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倦怠社会》内容简介：否定性的社会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充溢着积极性的社会。 从这一范式转移出发，韩炳哲展示了当今社会的病理形态，其中包括抑郁症、注意力缺乏症、过劳症等精神疾病。它们不是传染病，而是梗阻症；不是由否定性的、免疫学上的他者导致，而是源于过量的肯定性。 因此，一切免疫学式预防和抵抗措施都失效了。作者的论述终以一个社会愿景结束，他有意赋予其一个含有歧义的名称“倦怠社会”。其中，生命变成了生存，生存导向对健康的狂热崇拜，健康带来了疾病和僵死。 失去了死亡的否定性，生命自身僵化成为死亡。 一部为当下全球化时代做出诊断的重要作品。 《娱乐何为》内容简介：现在，娱乐的无处不在预示着全新的事物即将来临。人们对世界和现实的理解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今天，娱乐升级成为一种新式范例，即一种新的决定什么具有处世能力、什么没有，也就是决定什么是存在者的存在模式。因此，现实本身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娱乐效果。 娱乐的绝对化导致世界变成享乐的世界，受难精神将这样的世界解释和贬低为沉沦、虚无，甚至是非在。然而，受难和娱乐其实并不完全相异。娱乐的纯粹无意义与受难的纯粹意义是紧密相邻的。 小丑的微笑与痛苦之人痛苦扭曲的表情看起来惊人地相似。 韩炳哲创造了一种他个人独有的思想传统。 ——周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 《爱欲之死》内容简介：爱欲是勇于否定自我，肯定他者。 爱欲与他者密切相关，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 爱欲以超验性为前提。当今社会越来越像一个同质化的地狱，而爱欲的经验不在其中。 个体的内在危机在于，一切事物均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从而毁掉了爱欲的渴望。吸引自我的、被自我所渴望的他者，无处可栖。 这是一个没有了爱欲的社会。 爱欲之死，是自我反思之死。 《他者的消失》内容简介：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 那朋友似的、地狱般的、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他者已让位于同者。如今，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造成侵害。扩散之势愈演愈烈。使社会体害病的不是异化、退隐、禁令和压制，而是过度交际、过度信息、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 如今的时代标志不是由他者带来的压迫，而是由同者造成的抑郁。当今社会中有诸多标志性的现象，譬如恐惧、全球化、恐怖主义等，韩炳哲的新作所探究的正是这些现象背后潜藏的同质化的暴力。 韩炳哲用他的作品开辟了一条横穿当代文学之林的甬道。他不求你我点赞，只求警醒世人。 ——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 《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内容简介：数字化信息交流和网络社交平台占领了我们的生活。 被数字化了的生命实际上导致了社群、公共空间的坍塌，也慢慢侵蚀了政治行动的可能，妨害了有意义的政治议程。 数字化交流激发了瞬间的冲动性反应，发送和接收这种信息的民众，变成了一个（个）数字化的（蜂）群。这不是大众，而不过是一些被相互隔离的个体；不足以称为“我们”，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主导性力量，不能筹谋未来，因为他们深陷当下。 数字群是一个破碎的整体。 当信息胜过思想，一切按照脸书、股市和情报机构的法则运行，民主将受到威胁，自由将受到损害。 《 透明社会 》内容简介： 当今社会，到处洋溢着“透明”的热情，而人们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一下对距离的热情。 距离和羞耻心无法被纳入资本、信息及交际的高速循环。因此，人们便以“透明”的名义消除了所有谨慎的回旋余地。它们被照得通亮，被剥夺殆尽。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无耻、更加赤裸。 恰恰于信任不在时，人们对“透明”的呼求声才愈发响亮。在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中，人们是不会执意要求透明的。透明社会是一个不信任的、怀疑的社会，由于信任日渐消失，社会便开始依赖监控。对透明的大声呼求恰恰表明，社会的道德基础已然脆弱不堪，真诚、正直等道德价值越来越失去意义。 作为一项新的社会命令，透明正在取代日渐式微的道德审查机构。 《暴力拓扑学》内容简介：有些事物，永不消逝，暴力即属此类。 暴力性表达并非现代性的标志。暴力只是变化多端而已，其表现形式随社会局势而变。如今，它回到皮下、交际之下、毛细和神经元的领域，呈现出微观物理学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存在，无需在统治或敌对关系中的那种否定或排斥性。 它从可见转为无形，从粗野蛮横转为沉思内省，从正面直击转为病毒性感染。暴力起作用的方式不是公然袭击，而是蔓延传染。 作者在本书中首次揭示了暴力事件的变形记，从君权和血亲等前现代社会的斩首，经由现代规训社会的畸变，最终到了今天绩效社会和倦怠社会的抑郁。 《美的救赎》内容简介：美如今正处于一种矛盾的处境。 一方面，它如通货膨胀般蔓延四溢：到处都可以感受到人们对美的狂热崇拜。另一方面，美失去了一切超越性，屈服于消费的内在性：它塑造了资本的美学的一面。美以及崇高或震动所带来的对消极性的体验，完全被纯粹的快乐即点赞所取代。美最终被色情化。 本书既为我们展示了那些以真理、灾难或诱惑表现出来的美的形式，也阐明了那些建立美的伦理或政治的美的维度。 阅读韩炳哲的书，意味着不断地被鞭策唤醒。……他的社会批判虽然不谙体恤之情，然而韩炳哲仍然热情地拥抱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 ——《周刊》 《精神政治学》内容简介：当今世界已逐渐走向精神政治时代。 数字技术正从单纯的监控向主动的操控过渡，人们凭感觉做出的所谓“自由决定”将很快被操控。 无所不在的大数据和新自由主义伦理观造成了资本主义权力的转移和扩张，破坏了个体自由，压制了个体的空间和自主性。 本书扣人心弦地描绘了新自由主义精神政治导致的种种危机。
作者介绍
韩炳哲（Byung-Chul Han） 德国新生代思想家。1959年生于韩国首尔，80年代在韩国学习冶金学，之后远渡重洋到德国学习哲学、德国文学和天主教神学。他先后在弗莱堡和慕尼黑学习，并于1994年以研究海德格尔的论文获得弗莱堡大学的博士学位。2000年任教于瑞士巴塞尔大学，2010年任教于卡尔斯鲁厄建筑与艺术大学，2012年起任教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18—20世纪伦理学、社会哲学、现象学、文化哲学、美学、宗教、媒体理论等。作品被译成十几种语言。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誉其为“德国哲学界的一颗新星”。 清新的文风，清晰的思想，深察洞识，切确而犀利的论述，这都让韩炳哲对于数字媒体时代人类精神状况的分析批判，显得尤其重要而富于启发。
部分摘录：
暴力的拓扑学 希腊人把刑罚叫作ανάγκαι，意思是“必要的”或“不可或缺的”。刑罚被视作一种天命或者自然法则（ανάγκη），并且能够容忍。人们当时所处的社会认可物理（生理）暴力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是一个血亲社会，有别于心灵社会（Gesellschaft der Seele）所构成的现代社会。在这里，冲突会直接诉诸暴力解决，也就是说，以横扫一切的方式被清除。这样一来，外部暴力会给心灵减负，因为前者将痛苦（Leiden）外显出来，后者也不用深陷于折磨人的自我对话之中。在现代社会，暴力以精神化、心理化、内向性的方式出现，采取的是内在心理的形式。释放出破坏性力量的不是直接的情绪爆发，而是内心的反复研磨（psychischver-arbeitet）。
希腊神话中充满了鲜血和残缺的肢体。对于众神来说，为达到他们的目标，实现他们的意志，暴力是一种不言自明、自然而然的手段。北风之神波瑞阿斯为他的残暴做出了辩护。“风神已经缺失新娘俄瑞提亚多时，他一直在追求，试图首先请求而不是诉诸暴力。可是这位神的话语没有任何收效，于是他大发雷霆，如其习以为常的，驾驭起北风：‘这就对了！’他说，‘为什么我们还要放下我们的武器、激情、暴力、怒火和逼人的呼啸？为什么我要笨到规规矩矩地提出请求？我用暴力，天经地义！’”[1]此外，古希腊还是一种激情文化（Erregungskultur）。火暴脾气是他们的典型特征，而且都具有残暴的形态。用獠牙将美少年阿多尼斯杀死的那头野猪，体现出激情文化和情绪文化所蕴含的暴力。据说阿多尼斯死后，野猪说它万万没想用“情欲的牙齿”伤害他，而只是想亲吻他。情绪文化和冲动文化将在这个悖论里走向深渊。
暴力在前现代社会无所不在，堪称家常便饭，且肉眼可见。它是社会实践与交往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它不仅仅被付诸实施，而且还特别用于公开展示。统治者通过杀戮暴力，通过血腥来宣示他的权力。表演暴行的剧场就在公共广场拉开帷幕，演绎着统治者的权力和统治。暴力及其舞台表演，从根本上是在实施权力，践行统治。
在古罗马时代，斗兽表现为对公众的服务。一场斗兽也是某个担任职务者所期待的礼物。有一种斗兽叫作角斗表演（munus gladiatorium）。原初的角斗士比武只是角斗表演的一个部分。[2]此前进行的正午行刑仪式则比角斗士比武残酷数倍。除了以剑致死（demnatio ad gladium）和以火致死（demnatio ad flamma）之外，还有野兽致死（demnatio ad bestias）。把罪犯扔给一头饥肠辘辘的野兽当食物，任其被活生生撕碎。角斗表演并非纯粹满足大众侵略本能的一项群众性娱乐，相反，其中包含着一种政治意味。在血腥的戏剧里，君主的权力化身舞台上剑的权力，角斗表演于是成为帝王崇拜的一个本质组成部分。对杀戮暴力的夸张演绎，宣示了统治者的权力和荣耀。统治行为利用了血的象征意义。野蛮的暴力相当于权力标志。暴力在此毫无遮掩，它明显可见，它毫无羞耻，既不悄寂无声也不公然赤裸，而是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无论在远古文化还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演绎暴力都是社会交往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
在现代，野蛮式暴力不仅在政治舞台，而且在几乎所有社会层面都越发失去合法性。它仿佛失去了任何展示场所。如今，行刑只能在普通公众无法进入的空间内进行。杀戮暴力不再用于展演了。集中营也表达了这个拓扑式转变（topologischer Wandel）。集中营不再是展示杀戮暴力的场所，因为它不建在城市中心，而是位于城市边缘。血腥暴力的舞台原本用于彰显君主的统治，而今让位于一间杀人不见血的毒气室，遁于任何公众视线之外。暴力不是鸣锣开道，而是羞答答地躲藏起来。尽管它一直还在实施中，但却不是公开演出了。它不再特意惹人注目，它没有了语言和象征，它不宣示任何东西。它的实施过程就是一场无言的、悄寂的毁灭行为。（集中营里的）“穆斯林人”（Muselmann）[3]就是这种暴力的受害者——这种暴力已经有了羞耻感，因此被视作犯罪并且否认自己。在被剥夺合法性之后，君主杀戮暴力的地点离开了公众视线。集中营是一个常规地点之外的非地（AbOrt）。这个地方还不同于监狱，因为监狱总还是有所属地点的。
前现代的君权社会是血亲社会，它的结束令暴力经受了一场拓扑式转变。如今它不再是政治交际和社会交往的一部分，它退回到次交际的、皮下的、毛细的、内在心灵的空间。它从可见转为不可见，从直接转为暗示，从生理转为心理，从战争式的转为居间的（Mediale），从正面直击转为病毒性渗入。现在，它的作用方式不是对抗，而是玷污；不是公开攻击，而是暗中传染。这种暴力的结构转变日益统领当今的暴力事件。就连恐怖主义也不是正面集聚破坏力，而是病毒般地散播暴力，暗度陈仓。就连21世纪的战争形式——网络战争——也像病毒一样展开。病毒令暴力避开任何可见性和公开性。凶手本人就把自己变成了隐形人。电子病毒（与其说是传染倒不如说是攻击），几乎不会留下任何可用于明确指认凶手的线索。然而，这种病毒性暴力却是一种排斥性暴力，它依然归入施害者与受害者、善与恶、敌与友的二元对立之列。
心理内向化是现代暴力发生拓扑式置换（topologische Verschiebung）的核心方式之一。暴力以一种内心冲突的形式发生。破坏性的紧张关系被分摊到内心层面，而不是向外释放出来。前线的走向并不外露，而在“我”心里：“文化对个体进行弱化和缴械，通过其内心的一个权力机关，就像通过占领一座攻克的城池一般，令个体处于监视之下。文化就这样克服个体身上危险的侵略欲。”[4]弗洛伊德在良心中瞥见了这种心理内向化的监视机关。它是暴力翻转的场所：“我们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用这样一种侵略的内心转向来解释我们的良心如何诞生。”[5]针对他者的侵略，转向针对自身的侵略。个人越是克制自己对他人的侵略性，良心就会变得越严苛，越具有强迫性。[6]
统治技术也利用了暴力的内向化。暴力的内向化可以让服从主体把外在统治机关化进内心，将其变作自己的一部分。如此一来，实施统治的成本便大幅降低。象征性暴力也是一种暴力，它利用的是习惯养成的下意识动作。它成了理所当然，成了习以为常的感知和行为模式。暴力仿佛变成自然而然的了。象征性暴力无需任何物质的、战争的暴力就可以维持现存统治关系。规训技术也会利用胁迫手段的心理内向化（psychische Internalisierung der Zwänge），通过精密审慎的侵犯活动，闯入主体的神经轨道和肌肉纤维，并令其听命于矫形性和神经性的胁迫及命令。统治君权社会的斩首行为所包含的那种残酷暴力，一度让位于一种连续性的、皮下的畸变暴力。
后现代的绩效主体不屈从于任何人。它本来就不再是一个屈服顺从的主体。它积极扩张自己，解放自己，成为一个投射物（Projekt）。这种从主体向投射物的转变其实并没有导致暴力的消失。取代外部强迫的，是自诩为自由意志的自我强迫。这种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密不可分。自从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自我剥削就远比受人剥削更有效果，功能更为强大，因为，与自我剥削相伴的是，感觉自己是自由的。绩效主体对自己进行剥削，直到彻底把自己累死（Burnout）。与此同时产生了一种自残，且往往激化为自杀暴力。投射物到头来成了一颗子弹（Projektil），绩效主体射向自身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