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哈佛大学著名日本和东亚研究领域权威傅高义教授，继社会学研究代表作《日本第一》1979年风靡日本并在美国、新加坡等地引起关注后，用了近二十年的持续观察、研究及更广范围的交流，重新审视“日本第一”的合理内核，回应日本经济和社会“哪里出了问题”，并结合美日中关系提出解决的思路。 在这本八九万字的书里，傅高义以回应其名作《日本第一》在学界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为线索，书写了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回顾其日本社会研究的学术生涯，尤其着力早期到日本学习并做田野调查的经历、与各阶层交往的观察和收获，一个是回应《日本第一》1979年出版成名后，来自美国、日本及东亚社会和学界的反响，包括致敬和质疑，在日本经历从经济腾飞到“失去的二十年”明显变化的背景下，再度审视他的研究结果，重申他提出“日本第一”的合理内核，结合世界形势的变化，提出日本需要第三次改革浪潮及美日中三国必须学会共事的重要性。可以说，经由此书，作者比二十年前著述时，更精准地概括出日本模式的优长与有待更新之处，他个人从青年学子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的学术经历及经验教训，也在行将退休之际，传递给学界的同行。这些构成了本书的必读价值。 此书另一内容上的突出特点是，傅高义对其学术生涯做了回顾和经验总结，在社会学者的学术经验之外，平添了不少生动性，文风亲切可读。
作者介绍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学荣休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东亚研究专家，在哈佛享有“中国先生”的称号，并被认为是美国少有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 傅高义教授有多部关于日本、中国和亚洲研究的社会学著作，1963年发表《日本新中产阶级》，奠定了此后日本研究的基石。1979年发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在西方和日本畅销多年，对学界和政商界产生重要影响。2000年出版《日本还是第一吗》，回应《日本第一》来自美国、日本及东亚社会和学界的反响，包括致敬和质疑。此后陆续出版《中日美关系的黄金时代》（2002）、《邓小平时代》(2011)、《朴正熙时代》（2011）和《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 2013年，傅高义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2014年，傅高义获福冈亚洲文化奖。
部分摘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还是哈佛博士生时，日本对我还毫无吸引力。我将研究重心放在家庭与心理卫生。为了博士论文，我曾采访一些家庭中的丈夫，作为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我的研究项目是比较拥有正常儿童的家庭和失常儿童的家庭，样本来自波士顿地区的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和传统美国人社群。
在我的论文导师弗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把我叫去之前，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过去日本。克拉克洪博士和她的丈夫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是当时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杰出的学者。 (1) 她与约翰·施皮格尔（John Spiegel）在价值取向和潜在作用上对我进行了田野调查训练。当她把我叫过去时，她说：“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视野太褊狭了，你从来没去过海外任何地方。如果你想要客观地看待美国社会，就真的应该去国外感受不同的文化。在你取得博士学位后，你应该去另一个较美国有巨大文化差异的国家。”
另一位教授，威廉·考迪尔（William Caudill）博士 (2) ，知名的人类学家，他已经在美国和日本做了大量有关心理卫生领域的工作。他花了一年时间在日本学习，与心理卫生领域的学者一起工作。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叫永井美惠。当我开始做他的研究助理时，他正好从日本学习回来不久。
考迪尔和我聊了日本以及他在那边的工作，并鼓励我去日本做博士后研究。他还承诺，如果我去日本，他会带我了解那边的情况。显然，日本是一个与美国文化非常不同的国家。
我和我的前妻苏珊娜讨论了克拉克洪博士的建议，苏珊娜是一名精神疾病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她与我一样对心理卫生有着浓厚兴趣。当时，我们的第一个儿子戴维还很小，因此要搬去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任何一个举动都需要深思熟虑。苏珊娜答应和我一起去日本并学习日语。而当我去采访丈夫们时，她可以同时采访妻子们。如果我们能得到基金会的支持，就可以共同研究日本家庭。
我给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写了一份研究经费申请书。正如我在《日本第一》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我打算以一名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探寻跨文化的家庭与心理卫生的普遍性问题。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问我他们为什么要资助一位社会学家从事人类学领域的工作。好在最终他们还是认可我的申请并同意资助我两年。第一年是语言学习，第二年是家庭采访。
考迪尔帮我们在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作了安排，解决了日常的办公场所，还给了我们正常工作人员的优待。据我所知，我和苏珊娜是第一次作为非日本人在这个研究所获得如此待遇。
决定去日本后，我便参加了一个速成班，以熟悉日本与日本人。我开始坐在了解日本的课堂里，还请了一位日本学生有马龙夫（他后来成为一名大使）做我的日语家庭教师，同时阅读与日本相关的新书和期刊，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在我赴日本的一个多礼拜前，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 (3) 来了波士顿。他曾因写作《日本的城市生活》在日本待过几年。我和他碰面时，他刚完成书稿。我们熟络后，他非常友善地让我提前阅读了这本当时尚未出版的书。当我读的时候，一直在想：“太精彩了，我学到了太多关于日本都市生活的东西。”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令人难忘的震惊感：“天哪！在日本家庭领域，还剩些什么研究可做啊？”结果是，我了解到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也与这位极受尊重的罗纳德·多尔一直是非常好的朋友。
一九五八年，苏珊娜和我带着年幼的儿子抵达东京羽田机场。从到达第一天开始，我便对这座今后两年会在此安家的城市开始了观察。
一九五八年日本的生活，与日后的逐渐变化相比，更简单，节奏也更慢。表面上，就我当时所看到的景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日本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崛起，成为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当时东京的大小马路仍是泥土路。马路上汽车很少，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进口车。街道上除了公交和出租车，显得非常空荡。当时，出租车费用根据车子大小分成六十日元、七十日元和八十日元三种，地铁还只有银座线。当然了，山手线已开通运行。苏珊娜和我对日本铁路系统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火车非常准时，班次也多。
由于担心地震，那时最高的建筑只有八层楼高。建筑公司也还没有信心造更高的建筑。不过，很显然，让我们惊讶的是，在东京没有看到任何被炸毁的建筑和瓦砾。前往日本途中，我们在英国还看到了二战时遗留下来的断壁残垣。而抵达东京后，城市已清理干净，也许会在一些地方看到空地和阅兵场，但见不到战争留下的瓦砾。
在日本的第一年，我们住在涩谷的一幢房子内，这是考迪尔拜托一位心理卫生研究领域的朋友—土居健郎博士帮忙找的，房子离他自己家很近。土居健郎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写过一篇名为《娇宠：读懂日本人格构造的一把钥匙》（Amae: A Key for Understanding Japanese Personality Structure ）的论文。 (4) 关于“娇宠”（甘え）的概念，他解释说：“这是将对方的爱或善意视为理所当然，并期待对方能照顾自己的想法或情绪。”我们也非常幸运能与土居健郎博士和他的太太成为邻居。他们成了我们最好的导师，向我们解释日本人一些难以为外人理解的态度和行为。
我们每个月需要付二万五千日元的房租，按照当时日元汇率（三百六十日元兑一美元）换算下来，大概月租不到七十美元。然而，我们的日本朋友认为，这个房租略微有点高：“可能因为你们是外国人，所以要价比较贵。”
我们住的地方与我们研究的日本家庭所居住的房子很像，正如我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所描写的那样：“所有的房屋都是未加粉刷的原木平房，环绕着精心设计的小花园，筑以高高的围墙与外界相隔离。通常房子总有一面或两面是向阳的，安装上玻璃移门，白天可以打开，让阳光和空气穿透室内。到了晚上，把玻璃门外的移动木门关上，用以阻挡雨水、寒气、昆虫和盗贼。总的来说，建筑简洁朴实，薄墙、尖顶、小窗户，没有地下室。每户人家一般会有三到四个房间，房间之间用移动纸门隔开。”
我们的厨房非常小，地板又脏又旧，有一个用来煮食物的燃气灶。这与我们以前在美国时的厨房形成鲜明对比，那儿有充足的储藏空间、宽敞的食物料理台。我们有电冰箱，但很多日本人当时仍在使用冰柜 (5) 。
我们在日本的房子没有中央供暖系统，只能靠煤油加热器和被炉取暖。取暖用的燃料非常贵。到了冬天，屋里很多地方让人觉得冰冷。我仍然记得那时因为家里有一岁半的孩子大哭、四处乱跑而非常吵闹，有时会去离家不远的图书馆。即使图书馆内间或摆放着木炭火盆或炭锅，每个坐在图书馆里的人还是都穿着外套，室内也就十度上下。
我还记得被邀请去日本朋友家中，因为怕冷，我们穿着冬天的保暖内衣，但是当我们到达后，经常很荣幸地被安排在靠近取暖源的位子。被当作贵客的我们，因为穿着保暖内衣而满头大汗，反而希望能坐在屋内寒冷一些的地方。
说到取暖，我突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某个冬夜，我们临时决定去土居健郎博士家拜访。走到他家门口时，发现他穿着外套来为我们开门。他告诉我们他正好要出去一趟。我当时觉得他的举动非常奇怪，但我什么都没说。后来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土居博士想要省取暖费，因此晚上关掉取暖器穿着外套，他不好意思告诉我，所以当我看到他穿着外套时，只好假装是刚穿上准备出门。
我和苏珊娜都要学习日语，因此需要有人帮我们照顾儿子。考迪尔博士的太太先帮我们找了一位年轻女佣，我们叫她“帮佣”。后来，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而改称“家政妇小姐”，不能再以“帮佣”称呼她。不过，自从劳动力价格飞涨后，只有少数人能负担得起用人。
考迪尔博士的太太帮忙找的女佣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她想通过为我们工作而学习英语，以便将来可以去美国学习。但是，当她发现这个工作需要为一岁半大的小孩换尿布时，觉得这个工作与她想象的非常不一样。两周后，她就辞职了。
随后，我们又设法找了一位来自乡下的年轻妇女，光子小姐。她非常高兴能找到这份工作，并愿意承担照顾我们儿子的责任。她住在家里的小房间，我们每个月支付她一万日元（三十五美元），包食宿。对此，我们的日本朋友再次感叹：“你们付得太多了！我们比你们付得少多了。”然而，光子小姐非常投入地照顾我们的孩子，还帮助我们学习如何适应在日本生活。
我们当时的生活还是非常舒适的。研究与精神病学基金会每个月提供给我们五百美元补助金，按照当时一美元兑三百六十日元的汇率换算，是非常大的一笔钱。每个月扣除房租和其他开支后，我们还能剩下很多钱。事实上，我刚成为博士后时的开销，比我二十五年后作为一名正教授来日本，花得还更多。
非常幸运的是，在日本的两年中，我们没有碰到重大困难。在我们赴日之前，还收到过关于如何在日本生活的小册子。凡是参与富布赖特项目 (6) 的学者前往日本时都会收到。事实证明，这本册子中的一些建议有点夸张了。比如，它告诫我们不要购买一般的蔬菜，因为日本人用粪便施肥，蔬菜会被污染。因此，建议我们要去大型百货公司地下商店购买，那里卖的蔬菜使用的是化学肥料，吃了以后不会生病。
尽管我们被提醒要注意平时的饮食问题，但我们仍旧从附近商店购买水果蔬菜。商店很方便，食物也都美味营养。我们发现，通常日本的卫生状况要远好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在日本可以直接饮用自来水，但在其他亚洲国家就不行。
我们最初碰到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对日语理解不够。我记得我们经常去附近的肉店买肉。不管什么时候过去，肉店老板总是把肉切成薄片，他认为我们买回去是用来做寿喜锅。尽管我已经学会了日语“厚”的说法，但当我说“切得厚一些”时，老板也只是把肉片稍微切得厚了一点点。过了好几个星期，他才把肉切成牛排的厚度。
那时，日本的计量单位复杂得不可思议。重量单位，从过去的“匁（もんめ）” (7) 变成“磅”和“千克”。每换一个地方，当地使用的计量单位都不一样。尽管我们已经开始学日语了，仍然经常很难判断要购买食材的体积或重量。
我们陷入与语言的斗争之中。当邻居来做客，我们请他们喝茶时，他们会说“結構（けっこう）”。我们知道“結構”的意思就是“好的”，但仍不能分清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是“好的，那我喝一点吧”，还是后来才学到的“没事，我不喝茶”。这种暧昧不清的语言经常让我们深感困惑。例如，如果我们邀请别人来家里，他们经常会用含糊的语言表示“好的，没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分清他们指的是“不，谢谢”“让我考虑一下”或“我们会来的”，其中的哪个意思。送礼也经常是个难题。人们来我家时总会带礼物，这是习俗。我们试图了解送礼人的目的。他们是想表示友好呢，还是希望我们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有人送礼物，都会让我们感到一丝烦恼。我们曾试图退还礼物，但有时事情似乎有点失控，我们发现和送礼人的关系变得有些紧张而不自然。有时，送礼反而成为建立开诚布公的友情的障碍。在日本两年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发现当我们不再互换礼物，或者只是偶尔赠送礼物时，我和朋友的关系变得更放松自然。
当然，由于我们是外国人，经常会成为大家好奇的对象。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一岁半大的金发小孩戴维总会吸引周围每一个人的注意。大家都想抱他或和他说话。有一次我们去京都，一个大概有二百人的小学生旅行团围着我们，一直盯着戴维看。我们可能是他们看到的最早的几个外国人。我承认，在这些大笑着、目光无法从我们身上移开的孩子们看来，我们确实很奇怪，但是我们也感到非常不舒服。其实，在很多我们去过的地方，尤其是乡下，当地人总是围着我们，他们希望能看一眼外国人。那个年代，日本人并没有很多机会看到外国人。但现在的日本人见到外国人就很少大惊小怪了。
第二年，我们搬到了东京郊外的千叶县（市川市）。我们搬过去是因为日本心理卫生研究所建在当地一个二战时期的阅兵场原址上。战争结束后，政府将军事场所逐步改为医院、学校和大学。当时，市川只有十万常住人口，没有现代化的公寓。研究所的人安排我们调阅有心理失调儿童的家庭档案。我不得不找一个人帮我看这些档案，因为我当时还不能很好地阅读日文材料，大家可以想象我看完一卷档案需要花多久的时间。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并不希望我们亲自采访有心理失调儿童的家庭。不过，他们通过当地学校校长为我们安排了六个有健康孩子的正常家庭，可以每周采访一次。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六个家庭都热衷于家长教师联谊会活动，并被告知，如果他们每周接待我们的采访活动就可以免于承担一年的家长教师联谊会各项义务。在之后一年的采访中，我们却不得不对原计划做出修改，原本的想法是由我采访丈夫们，苏珊娜采访妻子们。结果却往往变成，我们一起采访妻子们和孩子们的时候，比采访丈夫们的时候多多了。因为这些丈夫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以至于很难约到采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