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作者罗荣邦认为，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古代中国从未停止对提升海洋实力的探索，及至宋、元、明时期，古代中国正式成为海上强国。 造船技术一度世界当先：从宋朝开始，中国的造船技术突飞猛进，可载上百人的大型商船已十分常见，在东方航运界掀起一场无形的革命…… 航海足迹远至东非：早在宋朝，中国人对东海、南海、印度洋上的国家已了如指掌。至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令中国人的足迹远至非洲东海岸…… 傲视东方海域数百年：在南宋、元朝及明的初三百年间，中国水师的势力范围覆盖至印度洋。中国的船运业在水师的庇护下，在东方海道上的发展飞速提升…… 翻开本书，从战争、贸易、文化等方面，看清古代中国如何一步步成为海洋强国！
作者介绍
罗荣邦Jung-pangLo（1912—1981） 美籍华人，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中国史终身教授，中国古代海权史研究专家，同时也是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执笔人之一。 罗荣邦是康有为的外孙，幼年时曾与康有为度过一段四处漂泊的日子，许多年后编译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令他小有名气。但事实上，他一生的重点研究方向在中国海洋史。 1934年，罗荣邦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协助李约瑟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分析中国水师的文章，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水力学、船只建造、航海以及海军武器系统等。 1957年，罗荣邦重新整理了他先前关于中国水师的研究，即是本书《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
部分摘录：
海上强国的崛起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蜿蜒曲折的海岸线，北起杭州，南至中南半岛边界，全长3050英里，占中国5360英里[1]海岸线的57%。岛屿罗列，岬角、入水口及港湾交错，形成了曲曲折折、凹凸有致的海岸。仅浙江省就有海岛1806个[2]，再加上福建省的599个海岛和广东省的540个海岛，东南沿海共有2945个海岛[3]，约占中国海岛总数的四分之三。[11]中国有62个避风锚地，其中47个位于东南沿海，4个位于台湾和澎湖列岛。[12]
天然港口能否发展成港口城市，主要取决于其与内陆的距离远近。港口发展需要便捷、经济的交通条件。山东和辽东有一些不错的港口，但它们缺少通往内陆地区的河道，因此无法繁荣兴盛。东南沿海的一些港口也有类似的缺陷，它们与内陆的联系被南岭山脉阻断，且河道太短，水流太急，无法将人和货物运输到太远的内陆地区。
在中国的海岸上，条件最好的港口并不一定都能发展成为卓越的港口城市，而兴旺的港口城市也不一定是条件优越的港口。广州位于三江汇合处，是中国最古老的海港城市之一。
通过河道，广州向西可到广西，向北可达湖南；穿过唐朝时期修建的南岭古道则可至江西。扬州位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发展成了繁荣的港口城市。12世纪时，位于今日上海的华亭港开埠后日渐繁荣，取代了扬州的位置。上海的商人最远能到内陆地区的四川进行贸易。天津在元代被称为直沽。南方的漕粮和海外的舶来品分别通过漕运和海运北上，必须经过天津，才能到达忽必烈和永乐皇帝所在的京师，天津因而慢慢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和枢纽。广州、扬州、上海和天津都需要时常疏浚河道，才能保持港口的畅通。
这些通过河道深入中国内陆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国沿海最具战略意义的地区。上海附近绵延百里的长江出海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兵家必争之地。该地区不仅是进入中国内陆的门户，流经此处的京杭大运河也是南北运输的交通要道。纵观历史，要想控制中国，必先控制此区域。任何争夺该地区控制权的战争通常都爆发在长江以北及淮河流域，但结果都不可避免地以长江下游的水战定输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南方地形丰富，气候较为温暖。该地区的人民思想开明，敏于行动，想象力丰富，进取心强，头脑灵活，富有冒险精神，并能付诸行动，天生适合从事商业和航海事业。通常，“广州”和“商人”，“宁波”和“海员”，“福建”和“水师”，这些词都是联系在一块儿的。[13]理论上，中国东南地区的沿海省份无法维持庞大的人口规模，因为浙江省和福建省有90%的区域是山地，但它们在元代却是全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地区。[14]
南方的自然条件也是促使南方人出海活动的因素。东南沿海的各个地区被山脉阻隔，因此海上交通是最便捷的方式。沿海地带和北方行政中心之间的联系则更为困难。在100年前，即使是装备最精良的官府驿使，步行至少要56天，骑马也要至少32天才能从广州到达1900英里之外的北京。[15]大多数普通的旅客一般需要花4到6个月的时间完成这段旅程。[16]然而在1000多年前，那些时常出入中国海域的阿拉伯船只，即使是装备最差的，也只需22天就能从广州经由新加坡海峡到达爪哇岛。这段路程同样为1900英里。[17]
早期的沿海诸国
中国最早的水师由周武王组建。当时的人掌握了颇为先进的造船技术，已经远远脱离了独木舟和木筏的阶段，船舶也成为常用的交通工具。[18]据《史记》记载，周武王在位第九年，下令主掌舟楫的官员(当时官名为苍兕)集结船只运送军队东征。[19]
周武王大规模实行分封制，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上百个。其中，齐国地处以基岩海岸为主的山东半岛，吴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越国在丘陵众多的浙江境内，楚国的位置在今天湖北和湖南一带。吴、越和楚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被视为蛮夷之地，在不断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过程中，它们也逐渐崛起。齐国临海，吴、越、楚三国境内水系发达，舟师(当时的水师)的实力都得到了发展。至公元前6世纪，各诸侯国间水战的规模和数量都有所增加。
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国就已出现胆识惊人的船员。他们穿越山东至辽东的海峡，沿朝鲜的海岸航行，来往于各个岛屿之间。[20]公元前710年，朝鲜发生饥荒，很多朝鲜人坐船来到今山东境内的鲁国和齐国购买粮食。[21]山东地区成为海上活动的中心。公元前656年，齐国预谋攻打南方的楚国，如果从陆地行军需要穿过陈国和郑国(位于今河南地区)，于是有人提议改派船队沿海南下到达楚国，以攻其不备。[22]
与北方人相比，南方人出海远征的时间要更晚。[23]公元前603年，楚国攻打吴国。楚国舍弃了顺长江而下这条捷径，而选择了淮河这条水路东进。[24]到了公元前549年，史书记载楚国战船顺长江而下袭击了吴国，[25]长江渐渐成为水上战场。公元前525年，吴、楚两国舟师于长岸(今安徽当涂附近)交战，楚军击败吴军，缴获战船“馀皇”号。后来，吴国又设计夺回该船。[26]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23年和公元前518年，楚国都在打造战船。[27]但到了公元前489年，楚国的战船并未能阻挡吴国的舟师，将领及七名官员被吴国俘获。一时间，楚国有亡国之险，人心惶惶。[28]
吴国能大败楚国，一跃成为海上强国，进而晋级春秋五霸强国之列，伍员(伍子胥)功不可没。[29]伍员曾在楚国为官，受迫害后投奔吴王阖闾。吴国战胜楚国后四年，派了一艘战船冒险远洋。公元前485年，吴国的舟师在徐承的统率下，沿海北上伐齐。尽管吴国在这次战争中失利，但它发动的这次战争开创了中国历史，甚至可能是东亚历史上出海作战的先河，意义非同凡响。[30]
然而，吴国的霸主地位持续时间并不长。西边的楚国和南边的越国在水战中多次战胜吴国。公元前478年，越国在笠泽(今平望湖[4])之战中彻底击败吴国舟师，四年后吴国灭亡。[31]越王勾践(前496—前470年在位)治理下的越国取代吴国，成为东南地区的霸主。公元前472年，越国从浙江的会稽[32]迁都山东琅琊，此后89年，琅琊一直是海上霸主越国的都城，越国的疆域从山东沿海拓展到福建。五个多世纪以来，琅琊和会稽一直都是中国重要的海港。
吴国和越国强盛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们的舟师力量强大，士兵更善水战而非陆战，所以在中国东南一带的江河湖海上能完胜对方。[33]但只依赖舟师的力量也有局限性，吴越两国无法进一步挥师北上，在平原和山地上作战。
《越绝书》[34]中关于吴国舟师有以下记载：
阖闾见子胥，敢问船军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冲车；楼船者，当行楼车；桥船者，当轻足骠骑也。[35]
《越绝书》中还有关于“大翼”这类战船装备的文字描述：
伍子胥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36]
显然，船上只有军官、士兵及操长钩、矛、长斧的四人才有资格穿盔甲。根据对武器的描述可知，此战术是士兵先远程射箭，当船逼近敌方时，钩住敌船后，登船短兵相接。
已失传的《水战兵法内经》中对战船规格也有记载，与《越绝书》所记略有差异：“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三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五丈六尺。”[37]
人们通常将吴国舟师的战船分为两种类型：楼船和戈船。虽有古书称[38]，楼船因伍员的发明而闻名，但吴国在伍员之前就有关于楼船的记载。中国编年史上出现的第一艘大型战船是公元前525年吴楚之战中的“馀皇”号。领军的公子光(阖闾)称“馀皇”号系先王座舰，因此这艘战船必定是在公元前525年之前建造。后来，“馀皇”号不仅是一艘指挥舰，也泛指一类大型战船，[39]因这类战船外形似龙，或画成龙形，也被称为“龙船”，[40]这些船可能就是中国南方每年龙舟赛中的龙舟原型，[41]其显著特点是船头的雕像为鹢首。
“戈船”到底是什么，一直未有定论。有人认为“戈”实际是平底船凸出的撞角，有人则说“戈船”是运戈的船。[42]勾践时期的越国舟师拥有300艘“戈船”，可载8000名士兵，“楼船”战队可载3000人。此外，战国时期的越国还有一种号称“急流浴浪不溺”的战船“海鹘”[43]。如果战国时期的“海鹘”和唐、宋时期的“海鹘”类似，那么它也是左右置浮板的设计。[44]
在楚国、吴国和越国水军力量崛起的同时，航海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起初，这些国家使用的是普通船舶，后来才慢慢专门为水战而设计船舶和改良兵器。大家普遍认为是伍员发明了水战的兵器，并将陆地的战术引入水战。[45]
墨子认为是鲁国的公输般将水战武器带到了中国南方，他在书中对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的水战有如下记载：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势，亟败楚人。
公输般自鲁国来到楚国后，开始制造水战兵器，其中有钩强。敌军后退则钩之，敌军进攻则强之。兵器也是根据这些钩强和撞锤的长度打造的。楚国的兵器标准统一，占据优势，击败了越国。[46]
因此，让楚国、吴国和越国水军力量强大的原因，可能是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喜好航海的性格和北方先进技术的共同作用。航海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进步是船帆成为船舶前进的动力。[47]早先，楚国、吴国和越国在长江或湖泊上进行水战时，船的动力主要依靠士兵用船桨划水。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当时的文字记载大多将南方的船舶和船桨与北方的马和马车进行比较。人们很有可能就是在公元前5—前6世纪的某段时间开始使用船帆。吴国的战船“馀皇”号出现在公元前525年的水战中，当时该船应该已经使用船帆，因为600年后，马融的诗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方馀皇连舼舟，张云帆施蜺帱。[5]”[48]可能正是因为吴国的战舰使用了船帆，才能于公元前485年北上攻伐齐国。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及中世纪早期的帆是由织品制成的，这一点从汉字“帆”的构造可以看出。早期制造船帆的材料通常是丝绸，因为造价昂贵，所以不具推广价值，而棉布在宋元时期才开始普及。[49]因此，12世纪以前，常用的帆由竹篾编成，称为“蓬”，蓬也可指船上用篾席制成的遮蔽设备。这一点也可解释中国的帆的起源。
秦汉时期
战国时期，战乱频仍，商业来往频繁，各诸侯国极力扩张本国的领土，兼并一地后往往迁移人口、设郡县等机构管理。由此，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中华文明也被更多的人接受。随着各诸侯国、各族人民的交往增多，人们的地理视野随之扩大，对“海外”的国家和人民的认识也随之加深。战火绵延，政治秩序失衡，社会和经济发生巨变，也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一方面技术有了进步，另一方面人们有了一个全新的意识：中国只是天下一角，并非整个世界，东海的彼端还有其他国家的存在。新的宇宙观中有一个阴阳五行流派，代表人物叫邹衍，他提出阴阳五行学说，建构了一套宇宙观，用以解释自然现象及人事政治。这种思想在当时颇为流行，齐国和燕国的宫廷中有不少他的追随者，他的思想很受欢迎。[50]
邹衍等人提出过东海之外有其他国家存在的假说，后来被其他方士加以夸张润色，演变成了“三神山”的说法。其中有海上之方士禀告齐王和燕王，渤海有三神山，名蓬莱、方丈和瀛洲，路程并不遥远，只须派船出海即可求得长生不老药。齐威王(前357—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前342—前323年在位)及燕昭王(前311—前278年在位)都曾采纳建议而派船出海寻药。尽管被派出去的这些船队都称因逆风而未到达神山，但齐王和燕王并未放弃希望，仍然不断地持续派船出海，但最终一无所获。[51]
齐、燕两国的出海探险为秦始皇后来的派船远航做了铺垫。公元前221年，秦王灭了六国中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后，登基称帝。公元前219年，齐国方士徐福[52]上书秦始皇，请求组织船队出海寻找蓬莱、方丈和瀛洲这三座神山。[53]秦始皇准许了他的请求，命船上装满耕具及谷种，并派三千童男童女及百工随行，[54]众人从山东的琅琊港起航。[55]
这次远航的规模巨大，耗资不菲，即使是秦始皇这样穷奢极欲的人，都曾抱怨此次远航的费用过于高昂。徐福出海后，一直未有消息传回，秦始皇又于公元前215年派另外四名方士继续出海寻找神山，带回长生不老药。但这四人中，只有一位叫卢生的回来了。[56]但卢生也于公元前212年逃走，下落不明。秦始皇大怒：“徐福等费以巨万计。”[57]
徐福最后还是回来了。两年后，秦始皇再次巡幸琅琊，遇到徐福。当问及寻求仙药失败的原因时，徐福推说出海时遇到鲛鱼，无法前进，要求增派弓箭手对付鲛鱼。得到应允后，徐福率弓箭手再度从琅琊出发。他们绕过山东半岛，沿着海岸航行，在芝罘射杀了巨鱼。秦始皇病入膏肓的消息传来后(秦始皇在此后的一个月后病逝)，远航便被中止了。[58]徐福觉得这是个逃离的机会，便继续航行到达“平原广泽”之地，自立为王。[59]
徐福在公元前219年和公元前210年的两次远航，并非只是虚无的传说(尽管这个故事在口口相传时确实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曾提到过三次。[60]司马迁书中记录的年代被公认为比较可靠，而且他本人(前145—前90)生活的年代只在徐福之后的半个世纪，当时应该仍有很多记得徐福远航事件的人在世。司马迁在某一处记录徐福的地方提到：秦始皇暴政，修筑长城，又征讨他国，百姓想造反的十家有五；他又斥巨资让徐福出海求药，使得想造反的十家有六。[61]秦国国内民不聊生，很多百姓便想逃至别国避难。而有一些人曾是将领或士兵，因种种原因到了其他国家。例如，庄蹻率军入滇建国，[62]赵佗割据岭南(今广东和广西一带)[63]，卫满在今天朝鲜平壤一带建立政权。[6][64]有些逃亡的中国难民继续前往朝鲜半岛南部，建立了政权，称为辰韩，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字的发音源自“秦韩”。[65]
有人认为徐福的远航带有海外殖民的目的，因为当时他携带了谷种和耕具，随行中有数千童男童女、百工及士兵。[66]尽管也有观点认为他可能航行到了菲律宾，并在当地定居，但一些现代中国学者倾向于认为他自琅琊起航后，便一路东行到达日本。他们很有可能是史前日本的出云国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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