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对英国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展示了前线尖锐的铁丝网、泥泞的战壕，以及索姆河战役和帕斯尚尔战役死伤累累的屠杀画面，在英国国内，大战也制造了近乎革命性的转变。在本书中，西蒙•赫弗勾勒出英国是如何被拖入杀戮，又是如何为赢得生死存亡的战争而做出深刻转变的。 自始至终，与作者的深刻洞察相辅相成的，是他对塑造英国战时生活的男男女女的生动刻画。包括军人的代表基钦纳，政治家的代表丘吉尔，和平主义者的代表莫雷尔女士，以及其他强有力的国民代表，如报界大亨诺斯克利夫等。因此，本书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又细致入微的时代画面，这个时代虽然承受了极大的苦难，但也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带来了提升健康和教育的新理念，同时指引了一个更少顺从和更多平等的未来。
作者介绍
西蒙·赫弗，1960年生，曾在剑桥大学主修英语，后获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英国白金汉大学历史学教授。赫弗在伦敦新闻界服役近35年，曾任《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副总编辑，现为《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The Sunday Telegraph）撰稿人。本书为赫弗英国现代史系列作品的第一部，赫弗的其他作品还包括《道德亡命徒：托马斯•卡莱尔的一生》（Moral Desperado:A Life of Thomas Carlyle）《像罗马人那样：伊诺克•鲍威尔的一生》（Like the Roman: The Life of Enoch Powell）《权力和地位：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政治重要性》（Power and Plac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King Edward VII）等。
部分摘录：
在1916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阿斯奎斯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权终于遭遇了无法抵抗的压力，此时达到了被削弱过程的顶点，这个过程起源于征兵制的辩论，但随后在1916年间扩展到了其他方面。他曾因他的政府在爱尔兰的记录而受到批评，在对起义处理不善后，也因未能在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而受到批评。在日德兰战役中表现平平之后，海军的能力受到了严格的审查。索姆河战役的溃败，让政府在这场战役打响后的几天内就招致了大量批评，尤其是来自议员的批评。随后，7月18日，阿斯奎斯拒绝发表文件，概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惨败背景，使得他在下院遭到了进一步的攻击。他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读了汉基就此事发表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汉基认为公开此事不符合公众利益。他认为应对战争委员会的讨论保密，就像对内阁的讨论一样，在战争结束之前不应发布任何东西。在涉及协约国的战略和外交的文件中，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帮助敌人。例如，发布的内容将披露丘吉尔计划进入波罗的海，并在德国北部海岸开展海军行动。如果无法讲述整个故事——而汉基认为不能讲述——那么最好不要讲述任何故事。丘吉尔仍然觉得人们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他，他相信发布信息不仅会为他树立起更好的形象，还会让他恢复自己的政治生涯。事实上，他告诉里德尔，他“在战争结束前将一直背负耻辱”。[1]当时，对于这个问题，阿斯奎斯面临着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的呼吁。他倾向于抵制这个呼吁，因为战争仍在进行中，开展调查将分散政府中更积极地忙于追求胜利的那部分人的注意力。而且，从索姆河传来的消息——当时公众对这些消息才刚刚开始有了一点儿了解——并没有让政府处于有利的地位。
汉基支持阿斯奎斯，他列举了上个世纪拒绝这类呼吁的先例。汉基最担心的是，专责委员会可能会把政府搞垮。和汉基一样，格雷认为整个政府应当辞职，而不是屈服于调查呼吁。然而，战争委员会持有不同的看法。7月20日，阿斯奎斯向下院宣布了一项调查——尽管这不是由议会开展的调查，而是由丘吉尔母亲的朋友克罗默勋爵领导的委员会开展的调查。这个委员会将秘密开会，以便考虑所有现有的证据。另一个委员会将召开会议，调查英国在库特-阿马拉屈辱投降的背景。阿斯奎斯同意了这个要求，因为在那种场合，他的政府最不需要的就是被指责为掩盖这场战争中另一个最不光彩的战略决策。
汉基提出要写一份广泛详尽的备忘录，其中将阐述政府远征加里波利的理由，以及远征的方式。阿斯奎斯——他希望尽可能少地与这片泥沼有瓜葛——欣然同意了。8月4日，格雷告诉编写备忘录的汉基，他“对政府在批准调查方面的软弱感到非常厌恶，并威胁说，如果人们因此不得参与战事工作，那么他将辞职，以向国家表明这种做法正在阻止我们赢得战争”。[2]丘吉尔只能作为证人出席。汉基开始寻找他能找到的所有文件来支持他的案子，并起草了委员会应该审查的其他证人的名单，以确保他那一方的故事被讲述出来。
9月中旬，该委员会召开了会议。9月19日和27日，汉基在这两天阐述了政府的观点，他说委员会无法查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引起了麻烦。最终，政府同意允许委员会主席克罗默勋爵查看会议记录，以证实汉基的说法。对于实际上站在被告席上的丘吉尔来说，汉基并没有为难他。汉基说他阐述了双方的论据，而且似乎没有隐瞒重要信息。然而，他强调，作战委员会的感觉是，费希尔完全支持这些提议。在1月28日的会议上，费希尔什么也没有说，汉基对此感到压力重重，他承认，当海军顾问在这样的会议上保持沉默时，他的沉默通常被认为是表示同意。
9月28日和10月4日，丘吉尔进行了作证。第一天，他发表了一份冗长而详细的声明。他对自己统领的海军部发生的一切全权负责，并明确表示他对任何海军军官都没有怨言。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给那些向我提供专业建议的人进行辩护”。[3]他说，为了帮助俄国人，这次进攻是必要的。他还暗示，基钦纳在一开始就拒绝派遣大量军队，这种做法引发了问题。他否认曾干预计划过程，这个过程由他的海军专家负责，而不是政治家。但他说，海军部现任的两名最资深的顾问——第一海务大臣杰克逊（Jackson）和他的参谋长兼海军少将亨利·奥利弗（Henry Oliver）爵士——都曾支持卡登提出的打通海峡的最初计划。实际上，丘吉尔正在唆使委员会对这两人进行攻击。当被问及是否曾敦促杰克逊和奥利弗支持卡登的计划时，丘吉尔予以否认。作战委员会一开始就一致支持这个计划，并且费希尔没有反对，也没有（在那个阶段，即1915年1月中旬）提出反对卡登计划的理由。丘吉尔承认，在后来决定派遣登陆部队时，他和作战委员会负有共同的责任。然而，在他看来，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责任在于基钦纳和阿斯奎斯，他们是在以海军为主的行动显然无法取得成功时做出了决定。
他讲了五个半小时。克罗默——他后来在第二年的2月去世——累得躺在床上。一个星期后，由一群议员、殖民地政治家和军人组成的委员们对丘吉尔的证词提出质疑。丘吉尔的主要任务是让提问者相信，在最初的计划阶段，费希尔对自己的疑虑保持沉默。由于缺乏书面证据，他似乎说服了提问者。此外，丘吉尔还声称，他希望军队登陆并不是为了帮助海军通过海峡，而是为了确保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海军在打通海峡方面取得的成功。一旦海军的进攻失败、就让士兵登陆的建议得到了他的支持，但这个建议不是他发起的。费希尔在提供证据时，没有做任何损害丘吉尔的事情。他说，他在1月28日的关键时刻保持沉默，这是因为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辞职，他不想这样做。然而，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作战委员会中没有人问他的意见时，他回答说：“他们都很清楚是为什么！”[4]在后来写给克罗默的一封信中，费希尔着重提到了丘吉尔：“丘吉尔先生是非常正确的。在我辞职前，我会一直支持他。我还会这么做的。他有勇气，有想象力。他是一个战士。”[5]该委员会将延续到1919年，但收效甚微。不过，丘吉尔的复职已经慢慢开始了。
相比之下，在整个夏末和秋季，阿斯奎斯的可信度都在继续下降。7月30日，劳合·乔治问里德尔，“就更积极地开展战事工作”这个问题举行大选会有什么结果，卡森——据里德尔所说，劳合·乔治用“颂扬”的话描述他——领导的新政党对此进行了辩论。[6]主要的参与者是劳合·乔治、劳和张伯伦。里德尔害怕公众的反应，但劳合·乔治声称，“我认为，这个国家更愿意选择卡森，而不是阿斯奎斯”，并表示他将“高兴和自豪”地在卡森的手下工作。[7]卡森现年62岁。他生长在都柏林的一个新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母亲是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的女儿。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攻读法律，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成了爱尔兰最伟大的辩护律师。对他来说，爱尔兰这个舞台太小了：1893年，他被召到英国律师协会；两年后，他就刑事诽谤为昆斯贝理（Queensberry）侯爵起诉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由此一举成名。[8]1910年，他为他的当事人在阿切尔-希（Archer-Shee）一案中赢得了胜利，在该案中，这个因偷窃而被奥斯本海军学院开除的男孩被证明无罪——泰伦斯·拉提根（Terence Rattigan）的戏剧《温斯洛男孩》（The Winslow Boy）就是以这个案件为原型。
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92年，当时他被任命为爱尔兰副检察长；他曾被选为都柏林大学的自由统一党议员，并于1900年在索尔兹伯里政府担任英格兰副检察长。但是，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这个法律机构的支柱一直在阿尔斯特省策划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几近达到组织煽动叛乱的程度。他发起了一场武装志愿运动，并成为《阿尔斯特公约》的近45万个签署者中的第一个，该公约承诺用一切必要手段抵制爱尔兰自治。在战争爆发前，他似乎已经准备好领导阿尔斯特的志愿者部队进行一场反对民族主义党的内战。[9]他的半政治家、半海盗作风以及他超凡的领导才能使得那些开展战事的人无法抗拒他。
8月13日，丘吉尔给身在法国的希利写信说，他认为在这场会议后，阿斯奎斯还会继续任职，但“他的处境一点也不好。政府外的保守党人鄙视他，爱尔兰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许多自由党人要么疏远了他，要么对他感到恼火。内阁中有许多敌对势力在起作用，政府随时都有可能垮台”。[10]此外，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也让阿斯奎斯笼罩在阴影中，人们对这份报告的期望加重了他在1916年秋天承受的压力。
正如格雷所言，作为首相，阿斯奎斯的一大缺点是“不愿为保住自己的职位或增加个人声誉而费事”。[11]他把功劳归于应得的人，把失败的责任留给自己。然而，他从未把握住战争的不同节奏，而且，尽管他的妻子和朋友们发出了警告，他也不明白资深的同僚们怎么会密谋反对他。达夫·库珀——他当时在外交部工作，是首相的长子雷蒙德·阿斯奎斯的圈中成员——回忆说，他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有点孤僻，有威严。他属于维多利亚时代。他会认为在餐桌上讨论当前政治或批评其他政客是没有教养的”。[12]他也有能力看到任何争论的所有方面，在紧急时刻，这种能力可能会让人觉得遗憾。1916年11月下旬，罗伯逊给黑格写信，告知了这场政治危机，他提到了战争委员会关于征召民众从事工业工作的讨论。这个计划被提交给了全体内阁，其中一些人拒绝了。罗伯逊写道：“首相立刻开始摇摆不定，整个事件又一次被扔回讨论的锅里。只要23个成员中每一个都声称有权‘反对’和‘同意’战争委员会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就不可能奏效。”[13]
尽管在担任首相期间，甚至在战争期间，阿斯奎斯都竭尽全力寻找消遣的机会，但他还是筋疲力尽。他已经64岁了，嗜酒成性，有三个儿子在服兵役，他非常担心他们。他没有表现出那种喧闹的活力——这种活力让人们对劳合·乔治产生了钦佩，并把他视作一个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而是黑格曾冷笑着看到的那位“穿着高尔夫球服”的国家领导人。劳、寇松和贝尔福都开始对他失去了信心。9月15日，雷蒙德（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疏远）在索姆河阵亡，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首相曾多次访问西线。在雷蒙德阵亡前的九天，他进行了一次访问，他在最近从德国人手中夺回的弗里库尔（Fricourt）村见到了雷蒙德。黑格和阿斯奎斯共进晚餐，他发现阿斯奎斯喝了很多酒：“首相似乎喜欢喝我们的陈年白兰地。在我于9点半离开餐桌前，他喝了几杯（大的雪利酒杯）；在我回到餐桌前，很显然，他又喝了几杯。那时他的腿都站不稳了，但他的头脑非常清楚……”[14]9月17日（星期日）晚，阿斯奎斯的秘书之一给沃尔夫别墅（当时阿斯奎斯夫妇正在那里过周末）打电话，告诉阿斯奎斯夫人，两天前，雷蒙德率领士兵袭击雷斯博夫（Lesboeufs）村时被枪杀，黑格的信带着这条消息抵达了唐宁街。过了一会儿，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丈夫时，他崩溃了。星期一，阿斯奎斯没有返回伦敦参加内阁会议，而是去陪伴丧偶的儿媳。唐宁街被淹没在唁电中，首先发来唁电的是国王和王后。
二 阿斯奎斯不仅需要应付丧亲之痛，也越来越需要设法控制战争对经济的影响。10月11日，他不得不向议会再申请3亿英镑，导致到目前为止1916～1917财年的拨款总额达到了13.5亿英镑，使得自1914年8月以来的拨款增加了31.32亿英镑。在他上一次向政府要钱以来的113天里，海军、陆军和军需品花费了3.79亿英镑，而借给盟国和自治领的贷款达到了1.57亿英镑，其他项目（包括食物和铁路）花费了2300万英镑。在描述英国纳税人、债权人的钱产生了哪些价值时，阿斯奎斯为索姆河战役涂上了最明亮的光彩，声称军队“在9英里的战线上推进了大约7英里”，皇家飞行队“完全控制了天空”，导致德军“实际上放弃了对凡尔登的进攻”。[15]在这场战役中，仅英军就俘虏了28050人，缴获了121支枪和396支机枪。他说，黑格曾告诉他英军是如何“经受住了考验”。阿斯奎斯似乎接受了这种说法，而没有丝毫的讥诮讽刺。他说，那个时刻，“我们的心中没有怯懦，我们的目的没有动摇，我们的意见没有摇摆不定”。[16]
卡森提醒议员们，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样，阿斯奎斯在这场正酣的战斗中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仗义执言，没有掩盖事实。我们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对事实视而不见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一个日益明晰的事实，也是全世界都明白的事实”。[17]他继续说，战斗到底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他需要人力方面的保证。斯托克波特的议员乔治·沃德尔（George Wardle）代表工党发言，他说：“人们的心理和生活承受的全部负担都可以被讲述出来的那一刻，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无论这个负担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承担代价，不管这个代价有多大，因为，这个代价的缘由值得下院和人民永远为此付出。”[18]在后来关于“笨驴领导雄狮”的所有争论中，值得回顾的是当时的工人阶级政党支持政府对索姆河战役的指挥。在那年的工党大会上，沃德尔发表了一篇演说，激起了党内许多人对战争的支持，这使他名声大振。沃德尔也意识到了阿斯奎斯的个人压力，他说，他刚刚发表了“我认为将会是下院历史上最杰出的演讲之一”。[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