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透过千年历史，看清帝国真相
帝国的特征是什么？帝国秩序潜藏着怎样的风险，又提供了哪些机遇？突然之间这些问题不再仅仅具有历史学意义。当今世界，美国所拥有的主导地位在很多人眼里是一种威胁。规则由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制定，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只管服从规则就是了吗？还是说存在一种连华府也不得不屈从的统治世界的逻辑呢？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在此书中向我们阐明，帝国如何运转，在历史的长河中又出现过哪些类型的帝国。作者游刃有余地穿行于千年历史长卷，同时对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做出了精湛的剖析。
帝国的时代最晚行至苏联解体时似乎已经永远地终结了。按照现在流行的看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国与国之间在诸多领域互赖互存，关系错综复杂，因而帝国的权力扩张已经没有空间了。此外很多人还深信，推行帝国政策从根本上也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然而这种看法在慢慢发生变化，特别是当人们看到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屡屡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对盟友一次次蛮横地提出权力要求、施加压力让其追随的时候。而在美国及美国以外的其他一些地区，还有另一种呼声也越来越大，那就是美国不但不应一直否定自己的帝国角色，而且为了自己和世界的福祉还应采取攻势来塑造这一角色。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提醒我们审视所有这一切，并指出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问题一般都出在哪里。很多作者和参与讨论的人常常对于帝国的概念和本质，以及帝国政策可能的意义和益处都很不明确。诸如帝国主义和霸权的概念也往往没能做出确切的区分，于是各种误解随之而来。 所以，明克勒，这位曾被《时代周报》称为“不断在转变的一个人的智库”的前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家，首先对帝国的概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梳理, 接着对帝国的统治类型进行简明而确切的划分；他通过援引历史上帝国统治的实例分析了帝国秩序的任务和使命，也为读者阐明了帝国究竟因何常常“败于弱者的权力”。
作者介绍
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院士。他写的很多书都已成为权威学术作品，比如《新战争》（2002），《帝国》（2005），荣获“莱比锡书展奖”的《德国人和他们的神话》（2009），《新德国人》（2016）和《三十年战争》（2017）等，这些著作几乎都曾占据《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数月之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还曾获得过多个学术奖项，包括阿比•瓦尔堡学术奖、弗里德里希•席德尔文学奖、约翰内斯•古腾堡基金会教授席等。
部分摘录：
什么是帝国？ 欧洲人对伊拉克战争的讨论，对美国再次军事干预海湾地区的可能背景及其掩藏目的的争辩，乃至对美国在海湾到中亚地区所扮演角色的思量，无不进一步促使欧洲人将目光聚焦于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成形。从《京都协议书》到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美国屡屡置身国际公约之外的行径，正重新定义美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地位。2002年9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联合国大会上威胁道，如果国际组织无能为力的话，美国将会在一些紧迫的安全政治问题上采取单边行动。几十年来，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一直问题缠身、矛盾不断，小布什的这番表态，使得双方的关系在根本上受到了质疑。[最新电子书免费分享社群，群主V信 1107308023 添加备注电子书]
这也绝非空洞的恫吓。2003年早春，伊拉克战争的炮火声即证实了这一点。对于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之间的新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解读可能：要么美国将安理会的功能转向听命于美国并为其行为赋予合法性的工具，要么美国开始致力于 从其国际组织“打手”的角色中解脱出来。美国发达且昂贵的军备不再服役于国际性组织，而更多地投入其自身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出现在伊拉克战争备军阶段的矛盾冲突，也反映了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即究竟哪一方能将另一方作为工具加以利用：美国利用联合国，抑或是联合国利用美国。[1]
在这之前，德国国内本可仰赖的欧洲安全构架也同样出现了裂痕。北约的角色正悄然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建立在协商基石之上的联盟已在20世纪90年代演变为美国控制欧洲的工具。在其政策鞭长莫及之地，美国便祭起“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的大旗。事实上，跟冷战时代相比，欧洲人对美国的依赖有增无减：谁若拒不跟随美国路线共同行动，重者将遭逢来自后者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轻者面临铺天盖地的冷嘲热讽、口诛笔伐。相反，若有意站到美国一方行动，机会则随时都有，当然前提是要满足美国提出的条件，且不插手美国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决策。即便是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也一再验证了这一点。美国在伊拉克曾经陷入困境，于今[2]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北大西洋联盟中共同协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北约东扩也在事后证明了，那正是从冷战时代走来的盟友们影响力明显削弱的肇始。[3]
在这一局势下，一种呼声日渐高涨，即冀求美国安于其“仁慈霸主”（wohlwollender Hegemon）之职，而不贪求一种“帝国强权”。为了强化这一警告，人们力陈帝国所受的那不可控的风险，提到古往今来所有帝国面临的过度延伸的危险 以及最终因之而覆亡的教训。在美国执教的英国人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说：“直到晚近时期，美国的权力都是霸主式的，就是说在原则上得到他国的首肯，而且常常被视为是合法的；如今这种权力却出自枪管。而这反过来削弱了它的霸权地位和成为‘仁慈帝国’的资格。”[4]曼还指出，任何一国倘图谋以帝国地位换取霸主地位，不仅可能无功而返，甚至到头来连霸主的地位都保不住。在历史上，霸主和帝国以种种方式互相牵制和对抗，而每每几乎总有迹象表明：保持霸主地位胜于追求帝国统治。
一时之间，始自美国在海湾地区利益和意图问题的辩论，掺入了大量史料证据和历史比较。这种史料索引以及同早期历史发展的类比有助于人们拨开迷雾，把美国政策及世界政局中不断冒出的新谜团引入相对熟悉和清晰的观察轨道。人们搬出罗马帝国的历史做参照物，来评判美国政策的机遇和风险；大英帝国的结构则为衡量美国的帝国挑战和应对挑战所需之力提供了一个模板。此外，十年前[5]上演的苏联解体，也作为帝国过度延伸的恶果被一再援引，那也将是美国如长此以往一意孤行或可面临的危险。[6]这些历史参照和示例有关联性，但缺系统性，它们只是在论证前人早已提及的观点。这些举例和参考更多的是为论证提供史学的注脚，而非从早期世界帝国的诞生史中做出一种深刻的经验主义总结。
如今将美国历史和罗马历史并行比较，理由不言自明。原因就在于：美国 从建国伊始，一直以罗马共和体制为基石，并将自己视为罗马传统的继承者。[7]在这里，笔者将严格审视这样一个平行比较，它自始至终深植于美国政治精英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之中，举足轻重。首先，美国同大英帝国的比较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美国进入了英国在二战后退出的广阔地区并取而代之，成为那些地区的主导：这其中包括中东，这些年它与美国大部分的政治行动和军事策动都息息相关。和苏联的比较也属情理之中，毕竟美苏为争夺世界政治霸权角力40多年，直至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最终在拉锯战中被踢出局，俄国人终因军备竞赛而掏空了自己，也因维系帝国的高昂代价而一蹶不振。[8]
如果对美利坚帝国的机遇和风险做深入的分析，单单跟这三个世界帝国做比较，根基仍显单薄。寿命长久得多的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很有必要列入对比和考量的名单。而13世纪的蒙古帝国对于研究帝国行动逻辑和行动需求同样不容忽视。它在历史上虽然昙花一现，但它疆域之广足令其跻身历史最强帝国之列：面积达25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仅仅逊色于拥疆38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不同的是，英国人的属地散布于五大洲，而蒙古人的帝国则覆盖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连成一气。在后者权力的极盛时期，其疆域东起黄海，西至波罗的海之岸，无远弗届；唯印度半岛、中南半岛、西欧、中欧及 南欧地区未遭占领。[9]在古典时期，除了罗马帝国，那些东方的希腊化大帝国也是值得我们考察的对象。在诸多海洋帝国当中，除了大英帝国和西班牙，葡萄牙也应加入考量之列，它既是欧洲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殖民帝国。不过18世纪以来，葡萄牙一直更像是英帝国的一个保护国，而不似独立自主的政治强权。[10]
通过这样一番整理，一个在对帝国行动逻辑进行比较性研究时绕不开的基本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究竟该如何理解帝国这一概念。如若进一步论及超级帝国和世界帝国的区别，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倘若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科学领域对帝国的研究已经总结出有关帝国性的可靠标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恐怕不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虽然有关具体帝国的历史叙述可谓卷帙浩繁，有关帝国主义的比较性研究也颇有建树，[11]然而究竟何为帝国，帝国与欧洲领土国家结成的政治秩序之间差异何在，这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这也是为什么在近来有关美国政治的辩论中，帝国概念常被随意援引、往往只具谴责意义。政治学家也没有在定义上廓清、在实例上充实帝国的概念，而是把它交到了每日时评员手里被随意使用。
学术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空白，不可能一朝一夕填补起来。然而，帝国是什么，帝国不是什么，帝国职责何在，以及帝国与其他政治秩序结构差别何在，弄不清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从世界帝国形成的比较研究中，找到分析 世界新秩序以及新秩序中美国角色的有益线索。只有先弄清帝国的特点，才可能真正理解帝国的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