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从“资产负债表衰退”到摆脱“量化宽松陷阱”，作者详细说明了全球经济从2008年资产负债表衰退到缓慢复苏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隐藏的危险。著名经济学家辜朝明解释了阻碍经济复苏的独特政治和经济陷阱，这场经济衰退的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忽视。辜朝明预见了当前西方的困境，并在他之前的著作中发出过警告。这本书展示了历史是如何在欧洲重演的，而借鉴了日本经验的美国在避免“财政悬崖”上做得更好。然而，因为量化宽松政策，美国、英国、日本可能面临着一条与正常秩序背道而驰的路。辜朝明将凯恩斯开启的宏观经济学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摆脱“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量化宽松陷阱”，为全球解决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提供了良方。
在这本书中，你将看到：
经济增长困局：全球经济体的高负债率+低利率，将会极大程度限制全球各大央行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
量化宽松政策如何影响美国、欧洲、日本和新兴经济体
各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与政治分歧，可能带来的内部社会与政治冲突
经济衰退是否会威胁西方民主政治
从西方的城市化经验中了解中国的当下，中国崛起，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地缘冲突和贸易冲突
作者介绍
辜朝明（Richard C. Koo）
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被日本资本和金融市场人士选为最受信赖的经济学家之一，并为日本历届首相就如何应对日本经济与银行问题提供咨询，是最早参与制订日本五年经济计划的日裔美国经济学家之一。
他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科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2010年，他担任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客座教授。曾任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日本野村证券。获得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博士会员的荣誉。他著述良多，著有《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等书。
2001年被美国商业经济学会授予艾布拉姆逊奖。他同时还是《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以及日本内阁防务战略会议的唯一一位非日本籍委员。
部分摘录：
坚持市场原则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雷曼兄弟破产和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观点。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之前，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宣布，政府不会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公司，它的命运会留给市场。这一声明发布后24小时之内，全球金融危机便开始了。保尔森一贯坚持市场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的应用，在雷曼兄弟破产的同一天下午，他被迫想出了一个计划来拯救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一个月后，在TAEP（不良资产救助计划）中，他不得不说服在国会的纳税人代表为金融行业提供7 000亿美元的援助。
允许雷曼兄弟破产的决定有如此重大的后果，因为许多西方金融机构也遭遇了相同的问题。当时大多数金融机构拥有大量包含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务抵押债券（CDO），其价值暴跌。因害怕重蹈覆辙，机构越来越不愿借钱给对方，几乎导致银行间市场冻结。雷曼兄弟的破产也迫使其他有类似问题的公司集体通过建立现金储备来保护自己。因此，它们停止借钱给非金融机构和个人。随之而来的是金融体系的倒闭，同步触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如果雷曼兄弟是唯一持有有害抵押贷款的公司，也就是说，如果5%陷入经济困境，95% 完全符合市场原则，那么允许投资银行破产可能不会引发一场全球危机。但在2008年9月这个占比正好相反，大多数西方金融机构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允许一个公司破产导致其余有类似问题的公司急于保护自己，更广泛的金融体系经历了巨大的合成谬误问题。
沃尔克理解系统性危机 从一开始就理解5%和95%之间的差异的、曾经运用这种理解来拯救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人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1982年8月，美国金融体系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或许一些读者根本没听说过。
导火索是拉美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始于墨西哥在当年8月未履行其国际义务。一旦银行家们意识到墨西哥陷入困境，几乎立刻蔓延至整个拉丁美洲，影响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委内瑞拉等国家。向该地区大举借贷的美国主要银行，突然发现自己将面临技术性破产。
对美国和世界来说幸运的是，沃尔克先生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个影响了95%而不是5%的问题。从星期五墨西哥违约开始，他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成功地阻止危机蔓延到美国甚至全球。
我记得1982年8月发生的事件，作为经济学家，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负责欧元的银团贷款，美国主要银行通过这种欧元的银团贷款向拉丁美洲国家放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美联储对美国主要银行的态度一夜之间改变了。直到那个周五我们还告诫美国主要银行减少与这些国家的接触，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摇摇欲坠，军事上实行独裁统治。从1979年开始，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已经发出这些警告三年多了，但是被美国主要银行完全忽视了。
但那天墨西哥不履行其国际义务，证实了我们的担忧，沃尔克先生在华盛顿特区的董事会打电话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告诉我们要确保没有一个借给墨西哥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主要银行退出那个国家。
这标志着与之前的政策完全相反。美联储主席在早上就发现墨西哥破产了，马上告诉我们要求美国主要银行继续放贷。开始，我们对这个指令感到震惊，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影响了95%而不是5%的问题，我们开始要求银行继续向墨西哥放贷。当然，只是因为沃尔克的突然改变，拉美债务危机没有造成任何重大影响，没有要求国会实施纳税人救助，最终也得到了解决。
尽管决议过程已经过去超过了十年，没有信贷紧缩，绝大多数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身处一个能使大部分的美国主要银行在技术上破产的巨大的金融危机之中。因为无论是国会还是媒体都不知道这次危机，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大肆宣扬，甚至许多金融“专家”，包括学者，几乎都不知道1982年发生的危机。唯一值得强调的是沃尔克先生应对危机的速度和有效性，这提醒我们，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影响5%的问题，而影响95%的问题的需要别的方法。
通过抨击那些已经清醒过来了的人收效甚微 5%的问题和95%的问题之间的二分法也是由少数人犯的错误和由绝大多数人犯的错误之间的二分法。如果只有一小群人的行为错误，他们理所当然可以被指责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尽管有其他选择。但当95%的人犯了相同的错误时，惩罚他们就会动摇社会的根基。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说公众犯了一个集体性的错误，希望他们吸取经验，并试图确保预见将来的5%成为社会的领导人。
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经济事实证明，人们清醒过来并且承认他们追逐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如果他们认为泡沫高峰期时的价格会很快回来，他们不会去杠杆化。给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人分配任务，并试图纠正他们的行为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当经济陷入通缩螺旋的时候，如果政府支持并且没有做任何事情，即使是那些没有参与泡沫的人也将遭受极大的痛苦。
唯一有权利论证奥地利学派“清算”论点的，是那些提前公开警告经济陷入危险泡沫中的人。那些人——其中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和专家——没有正确理解这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些人没有权利沾沾自喜地宣告，应该允许经济走弱，直至它不会进一步下跌。如果有什么区别，这些人应该从他们的教学位置上被“清算”下来，直到他们头脑中有正确的经济模型。
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恢复需要时间 拯救人都需要时间。在拉美债务危机中，经过了10多年美国主要银行才真正恢复健康。当问题影响社会大多数人，负担不能转移到另一个群体时，唯一的选择是等待整个社会变得更好。例如，如果政府决定为破产企业和家庭放弃所有的债务，那么问题仅仅转移到了给它们贷款的实体，也就是银行和存款人身上。
在资产负债表的衰退中，唯一的选择是使用新的流动资产储蓄慢慢地修补资产负债表所负担的过度债务。资产负债表的损害越大，清理干净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例如，如果一个公司在其资产负债表里有100亿日元的债务，一年可以用来偿还的现金流是20亿日元，那么债务的修复过程将需要5年时间。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这一进程，并开始使用它们的自有现金流偿还债务，这使经济衰退恶化，挤压现金流，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下降，第一时间就引发了衰退。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合成谬误问题的外围——要主动从相反方向采取措施，即从私营部门入手并防止恶性循环。
如果政府在选择财政整顿的时候犯了错误，本来人们预计经济衰退将在2~3年间结束，可能会持续7年或10年，例如1997年在日本发生的衰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奥地利学派的办法，借款人和贷款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都将崩溃。恢复要么需要巨大的天文数字的财政刺激，要么需要把资产出售给外国人获得资本流入。
提出前瞻指导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央银行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货币政策领域提出指导的重要性上。通过提前宣布，不会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提高利率，也就是中央银行为家庭和企业提供担保，并试图说服它们进行消费或参与因为担心加息放弃的投资。当利率已经降至零，量化宽松政策的局限性正在迅速显现出来的时候，这也代表了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最后希望。美联储开始缩减其量化宽松计划，决策者希望给予心怀忧虑的债券市场一定前瞻性指引——承诺将来的某个时候才提高利率——将有助于防止市场动荡。
我们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指引，但是现在可以说这个概念也适用于财政政策。毕竟，政府利用财政政策支持经济能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对被迫承担资产负债表调整的企业和家庭的行为有重大影响。
假设，政府宣布今年和明年将继续用财政政策支持经济，但为了实现4年财政赤字减半的目标，计划两年后将实施财政整顿。人们期望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再需要5年，前两年之后，就必须找到方法来保护自己不受到经济的冲击。
经济在第3年开始走弱，人们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资产价格可能进一步下降，使更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变得更加必要。在前两年，企业和家庭的恰当反应将是按比例缩减消费或投资、提高储蓄，这将削弱政府的财政刺激方案的有效性。
如果经济确实在3年后走弱，收入将下降，资产价格下滑，最初预期的5年调整时间将延长至7年或者10年。不仅经济衰退将延长，累积的财政赤字也会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中，财政政策不恰当的指导将对政府和私营部门有重大的不利影响。
如果政府承诺，在今后5年或者10年将通过财政刺激措施支持经济增长，或者指出私营部门专心清理其资产负债表需要几年，并承诺私营部门完成调整之后，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将进行修复，那么人们对未来会更有信心。这会减少经济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进而降低资产价格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人们对失去工作的担心也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负债表恢复最初预计需要5年，并可能会如期完成。这样人们开始思考5年后他们应该做什么，他们的生活中减少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对经济也有积极的影响。
简而言之，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中，财政政策的前瞻性指引可以产生巨大的影响。不幸的是，很少有决策者——包括那些认识到资产负债表衰退会带来风险的人——理解它并付诸实践。
即使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很清楚地意识到资产负债表衰退带来的风险，并用“财政悬崖”这个短语发出强烈警告，反对过早的财政整顿，他主张继续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财政刺激。这似乎是正确的、负责任的，但是如果伯南克所设想的“短期”比人们预计解决资产负债表的问题所需要的时间更短，那么将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就职后不久，第一次公布了他的经济计划，承诺4年后赤字减半。虽然这7 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是对当时的形势做出的正确反应，但美国发现自己在雷曼兄弟破产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承诺在4年内将赤字减半的效果完全适得其反，因为美国经济复苏比政府的预期花了更长的时间。2012年争取连任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由于未能完成这个承诺一再受到共和党对手罗姆尼的批评。结果，竞争比它可能的状态更激烈。
财政整顿：太晚开始比太早开始好 这就引出了政府应该用财政刺激支持经济多久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主要的技术问题。因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如此罕见，几乎没有统计数据显示出一定的严重性，经济需要多长时间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恢复。如果有大量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实例和统计分析显示，泡沫破裂后修复损失的国家财富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政府将有一个声称开始削减赤字的依据。但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没有过去的数据可以依赖，政府可能对形势会持有过于乐观的观点，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导致面临资产负债表问题的人们怀疑政府不理解他们的问题。反过来这可能会促使他们更加谨慎，并对未来感到悲观。
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资产负债表修复所需时间的不确定性？简单地说，它需要犯错误，在错误的方向将成本最小化。
换句话说，过早结束财政刺激所带来的损失应该与过晚结束财政刺激带来的损失进行比较，而且政府应该选择损失较小的选择。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在衰退结束之后，比较经济在资产负债表衰退期间停止财政刺激的影响和持续财政刺激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将陷入通货紧缩的螺旋，收入从1 000美元萎缩至900美元，从900美元萎缩至810美元，等等，经济陷入二次衰退。失业人数将大幅上升，资产价格将进一步下跌，最终，资产负债表衰退比最初预期将持续更长的时间。这是1997年在日本和1937年在美国由于过早尝试减少赤字而引发的悲剧结果。
第二种情况是，经济衰退结束后财政刺激继续，尽管私营部门正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