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欧洲史是相通的。每个国家诚然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这无法否认；但如果跳出对某一个国家的关注，你会发现这片土地上的国家虽然众多，但本质上的差异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本书作者在一次次行走漫步中重新审视欧洲，重新思考这片大陆的过去与现在，为我们讲述处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之下的欧洲的历史。 走进亚琛大教堂，从查理大帝的宝座遥想奠定欧洲基石的伟大帝国。漫步于纽伦堡、布鲁日、热那亚的街头，追溯中世纪城市的诞生与经济的兴起。驻足在葡萄牙南端海滨小城萨格里什，想象航海家亨利登上峭壁远眺自己的船队扬帆归来。重返哥白尼的故乡波兰，再现这位议事司铎如何改变人类与宇宙的关系。徘徊在英国议会大厅，寻觅议会制的灵魂。徜徉在凡尔赛宫，追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就这样，我们将从欧洲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探寻这个大陆的点滴历史。 刚刚踏入21世纪的欧洲正面临着国家民族主义的又一次高涨。不少欧洲人认为，未来的欧洲国家定会各自为战。然而在历史上，欧洲各国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波兰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他们都经历了共同的中世纪、建造了同样的城堡，都见证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冲击和工业革命的洗礼，也都曾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遗憾的是，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却被人们忘在了脑后。本书的目的正是为古老的欧洲重新注入生机与力量。让我们推开历史的大门，换一个视角看欧洲！
作者介绍
弗朗索瓦•雷纳尔（François Reynaert），1960年生于法国敦刻尔克，记者、作家、花神文学奖(Prix de Flore)评委。著有畅销书《蠢话集：从高卢祖先谈开去》（2010），《阿拉伯世界的伟大历史》（2013）和《伟大的世界史》（2016）（荣获Livre de Poche出版社2018年度随笔类读者奖），不断地为读者带来审视历史的新视角。 【译者简介】 范鹏程，法语翻译，长期从事口译、笔译工作。主要译作有《假如地球是个甜甜圈: 35个看似荒诞的科学问题》（2018）及《科学与宗教：不可能的对话》（2019）。
部分摘录：
工人运动的美好时代 第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思潮。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19世纪初，工业革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法国思想家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英国工业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等认为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不利于社会发展，他们通过改变生产的组织方式，提出了能够终结工人苦难生活的新制度。他们的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仅限于在熟人的小圈子里传播，很难组织起来。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后来被称为“第一国际”，其目的是将各地的小团体联合为一个整体，形成一股能够推翻现有制度的强大力量。德国人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是第一国际的主导人物。他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观点得到了第一国际的肯定。马克思倡导的共产主义社会由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制统治，私有财产都将被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也将被终结。马克思的想法遭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巴枯宁（Bakunin）的猛烈抨击。巴枯宁认为应当彻底废除政府，而不是控制政府。马克思一派和巴枯宁一派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最终在1876年导致第一国际解散。1889年，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然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并不会因此便瞬间消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应该革命，因为只有革命才能让世界更加公正。可是谈到革命的形式，大家的意见就不统一了。例如，极左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宣扬恐怖主义行动。他们认为要“以实际行动来宣传”，这样就会破坏社会稳定，引得警察出来镇压，而广大民众面对强权一定会倒向革命战士一边，万众期待的革命也就很快会到来了。残忍的恐怖袭击就这样在世纪之交接连发生，很多人因此遇难。在这些人中，有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1894）、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Ⅰ，1900）、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1901），就连奥地利皇后、匈牙利女王伊丽莎白（Élisabeth）——即著名的茜茜公主——也于1898年在日内瓦的酒店门前遇刺。无政府主义者终于意识到他们走进了死胡同，于是逐渐开始接受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的观点。社会主义大家族不断地发展壮大。19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欧洲政局与以前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信息的广泛传播，社会更加民主，劳工运动也逐渐被接受。
渐渐地，工会成为合法组织，一度被认为是暴动行为的罢工成为争取权利的正常途径。随着一个个政党的成立，人们通过选举产生了来自各个政党的第一批市长和议员。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75年在哥达成立，是成立最早的政党之一。俾斯麦认为社会党人都是该被消灭的“无赖”，在1876年将该党取缔。但19世纪90年代，俾斯麦刚刚下台，这个党派就重新回归历史舞台，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D），成为欧洲第一大党，在德意志帝国议会占据了几十个席位（1912年改选后增至110个席位，成为帝国议会的多数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自己的合唱队、体育俱乐部和各种文化协会，实际上成为大政府中的小政府。在该党的努力下——当然此前俾斯麦在压制社会党时为了社会安宁也给工人阶级创造了不少优待政策——一战前夕的德国工人所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在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最高的。
奥地利也走了同一条道路。它在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的领导下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阿德勒是犹太人，后来成为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是位医生，专为穷人看病。他将家里的一座房子作为诊所，接待贫苦百姓。诊所的位置我们并不陌生：伯格斯19号，也就是1891年弗洛伊德的新家。广阔的奥匈帝国也是一个小世界。
英国是最早出现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国家之一，工会势力尤其强大。由于这些工会组织希望在议会中有一席之地，1906年，英国工党（Labour Party）成立了。很多思想团体都对英国的社会主义产生了影响，费边社（Fabian Society）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其成员中知识分子众多，例如爱尔兰人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就是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法国劳工运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分散为多个小团体，人与人之间的敌对让这些团体无法团结一致。例如一些人不愿与茹尔·盖得（Jules Guesde）为伍，因为他执着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杰出教师、演说家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则不情愿与不赞成社会主义的共和党人并肩作战。迫于第二国际及其主席埃米尔·王德威尔得（Émile Vandervelde，1866-1938）的压力，法国终于在1905年形成了统一的政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都发生了类似的运动，即便是落后于时代的遥远国度俄国也不例外。尽管该国还在残暴的专制统治之下，但是也诞生了社会民主工党。由于经常遭到警察的追捕，该党都是秘密组织，其代表大会通常在境外召开。1903年，该党分为两派。党内大部分成员选择了较为温和的立场，希望仅在实质性改善工人待遇时动用武力。这一部分人因在一次投票中获得了少数票，被称为少数派，俄语音译为孟什维克。另一部分人以列宁为首，坚持革命，尽管他们人数不多，却成为布尔什维克，即多数派的意思。
事实上，各地的工人政党尽管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内部都存在类似的纷争。万众期待的社会主义该如何实现？该不该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一场革命上面？怎样引发革命？是借助一次大罢工，还是暴力夺取政权？抑或是采取“渐进式”的策略逐步推进？同很多人一样，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更倾向于最后这种被称为“改良主义”的做法。他对这种做法有一个精辟的概括：“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没有任何意义；运动本身才是最重要的。”他的观点引起了正统革命者的强烈反对。
虽然分歧众多，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者在一个根本问题上还是能够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历史是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推进的。对于每个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的人来说，剥削工人的所有企业主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从本质上讲，这场战争没有国界。所有人都热爱和平。在他们看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权贵为了转移无产阶级的注意力，使其忘掉被雇主压迫的事实所使的阴谋诡计。他们的颂歌叫作《国际歌》，其中有这样一段歌词：“国王用烟雾来迷惑我们，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