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麦田里的守望者 》 如果青春需要一部圣经，那它只能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每一个人都能在“麦田”里找到自己青春的痕迹。 《麦田里的守望者》让青少年的质问、怀疑和逃避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泄，一经问世即在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共鸣，至今影响不衰，被评为20世纪百本英文小说，《时代》杂志推荐的百部文学经典之一。
《九故事》 收录了塞林格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九个短篇故事，每个故事自成一体，又互相关照，写出了塞林格眼中战后的一代年轻人之“爱与污秽”。故事中有纯真绝望的青年，有早慧困惑的儿童，有奋力融入孩子内心的母亲……塞林格让笔下的那些年轻人、孩子们还有不成熟的成人们经历或者看到爱、对爱的渴望、死亡、绝望与疯狂，展现爱与美在现实中的闪现与困境，揭示世俗人际关系对人的牵绊与拖累，诉说对于人生领悟的重要性，以探索与追求灵魂的解脱。文学大师塞林格用平淡从容，不动声色，却又蕴含巨大能量的致密文字道出了人生的真相。
《弗兰妮与祖伊》 “与世界为敌，不如用上帝的智慧好好生活。” 《弗兰妮与祖伊》是J. D. 塞林格的和解之作，不同于《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那种青春的迷惘，其转向了更为深刻的关于信仰的探讨。 主人公弗兰妮和祖伊同为塞林格构筑的格拉斯家族成员。弗兰妮因为内心混乱的精神信念导致精神奔溃瘫倒在家中。哥哥祖伊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与指引，终于在对宗教和信仰的阐释中得以超脱，终达内心的平和。小说在对话中展开，百转千回中推向高潮，一气呵成，酣畅淋漓。
《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 在塞林格经典短篇小说集《九故事》的开篇《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里，西摩开枪自杀，留给读者无尽的悬念：西摩为什么自杀？ 《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最初发表于《纽约客》杂志，于1963年结集出版,包括《抬高房梁，木匠们》与《西摩：小传》两个中篇，以西摩的二弟巴蒂为叙述者，讲述“格拉斯家族”的轶闻，回顾西摩生前的种种往事。
作者介绍
J.D.塞林格（1919—2010）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爱尔兰人。他从小聪慧却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中学时经过几次不成功的传统教育尝试（包括公立及私立学校），终被父母送往军事学院就读，后又有三次大学就读经历，均无果而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夜校部就读期间，其写作才华被良师发觉，发表了数篇短篇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断写作，应征入伍，参加过诺曼底登陆与犹他海滩战役，后又从事战时反间谍工作。 1948年，遭受多次退稿后，其备受好评的短篇《抓香蕉鱼最好的日子》在《纽约客》上发表，此后又在该刊上发表多篇作品。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大获成功，成为美国文学经典，后又陆续出版了短篇集《九故事》、中短篇故事集《弗兰妮与祖伊》，以及中篇集《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成名后的塞林格日益远离大众与媒体，在乡间买了一块地，隐居在一座山边小屋，四周丛林环绕，用一架高大的木篱与一条乡间土路相隔，他似乎在践行霍尔顿的梦想，“用自己挣的钱盖个小屋，在里面度完余生”，不再“和任何人进行该死的愚蠢交谈”。他的余生成了传说。2010年，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的家中过世，享年91岁。
部分摘录：
他们分房住，岁数都在七十岁上下，要么还要老一点。他们过得自得其乐，不过当然是以傻里傻气的方式。我知道这样说可能有点儿损，可我不是有意说损话，只是说以前我老琢磨斯潘塞老先生，你要是对他琢磨得太多，就会纳闷他那样活着还有什么破劲儿。我是说，他的背已经全驼，体态很难看。上课时，他在黑板上写字时，每次一弄掉粉笔，前排哪个学生就老是得起身捡起来递到他手上，在我看来，这真是目不忍睹。可是你如果对他琢磨得刚好够多，但又不太过分，就会觉得他那样活着对他自个儿还不算太赖。比如有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同学去他家喝热巧克力时，他让我们看一条纳瓦霍人织的毛毯，破破烂烂的，是他和斯潘塞太太在黄石公园从一个印第安人手里买的。看得出，斯潘塞老先生从买这样东西中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就是这个意思，拿像斯潘塞老先生一样老得不中用的人来说，他们能从买毛毯这种事中享受到极大的乐趣。
他的房门开着，礼貌起见，我还是敲了敲。我看到他就在那儿，坐在一张大皮椅上，全身裹着我刚才提到的毛毯。我敲门时，他抬头看到了我。“是谁？”他嚷着问，“考尔菲尔德吗？进来吧，孩子。”课堂之外，他老是嚷着说话，有时候招人烦。
我一进门，就有点儿后悔不该来。他正在读《大西洋月刊》，房间里到处是药丸、药水，什么东西都有股维克斯滴鼻水味，很让人沮丧。我不太想见到病人，可是还有更让人沮丧的呢：斯潘塞先生穿了件破旧不堪的浴袍，大概他生下来穿的就是这件吧。我不是很想看老头儿穿睡衣加浴袍的样子，老是露出坑坑洼洼的胸膛。还有腿，在沙滩上还有别的地方见到，老头儿的腿上总是白白的，不长汗毛。“您好，先生，”我说，“您的纸条我收到了，非常感谢。”他给我留过一张纸条，要我放假前来他这儿坐一下，告个别，因为我不会再回来了。“您没必要留纸条，反正我肯定会来跟您道别的。”
“坐下吧，孩子。”斯潘塞老先生说，他是说让我坐床上。
我坐了下来。“先生，您的感冒怎么样了？”
“孩子，我要是感觉再好点儿，就又该看医生了。”斯潘塞老先生说。这句话让他得意得不行，疯子似的笑了起来。最后他总算平静下来，问我：“你怎么不去看比赛？我还以为今天是大赛的日子呢。”
“是今天，刚才我还在看。只不过我刚刚跟击剑队一块儿从纽约回来。”我说。乖乖，他的床硬得像石头。
接着他就变得严肃得要命，我知道他会。“这么说你要走了，是吗？”他问。
“是的，先生，我想是吧。”
他开始了点头那老一套，你这辈子也不会见过有谁像他那样爱点头。你永远搞不清楚他这样特别爱点头是在想事儿呢，还是仅仅因为他是个不错的老头儿而已，一个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老头。
“瑟默博士怎么跟你说的，孩子？我知道你们谈了一阵子。”
“对，我们谈过了，确实。我在他的办公室待了有两小时吧，我猜的。”
“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噢……关于人生是场比赛什么的，还有人人都应当遵守比赛规则。他挺和气，我是说他没有大发脾气还是怎么样，只是一再说人生是场比赛什么的，您也知道。”
“人生的确是场比赛，孩子。人生的确是场比赛，你得遵守比赛规则。”
“是的，先生。我知道的确是，我知道。”
比赛，屁话。好一场比赛。如果你参加的那方全是些厉害的角色，就是场比赛，没错——我承认。可如果你参加的是另一方，里面一个厉害角色也没有，还谈何比赛？什么也不是，比什么赛。“瑟默博士给你父母写信了吗？”斯潘塞老先生问我。
“他说星期一会写。”
“你跟他们联系了吗？”
“没有，先生，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系，因为大概星期三晚上就能回家见到他们了。”
“你觉得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会有什么反应？”
“嗯……他们会很生气，”我说，“真的会，这已经差不多是我上的第四所学校了。”我摇了摇头，我挺爱摇头。“乖乖！”我说。我也挺爱说“乖乖！”一方面是因为我的词汇量很糟糕；另一方面，有时候我表现得比我的实际年龄小。我那时十六岁，现在十七岁了，不过有时候我还像十三岁左右的样子。这实在有点儿讽刺，因为我身高六英尺两英寸半，有白头发，真的，我右侧的头发一片花白，从小就那样。可我有时候的举止还像十二岁左右，谁都这么说，特别是我爸。这话有点儿谱，但也不是完全对，人们总以为有些事完全对，我他妈无所谓，不过在别人要我有点儿长大的样子时，有时候我会觉得烦。有时候我表现得比我的年龄大很多，真的，可别人从来对此视而不见，他们总是视而不见。
斯潘塞老先生又点起头，还抠起了鼻孔。他装作好像只是捏捏鼻子，其实他那根大拇指早伸进去了。我想他是觉得那样做无所谓，因为屋里除了他，只有我。我不介意他那样做，就是觉得看别人抠鼻孔太让人恶心了一点。
接着他又说：“我有幸跟你父母见过面，那是他们来跟瑟默博士小坐的时候。他们人都极好。”
“对，他们是这样，很不错。”
极好，这词儿我最烦。真虚伪，每次听到这个词我就想吐。
突然，斯潘塞老先生像是有什么特别精彩、一针见血的话要说给我听。他在椅子上坐直了一些，扭了扭身子。不过那是个假警报，他只是把《大西洋月刊》从大腿上拿起来，想把它扔到床上，扔到我旁边，却没扔到。虽然才隔两英寸，他还是没扔到。我起身把它捡起来放到床上。突然，我他妈想赶快离开这儿，我觉得有一套高明得不得了的教导就要出来了。我对听教导倒不是很反感，可不想就这么一边被教导，一边闻着维克斯滴鼻水的味道，还看着斯潘塞老先生穿着睡衣加浴袍的样子，真的不想。
开始了，随便吧。“孩子，你是怎么回事？”斯潘塞老先生问我。他这样问，也显得很严厉。“你这学期学了几门课？”
“五门，先生。”
“五门。几门不及格？”
“四门。”我在床上挪了挪屁股，我从来没坐过那么硬的床。“我语文过了，”我说，“因为《贝奥武甫》和‘兰德尔，我的儿子’什么的，我在伍顿中学全学过，我是说我学语文不需要太用功，除了时不时要写篇作文。”
我说话他根本没听，你说什么时，他几乎从来不听。
“我给你的历史打了不及格，因为你绝对是一无所知。”
“我知道，先生。乖乖，我知道，您也没办法。”
“绝对是一无所知。”他又说了一遍。这种事真让我来气：他第一遍说，你都已经承认了，偏偏他还要重复一遍，接着他又说了第三遍。“绝对是一无所知，我很怀疑你一学期下来，课本一次都没翻过。有没有？跟我说实话，孩子。”
“嗯，我可以说浏览过两三遍吧。”我告诉他。我不想伤他的感情，他对历史可是迷恋之至。
“你浏览过两三遍，呃？”他说——挖苦味十足，“啊，你的考卷就在衣柜上边，最上边那张，麻烦你拿过来。”
这真是个十足下作的伎俩，可我还是过去取下来拿给他——我也别无选择。我又坐到他那张硬如水泥板的床上。乖乖，你想象不到我心里有多后悔来跟他道别。
他把试卷递给我，那动作就好像它是堆臭大粪什么的。“我们是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二月二日上关于埃及人的课的，”他说，“你在可选问答题中选择写他们，想不想听听你写了什么？”
“不，先生，不太想。”我说。
可他还是照念不误。当老师的想做一件事时，你拦都拦不住，他们就是照做不误。
埃及人就是居住在北非某地区的古代高加索人种，如我们所知，非洲是东半球最大的大陆。
我只得坐着听那些屁话，真是个下作的伎俩。
我们现在对埃及人很感兴趣，原因有多方面。现代科学仍无法揭示埃及人把死人包裹起来，让他们的脸部经过无数个世纪不腐烂所采用的药物配方。这个有趣的谜对二十世纪的科学而言，仍然相当难解。
他放下我的试卷不念了，我开始有点儿恨他。“你的答案，怎么说呢，到此为止。”他还是用那种很挖苦人的口气说，你根本想不到一个老头儿说话会这么带刺儿。“不过，你倒是在这页试卷上给我写了一小段话。”他说。
“我知道我写了。”我说。我话接得很快，因为想在他开始大声念那段话之前让他打住，不过是没办法让他打住的，他那时兴奋得像是个马上要炸响的炮仗。
亲爱的斯潘塞先生（他大声念道）：我所知道的关于埃及人的事就这么多了。尽管您的课讲得很有意思，可我好像还是对他们提不起太大兴趣。您不给我及格也没关系，因为我反正除了语文，别的全都会不及格。
敬重您的，霍尔顿·考尔菲尔德
他念完后，放下我那张破试卷看着我，就好像刚刚跟我打了一局乒乓球还是怎么样，把我他妈收拾得片甲不留似的。他那样大声念出那段废话，我想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他。如果反过来是他写的那段话，我就不会念给他听——真的不会。首先，我之所以写下那段破话，只是不想让他因为没给我及格而觉得太难受。
“孩子，我没给你及格，你是不是为这埋怨我？”他说。
“不，先生！我当然不。”我说，我他妈真希望他别老是叫我“孩子”了。
试卷这档事完了后，他想把它扔到床上，只不过毫不奇怪又没扔到地方，我又得起身捡起，把它放到那本《大西洋月刊》上面。每隔两分钟就得这么做一次，够烦人的。
“换了你是我，你会怎么办？”他说，“跟我说实话，孩子。”
唉，看得出，他为没让我及格真的感觉很糟糕，所以我不得不胡扯一通，说我是个真正的笨蛋等等。换了是我，我会跟他做得一模一样，还有大多数人不理解当老师的苦衷。就是那种话，老生常谈而已。
不过有趣的是，我正胡扯呢，脑子里可以说琢磨起了另外一件事。我家在纽约，我在琢磨中央公园靠南边那个湖，我琢磨等我到家时，它会不会全结了冰，结了冰的话，那些鸭子又会去哪儿。我想知道鸭子在结冰冻实在后去了哪儿，会不会让人用卡车送去动物园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要么它们只是飞走了事。
我还算幸运，我是说我能一边跟斯潘塞老先生扯些不痛不痒的套话，一边还能想着那些鸭子。有趣哦，跟老师说话时不用太动脑子。突然，他在我瞎扯时打断我的话，他老是这样。
“你对这一切感觉怎么样，孩子？我很想知道，很想。”
“您是说我考试不及格被潘西开除？”我问他。我有点儿想让他遮住那个坑坑洼洼的胸膛，没什么可观之处嘛。
“如果没弄错，我相信你以前在伍顿还有埃克顿岗中学也有点儿不顺。”他这么说话，不止带刺儿，还有点儿让人恶心。
“在埃克顿岗不算很不顺，”我告诉他，“我在那儿倒不是因为不及格被开除，算是退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