和权力，他不再只是一介小农。作为一位市议员［即一位curialis——curia（公民群体）中的一员，或者decurio，即市议会的一个成员］，他成了一个更有地位的人。例如，他不能被鞭笞或者拷打，这不是个可有可无的特权，在这个以残忍闻名的帝国里，一般的老百姓没法享有这种特权。“收获者”在市议会中的席位，连同他代表市议会参加活动带来的“地位”，足以让他在其所在地区成为一个小贵族了。[2]
仅仅在非洲就有500个像马克塔尔这样的城市。它们像一张细网，覆盖在今天突尼斯东北部的土地上。离马克塔尔最近的城市与其相距只有10英里。大多数非洲城市的人口都在2000～5000人，放在今天，它们可能会被称作“农业镇”。可这些城市并不这样看自己。严格来说，每一座这样的城市都是一个受罗马帝国大伞庇护的自治的政治体。[3]
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有点怪。就好像法国和意大利的基层结构是由许多摩纳哥小公国与圣马力诺共和国构成的。然而，这些从那个属于小公国和城邦的世界遗留下的残余，在我们的时代里成了税务的庇护所。它们出了名地不情愿法国和意大利的税务官插手存在它们那里的钱。与之相比，罗马帝国的情况截然相反：正是在征税上与帝国权威的合作，使这些城市变得重要，同时也把这些城市的精英收束在帝国的体系里。
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帝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4]。除了对高等司法和军队的控制，它把几乎所有的政府职能都下放给了地方性群体。警力、道路维护、防御工事，以及最为重要的税收，都被下放给了约2500个城市的市议会，这些城市如仙女的魔法水一般散落在庞大帝国的地表。帝国非常倚重这些市议会的成员。作为交换，帝国允许他们尽其所愿地压榨其他人。一个市议员进入了那个品位的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僭主，他的基本义务就是以帝国的名义巧取豪夺。
和其他众多罗马城市一样，马克塔尔把它的市议会称作“辉煌无比的统治阶层”。[5]它统治的区域以城区为中心，延伸至方圆5英里。这些市议员，而非罗马政权的代表（除非在紧急状态下），承担了每年从这片小区域各个角落的居民那里榨取赋税的任务。根据国家要求，这些赋税的形式包括货币、劳动、食物、牲口以及其他有用物资。
帝国官僚系统向每座城市下达一个赋税和劳力要求的总额。市议员在自己中间分派这个总额，然后从他们的迷你王国的所有居民那里征收。因此，对马卡塔尔和各个行省里数不清的小城来说，一个人数在30～100人的群体所做的决定，通过税收负担的分配和每年一度的征收，直接影响了几千人的命运。
罗马帝国的这种把权力委任给城市的系统，确保了帝国的权力不会被局限在顶层，而是下渗至最小的城市。市议会的议员代表帝国管辖城市民众。在城市之外，市议员会去小农民们居住的乡下巡查，“马克塔尔的收获者”所摆脱的就是这个阶层的命运。议员们从这些小农民身上，以租金和实物的方式获得他们自己的收入。同时，通过在小农民那里为皇帝收税，市议员向他们展示了罗马政权的力量。
因此，在晚期罗马帝国，有钱人始终有钱，因为他们受到公共权威的保护。就算是像我们的“收获者”这样的卑微农民，一旦跻身市议会，也期待着能够用帝国的权威包装自己。他辛勤积累的财富领着他往这个唯一的方向走。中国古代那种能被称许为“素封者”的人——就像太史公司马迁对汉帝国极端富裕的商人和行业垄断者的称许——在罗马帝国里并不存在。[6]财富和“地位”是被归于一处的，没有其中之一，另外一个也没法被获得或者维持。因此，在处理晚期帝国（以及罗马史的其他大部分时期）的财富问题时，我们必须有根本性的思想转变，即“从一个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钱的（现代）思维世界转变为一个金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力的思维世界”[7]。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这个情况带来了视野上一些奇怪的小麻烦：很难判断晚期帝国的社会差距。那些看起来被不可跨越的财富鸿沟分隔的人和制度，常常比我们预想的更接近彼此。我们的“收获者”大概并不比他出身其中的小农阶层的很多人富裕太多。成为市议会议员的要求是拥有300索里达（金币）的资本。这个数目可以折合成25～30索里达的年收入。[8]但是马克塔尔市议会成员所带来的“地位”，把他（很可能还包括他的后代，如果他成功了的话）置于罗马社会的最顶端。一旦我们的“收获者”成为市议会的一员，在法律和制度的双重意义上，就所共享的特权而言，他和一个元老院元老的相似度要大过他和他曾经的邻居（后者的肉体依然处在罗马政权的恩威之下）之间的相似度。
我们需要始终铭记这种情况所产生的效果。各个城市自身的情况是差异极大的。马克塔尔远不是一个基于某种唯一的、一刀切的模板的罗马城市，它有自己可以上溯五百年的复杂的认同。在公元前3世纪，马克塔尔曾是某个努米底亚王国的首都。在2世纪之前，它的市议会一直保留着古迦太基人的民政职位称谓。在4世纪，迦太基语很可能还在大街上和乡下被使用。然而，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权力委派制度，这些多样性都被裹进了一个更广大的帝国结构之中。[9]
如果在晚期罗马帝国中存在一种所谓“政治民族”的东西（就像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在他对18世纪英国议会成员出身背景的研究中所勾勒的），那么它并不只存在于拥有神圣庄严的过去和有约600名成员的罗马元老院。它同样存在于由65000名市议员（我们称之为“市议员阶级”，它由市议会的成员构成）构成的庞大的人才储备之中。这些市议员散布在西部帝国的各个城市，更不用说，城市化程度更深的罗马帝国东部行省里还有这个阶层数以万计的成员。[10]
晚期罗马社会以城市为本的性质，决定了这个“政治民族”的地理范围。让我们暂时想象一幅展示罗马西部世界里各地区相对城市密度的地图。在非洲行省的东北角（迦太基向内陆延伸125英里左右）、西西里、意大利中部，以及位于最西端的西班牙南部，城市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0英里，也就是半天的路程。与这种密集区域相毗邻的，是一个更大的区域，其中的城市相距25英里。这个区域包括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海岸、地中海沿岸的高卢地区、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部分区域，以及离海岸线60英里的北非大部分地区。这片活跃的核心地区之外，在包括大部分的高卢、不列颠、多瑙河沿岸以及非洲内陆，城市相隔更远。这些城市与众不同的结构所带来的影响，被广泛延伸的村落、农庄和乡村圣所掩盖。[11]
地图1 一个城市的世界，400年前后
读者需要认识到，这幅拉丁西方地区400年前后的城市总体分布图来源于一幅600年前后的基督教主教教区图。罗马帝国的城市得以幸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为中古早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教教区网络提供了基础。
本书的主要人物，无论是否为基督徒，几乎无一例外都生活在前两种区域里。除了一些出身于元老阶层的，几乎我们将要遇到的所有作者都来自市议员阶层。事实上，直到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的末尾，伴随着基督教在罗马西部世界的兴起而出现的恐慌和兴奋，都只发生在古代城市这一灯光闪耀的舞台上，从超级大都市罗马，到像米兰、迦太基、波尔多、巴塞罗那和阿尔勒这样的城市，再到数不清的像马卡塔尔这样的北非小镇和其他地方的小镇。在4世纪，只有在奥古斯丁的非洲，我们才能听到乡下基督徒的声音。直到5世纪后，在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乡下，一种乡村基督教才从一种彻底的沉默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