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是一本关于我们所给定的理由以及这些理由如何给定的书。它考察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给出的理由如何取决于社会关系，并反过来构建社会关系。本书以简易平实的风格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不同的理由来确认、建立、协商、修复或终止与他人的关系。
蒂利将人们所给出的理由分为四类：惯例、故事、准则和技术性说明。人们会根据谈话对象和场合的不同给出不同类型的理由，有时还会在不同类型的理由之间进行转换。例如，一个医生可能使用生物化学的专业语言来理解病症，但在不懂生物化学的病人面前，他会诉诸惯例和故事。
全书随处可见关于（包括作者本人的）日常生活体验的精彩轶事。本书告诉我们，故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作者介绍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是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世界顶尖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被誉为“21世纪社会学之父”“美国最多产、最有趣的社会学家”。蒂利于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曾于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任教，生前为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L. 伯滕威泽社会科学讲席教授，在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三系同时任教。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社会学研究学会、比较研究学会特约会员，并获法国棕榈叶教育骑士勋章、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阿尔伯特•O. 赫希曼奖、美国社会学会终身成就奖、国际政治学会卡尔•多伊奇奖以及美国社会学会、社会问题学会和美国政治学会民主化专业委员会的年度最佳著作奖等荣誉。蒂利的研究集中于宏观社会变迁与抗争政治（尤其是1500年以降的欧洲），被广泛视为历史社会学和抗争政治研究的奠基人。
部分摘录：
为什么给理由？ 最初的一批见证者只是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2001年9月11日上午8点19分，空姐邓月薇（Betty Ong）呼叫美国航空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凯里市（Cary）的东南区订票处。电话从十一号班机上拨出，这架飞机早上8点钟离开波士顿，飞往洛杉矶。在北卡罗来纳接电话的是尼迪娅·冈萨雷斯（Nydia Gonzalez）。邓月薇告诉冈萨雷斯，劫机者已经控制了她所在的班机，刺伤了另外两名空乘，杀死了至少一位乘客，还向她和其他人喷射了某种灼伤眼睛并让他们难以呼吸的物质。（9/11 Report 2004: 5）
8点27分，冈萨雷斯将邓月薇的电话转给位于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Fort Worth）1的美国航空公司运营总部值班经理克雷格·马奎斯（Craig Marquis）。大约在同一时间，根据空中交通管制员的报告，飞机在纽约州奥尔巴尼市（Albany）附近的上空急转向南飞行。“‘他们在往纽约飞！’马奎斯先生记得自己喊道。‘快给纽瓦克（Newark）和肯尼迪（JFK）机场打电话，告诉他们有人劫机。’他以为劫机者要降落飞机，于是匆匆下达指令。‘我再怎么做梦也想不到飞机会往楼上撞。’马奎斯先生说道。”（CBS News 2002: 47）身经百战的值班经理马奎斯合情合理地将十一号班机被劫和过去曾发生的数起鲜活的劫机案联系起来，在这些事件中，劫机者要么索取钱款，要么寻求避难，要么要求释放政治犯。他假定，他们劫机是想拿飞机、机组人员和乘客当作谈判的筹码。几乎在同一时刻，波士顿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通知联邦航空管理局指挥中心，劫机者可能已经控制了飞机。（Duenes et al. 2004: A16）邓月薇在继续悄声报告飞机上的最新进展。8点38分，她报告说飞机正在下降。8点44分，电话戛然中断。（9/11 Report 2004: 6）
十一号班机的劫持者很快证明了，克雷格·马奎斯的理由是错误的。冈萨雷斯与邓月薇的电话断线两分钟后，在位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Elizabeth）的办公室中，美国海关总督察凯 文·麦凯布（Kevin McCabe）从窗户向东望去。“8 点 46 分，他正边喝咖啡边打电话，”根据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l）的报告，“这时他看见第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因为曾亲眼领略过同型号飞机的庞大体积，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袭击。他打开电视，然后给位于世贸中心的纽约海关办公室打电话，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Brill 2003: 1）[最新电子书免费分享社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书]
在麦凯布呼叫总部几分钟之后，布赖恩特·冈贝尔（Bryant Gumbel）正在曼哈顿现场直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他刚获悉，一架身份不明的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8点52分，他迎来了第一位目击者斯图尔特·纽里克（Stewart Nurick）。纽里克正在苏豪区（SoHo）的一家餐馆里招待用餐的顾客，这时“我亲眼见到了一架……看上去像是一架小型飞机……我刚刚听到几声巨响，飞机好像从大厦中弹了出来，然后楼顶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火团。之后我就看到一片浓烟，瓦砾或玻璃之类的东西不断从楼上掉下来”（CBS News 2002: 16）。随后不久，世贸中心万豪大酒店（Marriott World Trade Center Hotel）的门卫温德尔·克莱因（Wendell Clyne）接受了冈贝尔的采访：
冈贝尔：您当时站在大厦外面，是吧？请告诉我们，您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克莱因：我首先听到爆炸声。一开始我以为是一架刚驶过的飞机。忽然之间，我看到砖头、纸片等东西往下落，所有东西都掉了下来。我跑到楼里，想躲开掉下来的碎片和玻璃。当这一切差不多停止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尖叫。我抬头一看，有个人浑身是火。我赶紧跑过去，想扑灭他身上的火。他一直在尖叫。我不断叫他打滚，但他说没法打滚。这时另一个人跑过来……把他身上的火扑灭了。（CBS News 2002: 17）
此时大概是9点2分。
冈贝尔转向第三位目击者特雷莎·雷诺（Theresa Renaud）。她住在第八大道和第十六大街相交处，就在世贸中心以北两英里2。她当时正在自己的公寓里观望世贸中心。“大概十分钟以前，”雷诺说，
从八十层左右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大概有四到八层楼 受到影响。大楼北侧和东侧冒出冲天的火光。爆炸声巨大， 然后就看见熊熊的烈火，看上去大楼内部现在还在着火。
天哪，又来了一架——又一架飞机撞上了。［大声喘气； 尖叫］天哪！刚才又有一架飞机撞上了——它撞上了另一座大楼，直接扑向大楼正中间。我的天，就在大楼正中间。
冈贝尔：撞上了［二号楼］？
雷诺：是的，是的，直接撞上了大楼正中间。……这绝对是……故意的。
冈贝尔：为什么说绝对是故意的？
雷诺：因为它直挺挺地撞了上去。（CBS News 2002: 18）
导演朱尔·诺代（Jules Naudet）正在拍摄一部关于曼哈顿下城消防公司的纪录片，他在第一架飞机撞向世界贸易中心之后就和消防队大队长一起奔赴现场。当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时，他正在北楼（首先被撞上的楼）大厅里拍摄救火队员的行动：“我们忽然听见外面传来爆炸声，就在我转头朝窗外望时，我看见燃烧的碎片不断掉在院子里，然后就听见广播通知，说二号楼被另一架飞机撞上。任何‘这只是一场可怕的偶然事件’的想法荡然无存：纽约正受到攻击。”（CBS News 2002: 23）华盛顿特区也正遭受攻击。一场令人困惑的大劫难降临了。
那个9月的上午，当被劫持的客机撞向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的农田时，全世界的人都开始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人做出如此邪恶的暴力行径？为什么针对美国？为什么美国当局没能阻止这次袭击？观察家从仅仅厘清眼前发生了什么，迅速转向寻找这场劫难的理由。亲历者则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想知道整场可怕事故何以发生，另一方面想为他们所经受、见证或导致的特定事件寻找理由。
在现场，急救人员迅速开展工作，而没有问太多问题。只有在工作之中，他们才能开始认真寻找眼前这场灾难的可靠理由。例如，纽约市消防局的救护员加里·斯迈利（Gary Smiley）前一天晚上在布鲁克林商业区连夜工作，忽然救护车里的对讲机发出通知，说一架飞机撞上了共一百一十层的世贸中心北楼（一号楼）。这时是早上8点48分。几分钟不到，斯迈利就带领他的小分队从布鲁克林大桥冲入曼哈顿。
斯迈利在两座大楼之间设了一个分检区。当他抬着一个刚离开一号楼的受伤女子穿过马路时，女子忽然大喊“飞机”。他抬起头，看见第二架飞机撞上南楼（二号楼）。此时是早上9点3分，距前一次撞击仅仅过了十七分钟。瓦砾开始砸到他们身上，马路过到一半，他把女子推倒在地，飞身跃到她的身上。一只着着火的断臂灼伤了他的后背。“当时一片混乱，”他后来说道，“所有人都在四处逃生。我顿时恍然大悟。我完全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了。1993年，当那些家伙炸那座楼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最终在街对面的千禧大酒店（Millennium Hotel）照料了上百个人。所以我知道这是一场袭击。我们就是这样告诉人们的，而这才让他们行动起来。”（Fink and Mathias 2002: 33）斯迈利首先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找出了自己的理由，然后将这些理由告诉了其他人。据他所言，人们不仅接受了他的理由，而且立刻据此行动。他把消防车开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躲开那些从北楼顶层跳落、将要坠亡的人体，进入大楼开展营救。就在这时（早上9点50分），南楼轰然坍塌，变为一片熊熊燃烧的废墟。
南楼坍塌后不久，斯迈利打算去营救那些被困在大楼废墟中的其他医护人员。但这项工作没多久就结束了。北楼轰然倒塌（早上10点29分）形成的一股气流将斯迈利卷走，他被狠狠摔在人行道上。他爬到一辆卡车下面，以为自己可能会在这令人窒息的尘土中一命呜呼。这时，根据斯迈利的回忆，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三年前是如何死于一场无端的街头抢劫的，然后又想到自己的死会对他的两个孩子造成怎样的打击，不禁怒从心生。他再次顿悟：
我在那一刻改变了主意，我觉得这让我真正有了逃生的欲念。有些东西忽然击中了我，我想，我不会今天就死。我要逃离这里。
人们常说：“上帝对你另有安排。”我觉得是我父亲对我另有安排。一定是他在庇佑我，所以我开始用手挖。我不知道在想清楚前自己已经在卡车下困了多久，但我开始挣扎着爬出来，在石头和瓦砾中挖出一条生路。就在我爬出来时，一个同样被埋在瓦砾中的消防员也爬了出来。我们俩都因惊惶而蹒跚。（Fink and Mathias 2002: 34）
斯迈利裸露在外的皮肤全部被灼伤了，他来到北端大道上的一家熟食店，许多受伤的警察和消防员已经躲在那里了。他们在那儿听到了爆炸声，并为之给出了理由：“一个警察觉得那可能是二次爆炸。当恐怖分子干这种事的时候，他们会在附近放置二次炸弹，以杀害救援人员。这是恐怖主义的特点。而在那一刻，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所有人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头绪，一切都悬而未决。我们仅仅知道，他们袭击了整个曼哈顿。”（Fink and Mathias 2002: 35）然而在那时，在场的许多人对正在发生之事以及如何应对还是达成了共识：恐怖分子正在袭击我们，我们必须保全自己来与之对抗。
高层官员也赶赴灾难现场，为他们的发现寻找理由。当助手捣响浴室门，通报一架飞机刚撞上世贸中心楼顶时，纽约市警察局局长伯纳德·凯里克（Bernard Kerik）刚在总部大楼锻炼完身体。一路以警笛和眩光开道，他和两位手下驱车来到世贸中心附近，在那里目睹了人们从北楼坠楼身亡。凯里克下达了全城警力动员令。没过多久，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南楼，飞机的碎片和机身部件掉落到下面的广场上。（由于他们看不见飞机，警察局长的保镖赫克托·圣地亚哥 ［Hector Santiago］ 后来说：“上司本来觉得可能是炸弹。现在人们都认为是恐怖分子干的，现在他也随大流这么想了。”［Fink and Mathias 2002: 106］）
凯里克和助手们一路狂奔，死里逃生。他们躲到了世贸中心七号楼的邮局后面。凯里克回忆道，在此之后：
我回头看，满目疮痍。这个时候，我能听见军用飞机和飞行员通过广播高喊，撞上大楼的是一架客机。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正在遭受袭击。我朝约翰（皮恰诺［John Picciano］，他的秘书长）大喊：快给总部打电话。可电话已经不能用了。手机宕机，我们只好用无线电。我大喊：快派军用机封锁领空。我们急需空中支援，于是我朝这些家伙大喊：快派空中支援。
他们看着我，好像在说：“你他妈的有电话号码来呼叫F-16吗？”一副“我们叫谁？怎么叫？”的表情。
但军用飞机已经封锁了领空。他们已经调遣了部队过来。在那一刻，我下令全城戒严。所有大桥和隧道一律关闭。不准进城。不准出城。当时我主要的担忧是，地面上可能会有二次袭击。他们正从上空袭击我们，但他们有没有在地面上做了什么？他们在地面上吗？另一件我关心的事情是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当事情接连发生时，你试着将它们拼接在一起。你试着同时想许多事情。（Fink and Mathias 2002: 110-11）
不久，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加入了凯里克一行人。市长给白宫打了电话，了解到还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五角大楼，总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疏散白宫（布什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纽约分遣队在世界贸易中心的残留建筑物附近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却随即遇上了南楼的坍塌。他们将临时指挥处转移到位于东二十街的市警校内。那天的表现给了凯里克和朱利安尼在全国政治舞台抛头露面的机会；凯里克因此在2004年被提名为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