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是一本近代语言史著作，总体论述了近代中日语言交流的过程、特点，指出日语进入现代汉语的时间、典型的事例。介绍了从17世纪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工作，到20世纪初中国人汉译日书的历史经过。以《时务报》《日本国志》《辞源》《官话》等文本为例，讨论中日之间语词环流的情况。并专门考察了“热带”“陪审”“化学”三个名词在近代汉语里出现和普及的过程。
作者介绍
沈国威
1978 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日语系，1979 年进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课程学习。1985 年赴日留学，先后在大阪外国语大学、大阪大学深造，1993 年获博士学位。现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近代词汇交流史、现代汉语词汇形成史、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著有『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1994）、《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010）、《严复与科学》（2017）、《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2019）、《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2019）等。
部分摘录：
汉语的“近代” 在进一步探讨近代新词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近代”这一术语的意义做一番梳理。“近代”“现代”等历史学所使用的时代划分的术语均来自日语，但是中日之间的词义却不尽相同。 [1] 在日语中，“近世”“近代”“现代”三个词分别指江户时代（1600～1867）、明治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868～1945）以及战后这三个时期。日语的「近代語研究」即指对从明治维新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止的词汇的历时性研究，而明治时期（1868～1912）则是最重要的时间段。日语的近代词汇体系的科学用语部分在进入明治20年代后（即1887年以后）初步完成，其后“言文一致”的问题提上日程，1900年后，日语转入了向汉字文化圈输出新词的阶段。
但是在汉语中，中国历史学“近代”一词所指称的时期的起点是中英鸦片战争（1840），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则被当作“现代”的开端。然而，历史研究的时代划分并不完全等于语言研究的时代划分。就汉语研究而言，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似乎还是一个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
王力曾对汉语的历史分期提出了如下的主张：
一、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2]
王力将语法和语音作为分期的主要标准，认为：
一般词汇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分期的一个标准，但它不是主要的标准。例如五四以后，汉语大量地吸收外族的词语来丰富自己，加强自己，这一重大的事实不能说是对汉语的本质没有影响。我们之所以不把它当作主要的标准，因为它只是一般词汇的变化，而不是基本词汇的变化。 [3]
尽管王力同时认为现代汉语（即五四以后的汉语）的特点之一是“大量地增加复音词”，但是并没有把词汇作为汉语分期的决定性因素来考虑。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王力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时期作为近代词汇向现代词汇发展的“过渡阶段”。但是，把过渡阶段的起点设在鸦片战争是否过于迁就了近代史研究的分期？传教士新词、译词的创制从马礼逊来华的1807年就已经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这期间有马礼逊、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等的数种英华辞典，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等的中文杂志，以及大量用汉语写成的传教小册子和世俗性知识的普及读物问世。如果要设立过渡阶段，那么这个时间段应该是1807～1919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出现的大量新词为汉语从近代向现代过渡做了必要的准备。
吕叔湘对汉语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与王力不同的意见：
近代汉语从甚么年代起头？到甚么年代了结？换句话说，近代汉语跟古代汉语，近代汉语跟现代汉语的界限在哪儿？这是个还没有经过认真讨论的问题。
能不能仿照中国历史的分期，把近代汉语的期限定得跟中国近代史一致，也就是始于一八四〇年终于一九一九年呢？显然不能，因为在汉语发展史上这两个年代没有重大意义，虽然不是毫无意义。 [4]
吕叔湘根据文献资料中言文分歧逐渐变化的情况，建议把晚唐五代即9～10世纪作为近代汉语的起点，而言文分歧重新统一起来的五四运动以后作为近代汉语的终结和现代汉语的开始。这样“近代汉语”就涵盖了长达一千余年的历史时期。
由以上可知，王力和吕叔湘尽管对于近代汉语的起点有着不完全相同的主张，但是，对于近代汉语的终结和现代汉语的开始时期的看法却是一致的。而关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者的关系，吕叔湘认为：
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 [5]
就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常用词来说，吕叔湘的论断是正确的。因为常用词有着较强的稳固性，被认为是一种语言词汇的核心部分。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以抽象词汇和学术用语为主体的近代新词时，就会发现如王力所说的“超过以前几千年”的大变化。尽管王力同时认为新词造成的“只是一般词汇的变化，而不是基本词汇的变化”，但是，当这些新词构成了现代口语文的主要词语基础时，其在研究史上的地位也就不容忽视了。应该指出的是，汉语史的研究对古代汉语词汇向近代汉语词汇的转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对近代汉语词汇向现代汉语词汇的转变则注意不够。
迄今为止的研究将汉语史分期的标准放在语音、语法、词汇这三个方面，而对语言赖以存在的人类社会层面的因素考虑得不多。例如王力曾指出：
人民的历史不是对语言的历史分期没有关系的。国家的统一和崩溃，部族的融合，人民的迁徙，对汉语的变化都有很大的影响。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的，这些大事件对语言产生了影响，而我们根据语言的质变来分期，所以这些大事件对语言历史分期的关系是间接的；它们并不能作为分期的标准。 [6]
但是上述的语音、语法、词汇的变化常常是指某一封闭系统（方言）之内的变化，并不涉及系统之间（即外国语）的相互影响，而这种相互影响正是19世纪以来的汉语变化的一大特点。我们之所以关注19世纪，还因为在这一百年里汉语发生了诸如北京官话取代南京官话、言文一致初见端倪、开始致力于获得一套表述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术语等一系列大变化，尤其是作为近代国家语言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确立提上了日程。 [7]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语音、语法、词汇都发生了跨系统的变化。19世纪汉语的研究有着许多不同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研究的特征，语言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应当成为新的切入点。当然，我们的目光还应该投向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所创制的新词。康熙以后，雍正朝的严厉禁教，使得西学的导入和随之发生的造词活动中断了近百年。但是“非汉语母语使用者的造词”这一耶稣会士和19世纪以后的新教传教士的共同特点，以及两者之间在译词上的传承关系都使我们无法忽视这段历史。
本书在以下的叙述中如不加特殊说明，术语“近代新词”乃指汉语中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这一时间段内的新词。这些新词的产生乃至在中日之间的移动是本书考察的重点之一，本书还将涉及明末清初的译词和五四以后新词的普及与定型的情况。
二 近代新词的年轮 日本国语学家宫岛达夫（1931～2015）首先采用一种其后被称为“语词年轮”的方法调查了日语现代词汇的形成过程。 [8] 宫岛达夫的具体方法如下：从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1956年进行的关于90种杂志的词汇调查结果中选取高频常用词1000条，然后使用明治以后有影响的英和辞典、国语辞典、报纸、古代文学作品对上述常用词的出现时期进行调查，借此把握常用词在各个时期的增长情况。90种杂志的调查不含广告。宫岛达夫于1994年又对70种杂志做了相同的调查，但是这一次将广告中的词语也包括进去了。宫岛用图1显示调查的结果，即（1）明治时期是日语词增加最剧烈的时期，汉字词的上升曲线陡峭； [9] （2）明治时期增加最多的是汉字词。宫岛还通过与德语词汇的比较指出：明治时期的新词剧增是日语近代词汇形成的一个较显著的现象。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