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历史是在北纬20°与北纬60°之间创造出来的”一说有何依据？斯拜克曼为何在60 年前就能准确预见中国的崛起？ ★同为金砖国家，中国比巴西更有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发展潜力，是地理位置决定的？中国在向中亚心脏地带施加影响的同时，对大陆边缘地带的东南亚和东北亚产生了怎样影响？ ★为何说海洋是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扎根的自然条件？陆权代表苏联在与海权代表美国的终极对决中，为何败下阵来？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格外推崇马汉的海权论是否受此启发？ ★麦金德准确预见了北约与苏联的对抗以及苏联的解体？德国的中心地理位置及其内在文化态度将怎样决定欧洲的走向? ★美国还将统治世界100年的底气何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如何影响了美苏冷战？马汉的“海权论”对美国海洋霸权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面对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巨额政府负债、结构化转型的阵痛，中国如何才能跳出曾经的“日本陷阱”？ ★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面对土耳其等国家的挑衅，普京手中的杀手锏——天然气管道阀门是否显得力不从心？ ★未来世界局势将如何演变？大国之间的冲突是否无法避免？中国的全面民族复兴将从何处寻找突破口？美国将在21世纪后半叶迎来黄金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全景透明呈现未来100年世界地缘格局演变和全球发展演进路线，进一步解读各国的外交政策，从而找到更深层和更强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帮助读者精准掌控21世纪世界发展脉搏！
作者介绍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 ★《外交政策》杂志：“100 位全球顶级思考者”之一！ ★ 托马斯·弗里德曼：后冷战时期至关重要、值得受到广泛关注的四位作家之一！ ★ 美国前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第一幕僚！ 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 首席地缘政治分析师，资深国际事务记者。他是第一个在20 世纪80年代就对巴尔干即将来临的剧变发出警示的美国地缘政治家。 2006－2008 年，他是美国海军学院的特聘教授。2008 年，他担任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更是卡普兰的忠实读者。小布什认为卡普兰对世界局势的诸多观点与他本人的世界观颇为吻合。 卡普兰游历了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论著颇丰，包括《季风》（Monsoon）、《巴尔干鬼魂》（Balkan Ghosts）、《大国威慑》（Hog Pilots，Blue Water Grunts）等。 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 国际畅销书作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 等权威媒体争相报道的战略预测专家，地缘政治未来公司Geopolitical Futures 2015 创始人, 战略预测公司Stratfor 1996 创始人。 乔治·弗里德曼，地缘政治未来公司Geopolitical Futures 的创始人，该公司主要为公众就国际事务提供在线地缘预测与分析，此前他还创办了私人情报机构Stratfor，于2015 年离职。弗里德曼经常作为情报与国际地缘政治专家出现在各大媒体，著有6 本书，包括《欧洲新燃点》《未来10 年》。 弗里德曼在纽约城市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取得PhD 学位。他在学术界活跃近20 年，定期为美国军方高级指挥官、五角大楼净资产评估办公室、SHAPE 技术中心、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国防大学和兰德公司提供安全与国防方面的咨询建议。
部分摘录：
重拾我们的地理意识，必须先在最近的历史坐标中找准一个时间点，搞清我们在何时彻底失去了它，以及为什么会失去它，并阐明那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倘若要我指出这个时间段，我想大约就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段日子。一条人为边界的倒塌，本应让我们对地理和地图更加肃然起敬，以便提前考虑德国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对相邻的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带来什么影响，但恰恰相反，我们却从那时开始盲目自大起来，完全无视那些真正的地理障碍仍然虎视眈眈地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渐行渐远。
德国境内一道人为边界的拆除，仿佛突然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让我们认定：人类所有的分歧将从此烟消云散；民主既然能将东欧收于麾下，也必将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流行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一跃成为了历史的道德方向和国际安全体系。想想看，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才刚刚被打破，美国和西欧的国内安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太平盛世的假象统领了一切。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预见性地捕捉到了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他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宣称世界各地战争和动乱有增无减，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至此宣告终结，因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取得了胜利，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就此结束。
其实，这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有时甚至是通过出动美国军队来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这是一个信仰倒错的时代，是冷战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在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被视为无稽之谈。比如，在一些地方，传统和狭义的“国家利益”本来就被定义得似是而非，却硬要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你最好加入新保守主义派，或当一名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整天想着如何在巴尔干地区阻止“种族灭绝”，因为这是当时“聪明的好人”该做的事。
在美国，类似的理想主义大迸发并非史无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命名的“威尔逊主义” (1) 风行一时，后来人们才发现，威尔逊的想法很少考虑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真正目标，更没有考虑到巴尔干地区和近东地区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民主和自由已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得到推行，同时也意味着，在这古老苏丹王朝的某个地区，狭隘民族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冷战胜利后西方出现的现象，与“威尔逊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只要高举“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旗帜，自由和繁荣就会随之到来。有人甚至建议，非洲也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全然不顾这里是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大陆，更糟糕的是，这里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人为划定的、不合逻辑的边界。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苏联解体了；相隔近万里，隔着大海和沙漠，仅仅因为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事件就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有了最高的指导意义。然而，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民主和全球和平。下一步，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更为艰难，邪恶会戴上新的面具。
非洲各地的确开始显现出民主的迹象，以及更好的政府。不过，斗争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无政府状态、叛乱、极端邪恶势力（如卢旺达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重新抬头，非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对欧美地区来说刻骨铭心的这段旅程：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到2001年9月11日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遭恐怖主义袭击。在这12年间，随处发生的大屠杀和姗姗来迟的人道主义干预，激怒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而这些干预措施的最终成功，把理想主义必胜信念提到了新的高度。
事实证明，这种信念在“9·11”事件之后的10年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期间，曾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过巴尔干地区和非洲的地理因素，同样破坏了美国在近东地区的“良好意愿”。从波斯尼亚到巴格达，从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西部最发达的巴尔干部分到东部最不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部分，从有限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到大规模地面步兵入侵，这一过程将公开暴露自由主义普遍论的局限性，并重新承认对地图的尊重。
谁来拯救“中欧”？ 所谓“后冷战时期”，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是“中欧”一词的复苏，身为记者和牛津大学学者的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后来将其定义为“对于‘东部’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悖离”。
中部欧洲，即米特欧罗巴（Mitteleuropa），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地理事实。它宣示的是一段旧时光的记忆：热情喧闹，韵味十足，浪漫的欧洲文明，使人联想到鹅卵石小巷、错落有致的小房子、丰收的葡萄酒、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古典音乐，而其优雅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却饱浸着躁动不安的现代艺术和思想。
这里沉睡着奥匈帝国的魔幻记忆，以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马勒、克里姆特、弗洛伊德、康德、斯宾诺莎等。事实上，在纳粹暴政统治之前，“中部欧洲”就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备受蹂躏的犹太人世界；意味着经济发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里的工业化已高度发展，甚至超过当时的比利时，使人回想起波希米亚的繁荣盛世；意味着姑且不论各种腐败颓废和道德沦丧，仍然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多民族融合地区，由哈布斯堡王朝为其提供一个良性的但功能日益失调的保护伞。在冷战时期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E.舒斯克（Carl E. Schorske）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 ）中简明地表达了对中欧的怀念，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也在其华美的游记《多瑙河》（Danube ）中有类似的记述。在马格里斯看来，中欧富有政治敏感性，“能够保护特定的群体反对任何极权主义的计划”；而对于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人而言，中欧意味着“贵族”和开启“政治自由化”大门的钥匙。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念竟从统一体变成了分支；“巴尔干”也在人们的意识中被肢解出来，成为了新近东的一部分。
巴尔干是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同义词，崇山峻岭阻碍了发展，这里的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下，比起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帝国，要落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始终遭受着一定程度的贫困和压迫，但在北方，即苏联的“中欧部分”则对此并无体会。
当然，情况是复杂的。东德作为从属国而被完全占领，因此它的制度在所有国家中最严酷；而前南斯拉夫并非正式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因此在其某些城市里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而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这种自由化则是闻所未闻的。而原属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的那些欧洲国家，虽然也吃了一些苦头，程度上却大大减轻，不过是把激进的自由民粹主义掺和在一起的大杂烩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旅行。我发现，当我乘坐的火车从匈牙利行至罗马尼亚时，窗外的建筑质量突然变差了；车上的乘警肆意蹂躏我的行李，因为翻出了打字机而向我索取贿赂；厕所里的卫生纸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灯光也变得无精打彩。巴可尔干虽然深受中欧影响，但中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因为它与两地的距离相等。进口的货物大都来自安纳托利亚，尘土飞扬的广场空地，破败不堪的公共场所，也几乎是科索沃和马其顿生活的真实写照。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的文化娱乐，在这里则难觅痕迹。这并不完全是意外，或由某些邪恶势力一手造就。在民族混杂的前南斯拉夫，暴力冲突一触即发，而在单一民族的中欧国家，比如匈牙利和波兰就不会如此。说到底，还是与历史和地理因素有关。
然而，以加顿·阿什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宏伟设想中将中欧奉为道义和政治上的北斗星，而不仅仅将其看作一个地理标志。这个北斗星不仅是欧洲的，也是世界的，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按他们的观点，不仅不应该将巴尔干弃于不发达状态，任何地方，包括非洲都不能例外。柏林墙的倒塌不仅代表着中欧梦想的实现，更应将这种精神辐射至全球。这种人本主义的设想本质即世界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都对此趋之若鹜。
回想一下，那些因支持伊拉克战争而臭名昭著的人物，如鹰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新保守主义“教父”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也都是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的支持者。以加顿为首的自由派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并以左派的《纽约书评》作为阵地。入侵巴格达之路，其实正是植根于20世纪90年代对巴尔干的干预。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对此坚决反对，完全不顾这些军事部署是否成功。其实，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穆斯林的“拯救”正是始于对恢复中欧之美的浪漫向往，无论将它看做一个真实的地方还是想象中的乐园。历史终将证明，正是“道德”和人道主义牺牲了美。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人道主义著作，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加顿·阿什在讲述其东德生活的畅销回忆录中写道：“我过去常把‘以赛亚·伯林派’（Ich bin ein Berliner）的说法挂在嘴边。”而现在以赛亚·伯林的思想反而取代了曾在过去40年间处于主导地位的一元化理论，成为其完美的解药。作为牛津大学教授，伯林几乎与20世纪同龄，他一直捍卫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暂缓妥协”。他厌恶地理、文化和所有其他形式的决定论，包括“命定天数”。他倾尽终生之力撰写文章、发表演讲、阐述意见，像旷野中孤独的布道者一般，宣扬着他“有节制的理想主义”，并以此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某一群人有权享受自由和安全的观点。他的哲学和中欧的理想形成了绝配。
这些智慧和雄辩的知识分子的鼓吹确实使中欧的复兴成了一项崇高的事业，这种方法在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经常发挥作用，这一点我将在下文中有所展开。但是，中欧的复兴之路仍然困难重重，稍后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德国的钟摆与巴尔干的灵魂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一个丑陋的事实经常把中欧概念变成某种悲剧，那就是中欧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以哈尔福德·J.麦金德爵士（Halford J. Mackinder，1861－1947）及其弟子詹姆士·费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为代表的地理决定论者一入场，就以唐突而低沉的音调压过了以赛亚·伯林那柔和的声音。
对他们来说，中欧概念具有“致命的地理缺陷”，因为它属于地理上的“破碎带”，横跨欧洲内海，既要顾及“海洋利益”，又具备“欧亚心脏地带的大陆观念”。总之，在麦金德和费格里夫看来，中欧从战略方面考虑并无发展空间。他们在著作中反复暗示，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欧复兴的庆祝和沉迷只是地缘政治斗争的间歇喘息，或至少他们希望如此。柏林墙的倒塌并没有也不能结束地缘政治的影响，只是把它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任何人都不能一厢情愿地希望国家间、政体间的斗争会就此打住。
我将在后文中花大量篇幅来探讨麦金德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心脏地带”（Heartland）的论文，因此先交待一下即可。这个百余年前提出的理论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源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入到两次世界大战的逻辑核心，就会发现其本质是关于德国是否能够主宰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而冷战的本质则是苏联如何主宰东欧，那里正处于麦金德心脏地带的西部边缘。这里所指的东欧包括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东德，历史上的普鲁士正是为了领土的需要进行同样的东扩，最终奔向“心脏地带”；而西德则成为北约海洋联盟的一部分，以天主教为精神依托，借助其雄厚的工业力量和商业头脑，向北海和大西洋挺进。
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地理学者索罗·B.科恩（Saul B. Cohen）指出，“划分东德与西德的边境区，正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区域”，中世纪区分法兰克和斯拉夫部落的分界线正在这里。换句话说，东西德之间的边境，几乎不是人为划定的。科恩认为，西德“反映的是海上欧洲”，而东德属于“陆权王国”，他因此支持德国分裂，认为“它在地缘政治上是合理的，在战略上是必要的”，因为它是欧洲中心连年战斗之间的稳定地带。麦金德在1919年也预见性地写道，“贯穿德国的分界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借此从战略意义上，把大陆地带与海洋地带划分开来。”柏林的一分为二，本质上是人为的，而对于德国的分裂，人为的成分则相对较少。
科恩把中欧称为“单纯的地理概念，却缺乏地缘政治的实质”。按照这个逻辑，德国的统一，不会导致中欧的浴火重生，反而会导致欧洲重燃战火。由此推理，对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而言，德国的钟摆朝向何方，意义非同小可。如果是向东倒向俄罗斯，将会对波兰、匈牙利和其他苏联卫星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是向西倒向英美，是否会为这两个海洋大国提供胜利的契机？这一点我们尚不知晓。在冷战后的早期阶段，科恩和其他学者都未能准确地预见今天统一德国“处于停摆化”的情况。如今的德国想尽力摆脱军国主义的影响，同时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在未来可能成为有助于欧洲大陆稳定的积极砝码，也可能成为使这个大陆重陷动荡的原因。
德国作为强权国家之一，一直占据着欧洲的中心。因此，德国人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地理意识和敏锐的战略观，并将其视为一种生存保障机制。目前，德国人亟须完成的正是超越一时持有的准和平主义观念，恢复其敏锐特性。想想看，一个统一而自由的德国难道不可以成为一种平衡力量吗？有德国横贯于大西洋和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之间，为“中欧文化”提出大胆的新诠释，是否可以使中欧的概念成为调节地缘政治的整流器呢？果真如此，加顿·阿什等人的理论将得以印证，他们也将享有超过麦金德和科恩的声誉。
将问题归总为一个，那就是：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幸存下来吗？因为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这种斗争司空见惯。从20世纪后期的制高点回过头来看，19世纪后期欧洲中部充满活力的文化显得那么兼容并蓄，而且它正是形成于残酷无情的帝国扩张和地缘政治斗争，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自由主义最终必然依赖于强权政治，也许依靠的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强权，但强权就是强权。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道干涉主义者并非完全无视权力斗争。在他们眼里，中欧并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相反，通过阻止巴尔干地区的大规模屠杀，让中欧得以恢复元气，其目的不过是名正言顺地吹响了西方军事力量的集结号，以保护冷战的胜利成果。
“对于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波斯尼亚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西班牙内战。”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这样写道，此人是知名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传记的作者。他一语道出了知识分子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激情。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求发挥人的能动性，打败决定论。有人通过摘录乔伊斯的作品来说明这一点：当利奥波德·布卢姆 (2) 感叹着面对自然法则强加的生存条件，如“大瘟疫”“大灾难”“大地震”等，人是多么无能为力时，斯蒂芬·迪达勒斯 (3) a对此只是简单地回应道，“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自觉的理性动物”。
是的，灾难时时降临，世界本是如此，但人类并没有因此逆来顺受。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责任与苦难和不公作斗争。
如此一来，中欧成了自由主义者的北斗星，一路向东南延伸，首先到波斯尼亚，再到科索沃，最后直达巴格达。当然，许多知识分子支持干预波斯尼亚，也反对伊拉克战争，或者至少是对它提出怀疑，但新保守派和其他人不会就此罢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巴尔干展示的是干预主义的成功理念，在付出最小生命代价的同时取得胜利，从而给许多人留下错觉，误以为未来战争都将如此。加顿·阿什热切地写道，20世纪90年代那些姗姗来迟的干预，让人想起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1907－1973）对20世纪30年代的描述：“低下而不诚实的十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十年来得未免太容易了。
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历史和地理终于低下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头。柏林墙倒塌后，非历史性和普遍主义思潮蠢蠢欲动，然而不到两年，各国媒体突然发现自己陷入狼烟四起的废墟，残砖瓦砾堆积成山，一些地名拗口的小城镇里，建筑钢筋扭曲断裂。在古老的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边境地区，名为斯洛文尼亚和克拉伊纳的两个地方，刚刚目睹了纳粹以来在欧洲不曾再出现过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