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安史之乱是唐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解析这一事件的维度主要有二，一个是政治史维度，一个是民族史维度，二者又有所交集。本书试图打通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度的讨论。著者细致地揭示了安史之乱前河北地区胡化问题，注意到安史之乱前幽营地区胡人的多元互动，把安史之乱之后的河北胡化，分成北部的幽营与南部的恒魏两个不同阶段，阐释其中意涵的差异。对于安史之乱的主角安禄山、借兵回纥，以及叛乱平定之际作为唐军统帅的仆固怀恩之叛，本书作了更为深入的梳理，尤其注意多种势力之间的角逐，呈现了更加繁复的历史风貌。
作者介绍
王炳文，1986年生，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现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唐代政治史与中古民族史。在《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中华文史论丛》、《史学月刊》、《唐研究》、（台北）《新史学》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一项。
部分摘录：
从“胡地”到“戎墟”：河北意象的变迁 “胡地”之典，出于《战国策》。赵武灵王“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在贵臣肥义的支持下，立定“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决心。[3]这就是著名的武灵王平昼闲（间）居以定“胡服骑射”的典故。从其“权甲兵之用”以“计胡、狄之利”的初衷来看，此处“胡地”是指赵国北部紧邻的胡人领地。不过在经历中古漫长的社会变迁之后，“胡地”逐渐扩展为普遍意义上的胡人聚居区，这在唐人的语境中尤为明显。怛罗斯之战中李嗣业曾对高仙芝说“将军深入胡地，后绝救兵”[4]，是指胡人的势力范围；陈子昂曾描述唐军远至突利城的情形——“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马，不耐祁寒”[5]，以“胡地”对“南中”，可见其北徼边地之意；吕令问“下代郡而出雁门，抵平城而入胡地”[6]，则“胡地”泛指唐厥交界的代北区域；至于灵州辖下灵武县“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城”[7]，则显就胡人聚居区而言。故此，“胡地”在唐人语境中是对边塞之地和胡人生活聚居地区的一种泛称。
“戎墟”之典，出于《左传》。《左传·僖公·僖公二十二年》载：“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8]披发被周人视为典型的夷狄风俗，“祭于野”即野祭或说墓祭，与当时盛行的祭于宗庙或室内的周礼迥异，辛有见微知著，从披发野祭的民间行为中觉察到该地周礼的沦落（“其礼先亡”），而百余年后秦、晋两国将陆浑之戎迁至密迩成周的伊川，使辛有的预言成为现实，“伊洛之地”与“戎狄之墟”两种反差甚巨的意象首次联系在一起，对时人内心产生了巨大冲击。及至西晋末年，五胡内迁，典午南浮，辛有的典故再次被广泛提及，并出现了“戎墟”这一确定意象。东晋义熙元年（405），远在凉州的李暠给晋安帝的上表谓：“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颙颙，悬心象魏。……今帝居未复，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验。”[9]这里显然是以“戎墟”指涉被“夷狄”之类的北方政权所据有的中原故土。这在萧绮为《拾遗记》所作序文中也可清晰看出，所谓“当伪秦之季，王纲迁号，五都沦覆，河洛之地，没为戎墟，宫室榛芜，书藏堙毁”[10]，是一种本于传统礼乐的夷夏之辨。随着北方政治格局的变动，到了魏收编撰《魏书》时，“戎墟”已俨然成为拓跋皇室对周边割据政权的指斥，他将张寔、沮渠蒙逊等人斥为乘“周德之衰”而“介在人外，地实戎墟，大争张，潜怀不逊”，以致“终为擒灭”[11]，体现出基于现实政治诉求的鲜明正统观。而僧祐在力图“设教移俗”以争取佛教地位时，也恰是以“伊洛本夏，而鞠为戎墟；吴楚本夷，而翻成华邑”[12]的现实来作为论据。可以看到，“戎墟”之典在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夷夏之辨和正统之别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夷狄凭陵是表层的动因，最终仍要落到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现实层面。
元和七年（812）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大将田兴归唐并得授节钺，赐名弘正。在给朝廷的谢表中，田弘正对安史之乱以后的河北情形做出如下描述：
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从乃祖乃父以来，沐文子文孙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空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伏自天宝以还，幽陵肇祸，山东奥壤，悉化戎墟，虽外一车书，而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国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载。[13]
田弘正是首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从侄，他出生于广德二年（764）[14]，此时安史之乱已经结束一年，因此他自幼即生长于魏州。所谓“家本边塞”是就田弘正之先“世事卢龙军为裨校”[15]的旧事而论的，“乃祖乃父以来”是指田承嗣及其从弟田廷玠（田弘正之父）在随安禄山叛乱前所获的低级职位（承嗣为幽州节度使裨将，廷玠为平舒丞）。田弘正以“空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自叙其幼年时期，重在强调魏州礼乐文教的缺失。结合元和年间的政治局势，我们可以明确其奏表中的“山东”是指包括了河北三镇与淄青道在内的四镇之地，因此，所谓“山东奥壤，悉化戎墟”正是就河朔的政治割据性而言的，是对《左传》以来“戎墟”之典中正统性与合法性含义的进一步突出。田弘正不曾经历其先祖在幽营“胡地”的走马豪侠，他的看法反映出时隔六十几年后，时人对河北的观念在潜移默化间的巨大转变。
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基于文化史观提出了著名的河北胡化理论，指出肇端于玄宗朝后期的河北胡化现象以及安史军中大量存在粟特胡人的事实，并具体阐释：“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16]史学界对于陈寅恪的这一理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方面，这一学说直指安史之乱最为核心的种族文化问题，为观察唐中期种族的变迁、叛乱的爆发、河朔割据局面的形成等重要历史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角度，因此长期以来被视为研究安史之乱的支柱理论。随着近年来中国境内大量粟特人墓葬的出土及相关石刻资料的整理刊布，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17]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宏观性的文化史解释模式，这一理论在贯穿陈氏“种族文化说”的同时，却在有意无意间绕开了政治史上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且在构建过程中难免忽略了一些细节，这使得陈寅恪的胡化理论从其诞生之初便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批判，集中体现在对河北地域特殊性和胡化种族构成两个问题的争议上。[18]更多的学者则持相对中立的观点，在认可河北胡化现象的前提下对其内部结构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19]
无论对其持何种态度，河北胡化在安史之乱的研究中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陈寅恪向来重视政治斗争在中古史研究中的作用，遗憾的是他对于安史之乱的诠释止步于文化史的宏观解释，然而他关于中央革命、党派斗争、蕃兵部落等相关问题的卓越见解，似乎暗示着借鉴政治史研究完善和深化河北胡化理论的可能性。森部丰指出：“认为单一种族是安史军队的主体，不但史料上不可能，也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20]中古史料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对河北族群结构进行精确的测算，即便获得某种局部性的可靠统计，也并不见得能揭示出历史演进的内部动因。此外，安史之乱的相关史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动乱在唐人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相关的军事行动、政治决策也有很多，这使得安史之乱在史料中多有提及。另一方面，叛乱对于各类文档、记载的毁坏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其中既有战火之中遗失的部分，也有时人对于一些敏感历史记录的刻意篡改、掩饰乃至销毁。
欧阳修依外族盛衰而列出有唐一代的四大边患，依次是突厥、吐蕃、回纥、南诏。[21]陈寅恪更是将其总结为“外族盛衰连环性”。以太宗朝第一突厥汗国覆亡为标志，唐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量设置羁縻府州，大批突厥、铁勒、粟特、契丹等部族移居进来。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复兴和东北契丹的逐渐强大，这些内附蕃部时叛时服，唐朝并不能完全予以控制，“胡天八月即飞雪”这样的诗句反映出在唐前期中原时人的眼里，胡人的聚居区是与中原多有不同的地方。以安史之乱为界标，动地的渔阳鞞鼓除了带来大批幽营胡人军队，也带来了此后河朔与唐朝中央的长期对峙。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是政治与民族因素相交织的问题，也是理解唐后期河朔三镇特质的关键。张国刚指出，“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唐王朝面临的政治矛盾的焦点和军事斗争的重心都已发生新的转移。唐廷与安史叛乱势力的矛盾已相对地让位于它与反叛势力——新起军阀和宦官势力的矛盾”，而“河朔割据的形成，不单单是安史之乱的后遗症，实际上还是新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所造成的一种局面”。[22]安史之乱是一次契机，它使得此前集聚于幽营诸州的诸蕃胡人大举南下。然而这一历史事件首先又是一次激烈的政治斗争、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南下的胡人军将与河北道本身的军事力量相结合[23]，形成了日后雄踞河北一百五十年的河朔藩镇。众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大量胡人在战后迁入河北的现象，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日益形成的河朔藩镇的首要特点并非典型的胡化，而是有了包括政治结构、军事构成、婚姻网络诸方面的自身独特的性格特征。[24]早在战乱平复初期，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就曾向郭子仪的使者西向跪拜并称“此膝不屈于人若干年矣”[25]，表现出对于中央政治的认同。到了元和初年田弘正归朝时，指出了河北“悉化戎墟”的状况，是河朔藩镇对于其身份的自我认定。及至唐末，以河北为代表的胡汉语境更是趋于消解[26]，“胡化”俨然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之间存在双重关系。一方面，安史之乱是整个唐前期北方民族矛盾的总爆发，也是中原地区所经历的最直接、最深刻的一次胡化。随着安史叛军的南下及燕政权的建立，大批幽营地区的胡人军将进入河北，带来了蕃部蕃兵及相应的军事组织制度，以及典型的胡化信仰。另一方面，经此动乱，胡化这一主题反而悄然退出唐后期的历史舞台，河朔藩镇取代了胡化，成为唐后期的主要问题之一。一般来说，历史学家会将这种现象视为民族融合自然而然的结果，然而这只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说法，甚至是对历史问题推卸责任。任何历史事件都有缘由，安史之乱以后大批胡人入居河北，同时唐朝绥抚的平叛政策也使河朔藩镇在政治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但为什么叛乱之后的河北没有再被时人视为“胡地”，而是成为政治割据、礼乐缺失的“戎墟”？显然，这中间的差异需要我们着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