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一个制衣厂女工想要到一个出口服装能到达的美丽国家去，于是在出口衣服里塞进了通讯纸条，期待有外国男人来接应她。被人告发后，她连续三天被传讯。随后工厂里出现了第二批纸条，她因此被解雇。从此必须定期接受警察的传讯。
小说以某一次被传讯的日子开篇，“我”乘坐有轨电车去秘密警察那里接受审讯，一路上再次想起了不堪回首的过去：如何被人告发直至被解雇，失败的婚姻，身边的小人，亲密好友如何惨死，父亲如何背叛母亲……最后意识到唯一剩下的幸福——与爱人的平静生活也一直被监视、被打扰。
“幸福的失败完美无缺地奔跑着，使我们屈服了。”
作者介绍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德国作家，生于罗马尼亚，1973年入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毕业后进入机器工厂任译员，后以任职于幼儿园、教授德语谋生。1982年，出版处女作《低地》，此后陆续有多部重要作品问世。先后获得过二十多个奖项，包括德语文学界重要的克莱斯特奖。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部分摘录：
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
我被传讯越发频繁：周二上午十点整，周六上午十点整，周三或者周一。仿佛几年就是一周似的，我感到惊讶的是，夏末一过，冬天又即将来临。
在去有轨电车的路上，结着白色浆果的灌木丛又从篱笆上垂挂下来了。犹如下面被缝上的珠光纽扣，也许一直长到地里，或者犹如小馒头。对转动鸟嘴的白色鸟头来说，这些浆果太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想到白色鸟头。想得人直犯晕。我宁愿去想草地上那点点积雪，可一想到积雪，人就无望了，而想到粉笔，就会让人昏昏欲睡。
有轨电车没有固定的行车时刻表。
有轨电车尽管不是叶子质地很硬的杨树，但我还是觉得它在呼呼作响。车子驶近，今天它会马上把我带走。我本来打算让戴草帽的老人先上车。我到达车站时，他已经等在那里了，谁知道他究竟等了多久。虽然他并不显得老弱，但像影子一样瘦长，驼背而且有气无力。他的裤子里没有屁股，没有髋部，只有膝盖鼓起来了。可是，既然偏偏现在他在车门打开时往地上吐唾沫，我只好在他前面上车了。车里几乎所有的座位都空着，他的眼睛往车厢里扫视一遍，然后他就站住不动了。年龄这么大，却不觉得累，不是因为无法坐下来而站在那里。人们时而听到老人们说道：到了墓地，有你躺着的时候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过死亡，他们说得也对。这种事永远不会跟着顺序走，也有年纪轻轻说走就走的。只要不必站着，我总是会坐着。坐在座位上行驶，仿佛坐着可以走路一样。那个人打量我，车厢里空荡荡的，你马上就会感觉得到。我没有空闲的脑袋可以说话，否则我倒要问问，我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他才不会去想，是否他的观瞻打搅了我。外面，半座城市从我身旁走过，在树林和房屋之间不断地转换。有人说，老年人的感觉要比年轻人的更多。或许甚至我也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的手提包里放上了一条小毛巾、一支牙膏和一把牙刷。但我没带上手绢，因为我不想哭。保罗没有察觉到，当阿布今天有可能将我带到他办公室下面那个小房间时，我有多担心。我什么话也不跟他说，如果果真如此，恐怕他很快就会知道的。有轨电车开得很慢。老人的草帽上有一根脏兮兮的带子，可能是被汗渍或是雨水弄成这样的吧。阿布每次和我打招呼，总是用唾沫吻我的手。
阿布少校将我的手举到他的指尖处，压住我的指甲，差点儿让我大吼一声。他用下唇吻我的手指，留出上唇和我说话。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吻我的手，但说话时却总是说不同的话：
啊哟，你的眼睛今天发炎了。
我觉得你长胡子了，在你这个年纪有点早了。
嘿，你的小手今天冰凉，但愿不是循环系统有问题。
哎呀，你牙龈萎缩，好像你是你奶奶一样。
我奶奶没有活到很老，我说，她还没到掉牙的年龄就走了。阿布想知道我奶奶的牙齿，所以才提及这个问题。
女人知道自己今天该有怎样的外表。而且行吻手礼的时候，第一不能痛，第二不能湿，第三应该吻在手背上。至于吻手礼如何做，男人比女人知道得更清楚，阿布当然也是。他的整个身体散发出“艾薇儿”香水的味道，这是一种法国香水，我的公公，那个香水共产党员也使用这种香水。可我认识的所有其他人，并不会购买这种香水。这种香水在黑市上的价格要比商店里的一套西装还贵。或许它叫“九月”香水吧，这种树叶燃烧后带苦涩的有烟熏味的气味我可是不会搞混的。
我坐在小桌子旁的时候，阿布注意到我在裙子上擦手指，我不仅是为了重新感受这些手指，而且也是为了擦掉上面的唾沫。他转动他的印章戒指，心满意足地微笑着。我也无所谓，唾沫是可以擦掉的，它们甚至还会自动晾干，而且没有毒。每个人的嘴里都有唾沫。其他人在人行道上吐唾沫，然后用鞋子踩掉，因为唾沫本来就不该出现在人行道上。阿布当然不会往人行道上吐唾沫，在这个人们不认识他的城市里，他扮演的是谦谦君子的角色。我的指甲很疼，但他还从没有把它们压到发紫的程度。它们重新活跃起来了，好像冰冷的双手突然有了温暖一样。我觉得如果我的眼前漆黑一片、脑子晕乎乎的，那才叫惨呢。假如感觉全身赤条条的，那就是耻辱啊，难道还能以别的言辞描述吗？只是，倘若难以用言语来形容，倘若最好的话也很糟，那又该怎么办呢？
从今天凌晨三点开始，我就侧耳细听闹钟嘀嗒嘀嗒的声音：传讯，传讯，传讯……保罗在睡梦中横踩整张床，突然抽搐了一下，动作迅猛至极，尽管没醒来，却把自己吓了一大跳。这是一种不良习惯。我也睡意全无了。我醒着，知道只有闭上眼睛才能重新入睡。可我没有闭眼。我常常荒废了我的睡眠，必须重新学习如何入睡。这个做起来轻而易举，或者根本做不到。凌晨时分，万物沉睡，连猫狗在垃圾桶周围也仅仅溜达至半夜就歇脚了。要是知道自己睡不着觉，那么与其徒劳地闭着眼睛，还不如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想着那些亮堂堂的事情来得更轻松些呢。想到大雪纷飞，白雪皑皑的树干，白色的屋子，许多的风沙——我很高兴盼望天明，就这样常常消磨了时光。今天早上，我照例可以想到向日葵，并且也如愿以偿了，可是忘记我上午十点整被传讯的事，对此我无能为力。自从闹钟响起“传讯”“传讯”“传讯”的嘀嗒声以来，我不得不首先想到阿布少校，之后才会想到保罗和我自己。今天，保罗抽搐的时候，我已经醒来。当窗户灰暗的时候，我在天花板上看到了阿布的大嘴巴，和下面那排牙齿后面的粉红色舌尖，听见了那个挖苦的声音：
为什么你要失去控制能力呢，我们才刚刚开始呢。
只有当我两三周不被传讯的时候，我才会被保罗的大腿弄醒。然后我就很高兴，证明我重新学会如何睡觉了。
我重新学会睡觉后，每天早上都要问保罗：你做过什么梦了。可他一点儿都想不起来。我给他比画，他如何叉开脚趾乱踢乱蹬，然后迅速收回大腿，再弯曲脚趾。我把桌子跟前的椅子拖到厨房中央，坐下来，两条腿腾空，把整个动作演示一遍。保罗不禁笑了起来，于是我说：
你在笑你自己呢？！
哦，是啊，可能我在梦中开着摩托车带你外出呢，他说。
抽搐像是向前飞奔然后中途逃跑一样，我自认为是他喝酒的缘故。但我没有说出来。我也不说黑夜带走了保罗大腿的摇摇晃晃。想必就是这样，黑夜抓住他的膝盖，首先拉住他的脚趾，然后走进漆黑一片的房间里。然后在凌晨，当城市完全为自己沉睡，并且踏进外面大街的黑色之中。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保罗醒来的时候不可能是笔直站着的。如果夜夺走了每个人的酒瘾，那么到凌晨时分，它肯定会酩酊大醉了。城里喝酒的人太多了。
刚过四点，下面商业大街的送货车已经来了。它们打破了宁静，发出隆隆声响，这种小卡车装货不多，几个箱子里装着面包、牛奶和蔬菜，很多箱子里装着白酒。如果楼下那里没有饭菜，女人和孩子们还能够勉强接受，排的长队顿时如鸟兽散，人们纷纷回家。可是，如果没有了酒，男人们便开始诅咒生活，拔出匕首。店员们尽管在劝说他们，可只有到了店门外，他们才肯罢手。他们四处寻找着，在城里游来荡去。由于找不到白酒喝，第一拨人开始斗殴起来，第二拨人因为烂醉如泥，也开始斗殴了。
这种白酒生长于喀尔巴阡山和丘陵地区贫瘠的平原之间。那里因为有李子树生长，那些小村庄几近被隐没了。森林葱茏，到了夏末成了一片蓝色，枝丫弯曲。白酒的名字和丘陵的名字一样，可没有人使用标签上的名字。它根本就不需要名字，当地就这一种白酒，大家都根据标签上的图片给它取名：两棵李子树。男人们对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的熟悉程度，正如女人们对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一样。据说李子树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在我的眼里，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更多地像是结婚照，而不是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在教堂的任何照片中，孩子的头不可能和母亲的头一样高。孩子额头靠在圣母的脸颊上，他的脸颊靠在她的脖子上，他的下巴靠在她的胸脯上。此外，酒鬼和酒瓶之间的关系，就好比结婚照上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
和保罗拍的结婚照上，我既没有佩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爱情在我的眼里重新闪闪发光，可这是我第二次嫁人的结婚照。我们的脸颊就像两棵李子树一样相依相偎。自从保罗开始酗酒以来，我们的结婚照就是预言。保罗在城里的各个酒馆里喝酒至深夜，我总是担心他再也回不了家，于是长久地注视着挂在墙上的结婚照，直至目光开始迷离。我们的面孔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脸颊的位置变了，我们的脸颊之间有了一点儿缝隙。绝大多数情况下，保罗的脸颊和我的脸颊分隔开，仿佛他是深夜回家的。可他回来了，保罗还依然回家，甚至在发生那次事故后同样如此。
有时候，送货车送来了波兰的野牛草伏特加，那种甜酸相加的黄色伏特加。这种酒总是最先被卖掉。每只酒瓶里都有一根长长的禾秆淹没在酒里，倒酒的时候禾秆会抖动不止，但从不会倒出来。酒鬼们说：
野牛草在酒瓶里，仿佛灵魂在身体里，所以它保护灵魂。
嘴巴里那种神魂颠倒的滋味和脑子里那种蠢蠢欲动的酒瘾，都在于因为有了这样一种信仰。酒鬼打开酒瓶，杯子里听到倒酒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第一口酒流进脖子里。灵魂始终在颤抖，它从不会倒下，也从不会离开身体，它开始受到保护。保罗也在保护自己的灵魂，随便哪一天都不必说自己的生活是无法抓住的。或许没有我他会过得很好，可我们喜欢在一起。白酒夺走白天的光阴，夜晚赶走酒瘾。当我大清早就不得不去服装厂时，我就知道工人们说过的话：人通过那些小轮子给缝纫机的传动装置加润滑油，通过脖子给人的大腿加润滑油。
那时，我和保罗每天凌晨五点整开着摩托车上班。我们看到商店前面的送货车，那些司机、箱子搬运工、店员和月亮。此刻，我听到的只有嘈杂的声响，我没有到窗口去看，也没有去看月亮。我还知道，月亮就像一只鹅蛋离开城市到天的一边去了，而在天的另外一边，太阳正冉冉升起。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在我认识保罗以及步行至有轨电车之前，也是如此。天上有没有美丽动人的东西，地上有没有禁止人们仰望的法律，我在人行道上不好说。应该允许人们从日子中找点乐子，免得日子在厂里变得令人生厌。因为我总是看也看不够，我冻得够呛，并非因为我穿得太单薄。月亮这时候不见踪影了，到了城市的尽头不知往哪儿去了。天亮的时候，天空必须放开大地。大街在地面上陡峭地跑上跑下。有轨电车车厢宛如灯火通明的房间，来来回回地行驶。
我对有轨电车车厢里的情况同样了如指掌。这时候上车的人，如果穿着短袖衣裳，带着一只破旧的皮包，两只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他那懒散的目光遭受了谴责。那是我们自己人，工人阶级。上档次的人都开着小车去上班。于是人们可以彼此比较了：这个上档次的，那个不上档次的。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这是没有的。人们没有多少时间，工矿企业马上就到了，被打量的人依次下车。鞋子很干净或者有灰尘，鞋跟笔直或者磨斜了，领子刚熨烫过或者皱巴巴，指甲、表带、腰带的搭扣、头发的头路，一切印证的是妒忌或者蔑视。什么都逃不过那些睡眼惺忪的眼神，哪怕在拥挤的人群中也不会。工人阶级寻找差异，早上没有平等。太阳在车里和我们同行，外面正是中午时分，烈日暴晒，红白相间的云彩挂在天空的高处。没有人穿夹克衫，早上寒冷意味着空气清新，因为到了中午，就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时候。
如果我不被传讯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能睡上几小时。白日觉是平淡而黄色的，而不是深黑色的。我们烦躁不安地睡觉，太阳落到我们的枕头上。但人们也可以缩短白日的时光。我们一大早就开始被人观察得够多了，白日不会离我们远去。就算我们差不多一直睡至中午时分，人家也总是可以指责我们什么。人家反正一直可以指责我们什么，这是无法改变的事。人在睡觉，但日子在等待，一张床也不是另外一个国度。唯有我们躺在莉莉身边时，他们才会放过我们。
当然保罗也必须通过睡眠醒酒。一直到了中午，他的脑袋才能固定在脖子上，他的嘴巴才能重新说话——不是以一种酒醉的声音说话。只有他的呼吸还散发出味道，当保罗进厨房时，好像我不得不从下面敞开着的酒吧门口路过一样。从春天开始，法律对饮酒时间作了调整，十一点之后才允许饮酒。但酒吧总是在六点就开门迎客，而到十一点之前白酒放在咖啡杯里，过了十一点就用酒杯喝酒了。
保罗一喝酒，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用睡眠醒酒，醒来后又是原来的那个人。大约中午时分，一切将恢复如初，然后重新开始堕落。保罗保护自己的灵魂，直至酒瓶里只剩下野牛草，我也在苦思冥想，我们是谁，我和他，直至我什么也不知道。假如我们中午时分坐在厨房的餐桌旁，那么谈论昨天的酗酒问题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