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争议的时代，政权割据、战争频发、人口迁徙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时期”，中国的艺术、技术、思想和文化都取得了巨大的创新和发展。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外来货物，也带来了新的宗教和文化。得益于民族融合与南北差异，这一时期的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墓葬雕塑、音乐舞蹈等无不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差异。 美国资深汉学家丁爱博认为，六朝是一段非常复杂的时期，对它进行任何“标签式概括”都不会很贴切。他以考古出土实物为基础，对照传世文献，既宏观阐述了六朝的政治与社会，又细致描绘了六朝的日常生活，展现了一幅全景式的六朝图卷。
作者介绍
丁爱博（Albert E. Dien），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1927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曾师从薛爱华（Edward H.Schafer）、陈世骧、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学习中国中古历史、语言与文化，多次到中国进行学术考察与交流，是美国早期中古中国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先后获斯坦福大学“卓越终身成就奖”和台湾师范大学“杰出校友”称号。已出版《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等专著，《早期中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Six Dynasties）等编著。
部分摘录：
六朝 据说，当亚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安慰哭泣中的伴侣。“别哭，亲爱的”，他鼓励说，“一切都是暂时的。”
六朝（公元3世纪至6世纪后期）是一个分裂和无序的时代，它处于汉、唐两个大一统王朝之间，以其在文化艺术上的伟大成就而著称。有人将中国与欧洲的历史进行对比，把六朝称为中国的“黑暗时期”，然而这个词所包含的负面意义很容易让人引起误解。实际上，六朝是在诸多方面（如文化、政治、社会、艺术与技术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创新与成就的时代[1]。
由于六朝并不是一个很受关注的时代，所以有必要勾勒一下这段历史的梗概。“六朝”之名来源于当时建都于今南京的六个政权。此前的都城都位于北方，主要在今天的西安和洛阳，但随着北方非汉民族迁入中国北方并建立自己的政权，原来的中原政权被迫偏安于南方，于是这个时代被称为“南北朝”。外来的非汉人统治的北方政权，与移民占主体的南方王朝之间的政治分裂是这个时期的最显著特征，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经支离破碎了。相反，当时的地方割据政权都在力图自保与扩张，正是由此导致的冲突形成了当时的混乱无序。在欧洲，政权的地方割据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在中国，没有中央集权的政权会被视为反常的、暂时的。汉朝的成功大一统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统一的典范，它通过近四百年的努力，在中国人心目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规范。
汉代末期，朝廷外戚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纷争，使得一些军事领袖成为独立的军阀，而皇帝成为这场新的政权争夺战中的傀儡。在北方，曹操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译者注：中国历史纪年为译者所加，以下同）的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以胜利者的姿态脱颖而出，但他继续扩大胜利果实的企图受到了来自东南、西南地方军事首领的阻挠，紧接着是连年的军事行动与统一政权的行动。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后，汉朝终于从名到实都灭亡了，曹操之子曹丕即位，建立了新的王朝“魏”，统治着中国北方地区。此后，四川的刘备因其姓氏（与汉代皇室相同）而自称汉朝的合法继承者，后世为区分称其为“蜀汉”。不久，东南的孙权也自称吴帝。至此，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曹操及其后继者统治下的北方政权巩固内部的进程并没有走得很远。汉末，中央政权由于衰微，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来维护自身的稳定与安全，结果大型坞壁蜂拥而现。大型坞壁都拥有自己的武装（部曲）和家丁，他们是失去土地后依附于豪强的一群人，身份类似于佃农。数百年之后，中央政权的安全力量才得以重新建立，以家庭为单位、拥有小块土地的自由民形式也得以重新恢复。汉末，曹操还试图通过建立一套新的职官制度取代旧式的汉代官僚体系，以确保官员对社会制度的拥护，加强中央集权。他建立了一套乡里荐举体系，被荐举者分为一至九品，依品第高下委以不同的职务。为了确保优秀的候选人能够入仕，各州郡负责品第的中正皆由中央政府任命。但是，由于是家族而不是个人把持着品第大权，入仕的门路逐渐被地方门阀世族垄断，这个制度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活力，于是知识精英受到打压，而维护世族特权的制度则根深蒂固[2]。
司马氏是北方曹魏政权里的显赫家族之一，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帝退位，自称皇帝（晋武帝），晋王朝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的短暂统一。西晋政权建立之前，蜀国已被魏吞并，西晋建立之后，又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征服了吴国。新的晋王朝下达了“罢兵令”，曹魏的中央集权措施被搁置下来。尽管如此，西晋诸王还是保留了自己的私人武装，不久，严重的内战“永嘉之乱”（公元311年）爆发，并直接导致了晋王朝的瓦解。
当掌权者内讧之时，权力势必旁落他人之手。西晋诸王之间的内讧导致中央军力的削弱，中央再也无力控制由半独立的军事首领控制的地方州郡，并最终导致饥荒、大规模的动乱和革命性的农民运动，这种现象正是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称“动乱时代”的极好例证。在西晋政权里，外部的威胁来自疆域内外的诸多非汉民族，他们颠覆了西晋王朝，控制了中国北方地区。随之，驻守南京的司马睿于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以晋室的继承者身份称帝，因此建武元年之前的晋朝被称为西晋，继之者被称为东晋。正是由于晋室的南迁，这个分裂的时期才成了“南北朝”。
南方与北方大不相同，南方空气潮湿、土地湿软、湖泊众多、气候温暖，主要作物是大米而不是北方常见的麦类和粟类谷物。当时的南方人口由三部分组成。
（1）世居民：傣族、瑶族、越族等。
（2）中原移民：很早就迁入了南方，其中可能也包括部分被同化的世居民。
（3）大批南迁的避难者：这批人的数量难以估计，还存在较多的争议[3]。
在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至永初元年（公元420年）间，南方的最高统治者势力衰微，朝廷内部尔虞我诈，南迁流亡士族间的关系也极不稳定。大多数南迁的北方士族没有土地，没有根基，他们的影响力仅限于朝廷和军队。不过，他们由于有能力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所以还能被南方人接受，但前提是南方人自身的利益必须得到维护。比如，朝廷曾试图征募南方地主家的佃农入伍，结果导致站在地主立场上以道教名义发动的反叛[4]。因此，南迁的北方士族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当时要想掌控政权，对北府兵的控制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这是一支建立于山东、随朝廷南迁的军队，军人在都城以北被授予土地，成为兵户，也就是说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出征，主要职责是抵御北方军队的入侵。这支军队是国家的重要壁垒，主要为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服务。不过在公元4世纪早期，当南迁的北方世家大族陷入权力争战的时候，一些低级军官发动了叛乱，刘裕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掌控了新的王朝——宋，自称为帝。他的兴起标志着北方世族掌控军权历史的结束，从此他们不再拥有军权，而是完全依附于朝廷。刘裕希望自己家族的统治长治久安，在遗诏中明确规定府兵不得独立。出征的将领回朝时，统军之权会被剥夺，一些重要的州刺史也改由皇室宗亲担任。如果没有朝廷的文书，州刺史也无权调动军队[5]。不过这样的规定也无法确保统治的稳定，在公元420～589年，南方四朝26位统治者中，有13位暴死、4位被废黜，只有9位是自然死亡。不过，正如刘裕所希望的那样，这些政策确实大大地维护了当时的权力结构[6]。
在东晋向刘宋的过渡时期，当南迁的北方士族真正失势之后，他们除了忠于皇帝，已经别无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最有利于朝廷的群体，他们必须认同皇室的利益，没有了利益的冲突才会得到朝廷的信赖。也可能正因为如此，阉人在朝廷中从来没有得势，因为皇帝已经有了自己的傀儡。当权势不再之后，身份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对家族、血统、门第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但是，由于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权力和职务，他们在生活上日趋颓废。一位公元6世纪的评论家这样写道：“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颜氏家训·涉务》）“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燕，则假手赋诗。”（《颜氏家训·勉学》）[7]
这段文字的本意是批评士族的颓废生活，但也反映出文才在当时精英阶层里的重要性，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可能还是梁代的几位皇室成员：父亲（梁武帝）主持着规模宏大的文学沙龙，一子编写了《文选》，至今仍是有关当时文学作品选集的典范；另一子（梁元帝）也对道教、文学和诗歌抱有浓厚的兴趣。由于统治者的推动，当时的文学艺术取得辉煌成就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影响到以后几代，甚至远及日本。
在北方地区，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一直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汉代末年，虽然与匈奴的争战有所缓和，但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开始自东北内迁，从公元2世纪开始成为匈奴的腹背之患。匈奴被迫南迁，被中原王朝安置在边境以内，成为抵御北方新敌的缓冲，同时也成为中原王朝的重要兵源，用来戍守北方边疆，或服役于内地，这有些类似于在罗马帝国服役的德国人。由于北方民族的纷纷内迁，到元康九年（299年）时，已有人抱怨“关中（今陕西和甘肃）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8]。边界逐渐形同虚设，游牧民不断南下。
只要政权稳定，这些游牧民都会非常忠实于朝廷，会一致抵御外部的蛮族，但是一旦政局动荡，他们本身就成为朝廷的大患。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洗劫洛阳，这是一件与公元410年哥特人洗劫罗马同等重要的大事，标志着整个北方地区开始陷入长期的外族统治之下，即中文所谓的“五胡乱华”。“五胡”包括匈奴和藏语系、突厥语系的多个民族，他们在北方地区先后建立了16个短命的政权，中国历史因此步入所谓的“黑暗时期”。
公元4世纪初期西晋瓦解之时，北方地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新任并州刺史刘琨在赴任途中上了一表，这样描述沿途所见：“道崄山峻，胡寇塞路，辄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采，耕牛既尽，又乏田器。”[9]汉人和非汉人都无法幸免于这样的惨况，年复一年的干旱与饥馑更使得民不聊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逃避不失为一种途径，毫无疑问当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众所周知的是很多大户逃到了南方，但对当时农民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他们可能也跟随大户逃到了南方。也有很多难民涌入东北和遥远的西北地区，那里的社会相对安定。而留在中原的人赖以自保的方式就是联合起来，共同防御。关中和关东（今山西、河北和山东）地区在战争中所受的冲击尤其严重，大量土地荒芜，处处是流民与强寇。留下来的精英阶层则建立坞壁以自卫，这样的坞壁最先出现在汉末，是堡垒式的庄园，但现在坞壁的数量和规模都大为强化了。坞壁的人员构成主要包括侍从、宾客、奴隶、宗族和一些本土人群。靠个人之力是无法生存的，他们必须依附于附近的坞壁。据说仅在关中地区，这样的坞壁就有三千多座[10]。
坞壁通常建造于易于防御骑兵和步兵攻击的地点，如河湾处或山顶上；有些人甚至逃往山里寻找更为牢固的要塞。有座坞壁方圆数英里，河流环绕四周，能容纳十万之众，据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内有耕地和水源。坞壁的首领不仅是军事首长，而且是政治和经济管理者，他们充当着以往刺史的角色，执行着来自不同朝廷的使命，有些可能还是自封的刺史[11]。
这些坞壁主要是防御性的建筑，无法抵挡过长时间的进攻，因此他们还得寻求其他的生存之道。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向当地的权势人物效忠，可能多至两三个（即向胡人小国的首领们效忠，他们兴起于晋室南迁后的北方），向他们提供人质，并向他们进贡。
这些游牧民族在管理靠武力所得的地区时，往往缺乏建立行政制度的技巧，不过，当时建立的政权数量之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有意去尝试统治这些归顺的农业居民。为了有效地管理，游牧民族首领往往需要中原地方豪族的支持，因此，当他们获得这样的人才时，一般会保留原有的地方行政体系。地方首领与胡族首领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而不像是外族对本土的占领[12]。据说南方军人桓温北伐之时，那些被俘至南方的中原士兵潸然泪下，频频回首北望。
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北方地区终于统一于鲜卑部落联盟的一支——拓跋部。他们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北方地区建起了长城和边塞，以阻挡其他游牧民进入中原，给北方地区带来了一个半世纪的安定。拓跋氏与中原世家大族有着密切的合作，大量资料证实，拓跋氏大力支持世家大族的世袭特权，他们建立官学以培养士族子弟，反对士族与寒族通婚。在北魏都城甚至禁止贵族与平民居住于同一区域。尽管如此，中原世家大族还是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如果哪个家族过于显赫，都会被拓跋氏当成对自己统治的威胁，会被迅速而残酷地剿灭。不过，拓跋政权比起其他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做到了政局的相对稳定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