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作者通过近年来实地走访调研，选取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贵州、河南和北大荒等代表性区域的经济和文明发展实例，从资本、社会文明、营商环境、技术创新、体制机制等维度，展现区域发展的前沿成果，洞察促动其发展的内在基因和核心竞争力，探讨当前区域发展的新变化、新问题和新趋势。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独具价值的参考，也为读者了解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乃至国家发展和宏观趋势贡献新视角。
作者介绍
秦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体平台创始人，曾任《南风窗》总编辑、《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第一财经总经理。复旦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公共管理硕士，中山大学企业管理博士。 曾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可能影响21世纪的100位中国青年”。著有《文明寻思录（第一辑）》《文明寻思录（第二辑）》《文明寻思录（第三辑）》《时刻：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韧性与创新》《无止之境：中国平安成长之路》《新工业时代：中国工业精神的奋斗启示录》《会见基金领袖》《大变局——中国民间企业的崛起与变革》《大脑风暴——文化工业探寻》《感动中国》《美国秀》《告别GDP崇拜》等作品。
部分摘录：
400年来谁著史，上海能否登上金融之巅？ 从巴伦支船长到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
1596年5月10日，一位名叫威廉·巴伦支（Willem Barents）的荷兰船长在阿姆斯特丹商人的资助下，指挥着3艘小船和17名水手开始远航，希望通过北极前往亚洲。这年他46岁，之前的两年曾两次远征北极，都无功而返。
巴伦支船长的第三次探险到达了北纬79°39’的地方，这是人类北进的新纪录。他们继续向东北航行，8月26日陷入浮冰，被迫靠上今属俄罗斯的一个岛屿，在北极圈过冬。他们熬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靠打猎充饥，靠动物的皮毛御寒。8个人病死或冻死。1597年夏天，小船终于从坚冰围困中重回自由水域，但巴伦支船长却在6月20日病死在一块浮冰之上。
身处如此险地和困境，船员们却没有动过阿姆斯特丹商人委托给他们的货物。货物又回到荷兰，还给了委托人。
巴伦支船长航行过的一片海域后来被命名为巴伦支海，他的故事成为一些商学院的领导力案例。而在荷兰人心中，这更是一个对委托人负责的关于信用的案例。
信用，是金融的精髓。
1602年，荷兰14家贸易公司组成“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公司，向公众发行股票，投资人拿着钱袋到公司，在本子上记下投入额，公司许诺未来按股分红。荷兰政府也是股东之一，并将一些国家的权力注入，如可以与外国签订条约开展贸易，若出现纠纷，甚至可以发动战争。
东印度公司十年后才开始分红，此前股东可以把股票流转，在阿姆斯特丹大桥上自发交易。1609年，阿姆斯特丹诞生了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有经纪人，有固定交易席位，是当时欧洲最活跃的资本市场。
也是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它是历史上第一家取消金属币兑换业务而发行纸币的银行，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还办理支付业务，在商户存款限度内以转账形式替他们付款，不另外收费。为了保障银行的信用，阿姆斯特丹市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银行的交易自由。所以当荷兰和西班牙的海军在海上厮杀时，西班牙贵族的白银仍可自由地从银行的金库中进出。有了市政担保，阿姆斯特丹银行很快成为欧洲国际贸易的票据结算中心。
日内瓦大学教授尤瑟夫·凯西斯（Youssef Cassis）在《资本之都——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1780—2009年）》中说，过去的300年，仅有3个金融中心站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巅：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期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伦敦及1945年之后的纽约。伦敦和纽约在第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分享了世界金融的领导地位。
阿姆斯特丹被作者赋予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它一体两面地奠定了现代金融的基石，一边是契约责任，一边是金融与商业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有限责任公司等。而对阿姆斯特丹金融中心的更大支持，是当时荷兰在贸易、船舶制造与航运、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国际地位。
17世纪中期，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拥有1.5万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世界的一半。从1602年到1782年，它分给股东的红利是成立时股本金的36倍。它拥有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占领了中国台湾，把印度尼西亚变成殖民地（第一个殖民据点巴达维亚就是今天的雅加达），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用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大洋洲的国家新西兰，在北美大陆哈德孙河河口兴建“新阿姆斯特丹”——他们从当地人手中买下曼哈顿岛建立贸易站时，这块土地的价格只有60荷兰盾。1664年，英国舰队开来，荷兰将这里让给了英国人，英王查理二世交给他的弟弟管辖，将其领地从英国约克郡迁到新阿姆斯特丹，于是这里被更名为“纽约”，即“新约克城”（New York City）。
在阿姆斯特丹之前，欧洲的金融中心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影响才是世界性的。其背景是新航路的开辟，贸易从地中海地区发展到南欧再到全世界。亚洲的丝绸织品、香料、棉花、茶叶，美洲的金、银、糖、烟草、染料、毛皮，非洲的黄金、象牙，欧洲的工业制成品、奢侈品、武器，所有这些产品之间发生了交易。在此过程中，荷兰也成为“海上马车夫”，它造的船又大又结实，性价比高，航速快。到17世纪末，英国船只中还有1/4是荷兰建造的。
1656年，阿姆斯特丹的新市政厅落成，一位诗人在颂歌中写道：“……我们阿姆斯特丹人扬帆远航……利润指引我们跨海越洋。为了爱财之心，我们走遍世界上所有的海港。”准确地说明了荷兰是一个通过经营海上中转贸易而成就的商业帝国。
金融、贸易和航运，荷兰一个也不缺。
威廉·彼得森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
在荷兰之后，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与“世界银行家”，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英国和伦敦的崛起也是系统性的——
英国在1588年赢得与西班牙海上争霸战的胜利，在四次英荷战争中打败了荷兰，在1756—1763年的英法战争中也后来居上；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次年颁布的《权利法案》大大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为资本主义发展确立了政治制度的框架；
珍妮的纺纱机、瓦特的蒸汽机，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
19世纪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
国家对外扩张蒸蒸日上，实则需要财政和金融打底。17世纪下半叶，频繁的对外战争导致英国王室政府军费开支巨大，必须开辟新的财源。但《权利法案》第四条规定：“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由于议会掌握了最高权力，王在法下，财税大权遂从国王转到议会，国王不能再利用特权征税或赖账不还。从1690年起，议会还加强了对税收用途的控制，规定专款专用，国王不得随意挪用，并设了专门机构监督审查。
1692年议会授权征收土地税，这笔税收直接上缴国库，不经国王之手。1693年议会颁布《矿业皇家法案》，凡在采矿过程中发现贵重金属，不再属于王室，而归矿业主所有。
这种种限制，让王室的财源顿时减少，只能靠借债填补赤字。当时王室借债的对象是民间的金匠，他们借给王室的利率很高，最高为年利率25%～30%。
王室必须找到新的筹资渠道。1691年，伦敦的金匠商人威廉·彼得森与几个合伙人向王室提交了一份成立国家银行的报告。他们可以向王室政府提供100万英镑的贷款，政府每年支付6.5万英镑的利息，并允许他们发行的票据成为法定货币。但这个报告没有被批准。
1693年，威廉·彼得森再呈报告，希望筹集120万英镑，贷给王室政府，政府每年支付10万英镑利息，授权允许他们享有发行与所借款数额相等的货币。经过激烈讨论，1694年3月，议会批准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法案》，采用股份认购方式组建了英格兰银行，国王威廉三世和1286名商人认购了120万英镑的股票。7月27日，英格兰银行正式成立，威廉三世为其颁发了“皇家特许状”，王室为银行背书。
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初是私人股份制银行，目的是给王室提供贷款，支持军费，为国分忧，它享有一般私人银行不具备的一些特许权，最重要的是货币（纸币）发行权。经过漫长的演化，到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银行特许法案》，英格兰银行正式成为政府管辖下的、拥有唯一法偿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再后来，英格兰银行放弃了商业银行业务，成为纯粹的中央银行，主要履行三大职能：代理国库、清算中心、最后贷款人。
英国的《权利法案》和宪政体制，让政府的权力从无限变为有限，变为正常化，这使经济和金融活动的可预期程度大大提高。伦敦的信用就是从这样的框架里生出的。
在另一个维度上，从英格兰银行的历史中可以看到，银行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央银行就是国家利益在金融领域的最后守卫者。
梧桐树下的协议与1907年的J.P.摩根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纽约。
1792年5月，华尔街68号，一棵梧桐树下，24位股票经纪人签下了一份协议：“我们，在此签字——作为股票买卖的经纪人庄严宣誓，并向彼此承诺：从今天起，我们将以不低于0.25%的佣金率为任何客户买卖任何股票，同时在任何交易的磋商中，我们将给予彼此优先权。”这是市场中自发形成的秩序。
25年后，1817年3月8日，纽约证券和交易委员会（New York Stock and Exchange Board）诞生，后来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
美国的金融天然具有自发生长和直接融资的传统。先是野蛮生长，然后逐渐规制化，或行业自律，或宏观监管。资本市场帮助美国完成了很多以前想不到的奇迹，连接哈德孙河和伊利湖的伊利运河就是其中之一。它是第一条将美国东海岸与西部内陆联系起来的快速运输通道，使海岸线与内陆间的运输成本减少了95%。1817年，纽约州州长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提出这一构想时，预计要耗资700万美元，是联邦政府一年收入的1/3，联邦无力支付。克林顿大胆设想，以纽约州的名义发行运河债券。华尔街热捧运河债券，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原计划十年完成的工程，提前两年就修通了。
在伊利运河之后，无论是铁路建设，还是在南北战争中为林肯政府融资5000万美元，华尔街都鼎力支持。内战结束后，南方的将军说：“我们不是被北方的军队打败的，是被北方的金融打败的。”华尔街的支持使北方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而南方仅靠消耗农场主的资金，政府很快就濒临破产。
金融站在哪一边，哪一边就获胜。
由于天生自由经济，美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私人背景的金融家。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是最为彪炳史册的一位。1907年美国银行爆发危机，几乎是靠他一己之力才逃过生死劫难的。
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一片繁荣。从1902年到1907年，发电量增长了一倍多，百业兴旺。资本的巨大需求促使机构与个人过度举债，1906年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信托公司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1907年10月，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Knickerbocker Trust）对联合铜业公司的收购计划失败，市场传言尼克伯克即将破产，从第二天开始，存款人都到银行提取现金，造成挤兑。
在尼克伯克等参与铜矿股票投机的银行和信托公司倒闭后，整个银行业对信托公司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要其立即还贷，信托公司到处借钱，不惜使利率冲高到150%。银行间市场一片惜贷，市场流动完全停滞，市民在各信托公司门口彻夜排队，等候取款，股市暴跌，纽约市政府无法发债，纽约证交所差点关门。
1907年的美国还没有美联储，救市重担落到J.P.摩根身上。这位多病的老人挺身而出，在他的私人图书馆召集了一个银行家联盟，要求大家出资，承诺保证市场的流动性。联盟成立了紧急审计小组，评估受困的金融机构的损失，为它们提供贷款，购买它们的股票。摩根先注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动用罗斯福政府批准的2500万美元，最终化解了危机。这之后，意识到“不会永远都有救世主摩根”的联邦政府决定重建金融系统，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很快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