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兰佩杜萨生活并不容易。这片小小海滩从非洲大陆上脱落，向着欧洲迁移，仿佛是自愿成为两者之间桥梁的象征。它的命运已被奇特的地理条件写就，这命运不仅支配着这片土地，更支配着定居其上的人们。
兰佩杜萨，距离非洲大陆比距离意大利本土更近的岛屿，成为无数非洲难民进入欧洲的中转站。孤注一掷的人们选择用最卑微、凶险的偷渡方式，远离故土的战乱和伤痛。原本作为希望之路的海洋，却往往成为其命运翻覆的地狱。器官买卖、奸淫掳掠、暴虐的蛇头、频发的海难…
皮埃罗•巴尔托洛，一个贫苦的兰佩杜萨渔民的儿子，1991 年毅然回到家乡，开设了岛上第一间诊所，从未想象过自己的诊所会成为难民危机前线的一处战壕。无数次的紧急救治、检查、驰援、验尸…对于巴尔托洛和其他兰佩杜萨人来说，把任何一个人留在海上听任命运摆布，是不可接受的，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海洋的规则。
巴尔托洛医生以外科手术刀一样精准、犀利的文字，呈现了一段段破碎的人生，还有永远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这些个人的记录更是尖锐地叩问文明和身份的边界，让我们追问这些悲剧因何而生，对他人的苦难日益麻木的社会和头脑又如何面对人类制造的终极苦难。
作者介绍
皮埃罗•巴尔托洛，出生于兰佩杜萨岛一个贫穷的渔民家庭，1991 年，在获得医生执照后返回兰佩杜萨岛，开设了岛上的第一家诊所，直到今天。21 世纪的非洲难民危机中，巴尔托洛医生和同事、当地人一起，救治、援助了近二十万来自利比亚、叙利亚、加纳、厄立特里亚等国的难民，2016 年获第一届德法人权奖。2019 年，当选欧洲议会议员。吉安弗兰科•罗西导演以其经历改编的记录片《海上火焰》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提名、第 66 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第 29 届 欧洲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部分摘录：
永远不会习惯 有时我会觉得我做不下去了。觉得我受不了这样的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受不了如此之多的苦难和病痛。许多同行却反而深信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习惯了把检查尸体当作日常事务。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永远不会习惯看到死去的孩子，或是在海难中分娩后殒命的女人，自己的婴儿还连在脐带上。永远不会习惯切下一根手指或者一只耳朵来提取DNA，用这样的冒犯赋予已无生气的躯体一个名字、一个身份，而不能容忍它只是一个数字。每打开一只绿色口袋的心情都和第一次无异，因为每具尸体上都找得到一些痕迹，为你讲述有关一段漫长旅程的悲剧故事。
人们往往以为难民面对的困难只是横渡大海，其实那不过是最后一站。我听这些人讲故事已经有很久了。首先是做出选择，决定离开故乡的土地；然后是沙漠。沙漠就是地狱，他们如是说，只有置身其中你才会明白。淡水稀少，卡车上挤满了人，你要是选错了坐的地方就会被颠出车外然后死掉。到了水喝完的时候，想活下去只能喝自己的尿液。你到了利比亚，以为噩梦结束了，岂知新一轮受难已经开始：监禁，刑讯，苦役。只有当你应付了这一切，克服了所有残酷的磨难，你才能上船。如果你没有死在海上，最终到达了目的地，你才能指望生命重新开始。
我在兰佩杜萨目睹过所有的事。
一天上午，码头上一个从摩托艇上下来的女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来自冈比亚，漂亮极了，身上穿着彩色衣服，手提一只行李箱，就好像在随便哪个车站刚走下火车。她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姿态和傲气，仿佛所有苦难都被她从身上抖落了一样。我看见她坐上了开往接待中心的大巴，真想自己也一起上去，让她一路上把她的故事、她受的磨难和重获的希望都讲给我听。不过我还是回到了现实投入我的工作，而大巴则转过街角消失了。
我还见过来自巴勒斯坦的家庭，以为在叙利亚找到了能够逃脱他们自己战争的避难所，却刚好撞上另一场正打得火热的战争，只得一切从头开始。新的跋涉，新的磨难。还有那些来自叙利亚的家庭，他们或许是过得最不自在的人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自己国家的生活方式，而留给他们放弃一切的时间又太短，短得仿佛没有尽头。
二十多年以前，兰佩杜萨刚刚开始有移民下船的时候，岛上的人管移民都叫“土耳其人”。这些人是自己过来的，坐着小船或者橡皮艇直接在沙滩上靠岸，主要来自北非。那时这是种新的现象，人数也很有限。后来一切都不同了。突然之间，人数激增，背后的故事也不一样了。正因如此，如今这种情况下，我的工作十分需要兰佩杜萨人的支持。许多时候，当沮丧的心情占了上风，都是他们为我重新注入斗志和能量。
贾丝明的事就是这样。她是和另外八百个人一起，一个叠一个地挤在一艘大船里来的。许多人被挤得蜷缩在货舱里，所有人都状态不佳。下船时，贾丝明的羊水已经破裂，要是把她送到巴勒莫，她的小女婴肯定保不住了。于是我尽力安抚她，同时给她做了超声检查，把孩子的心脏和小脑袋指给她看，孩子已发生宫内窒息。我别无选择，承担起施行大幅度的会阴切开术——也就是临分娩时在会阴切一道开口——的责任。必须冒这一次风险。手术圆满成功，贾丝明产下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一份大礼。母亲给她起的名字正是“吉芙特（Gift）”[6]。
紧接着的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惊喜。深夜时分，满身血污、疲惫不堪的我走出产房的时候，等在门外的是无数同样身为母亲的兰佩杜萨妇女，她们给吉芙特带来了所有能找得到的东西：尿布、小衣服，还有各种小礼品。
那一回我还意识到了另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门诊所还需要点别的东西。很多孕妇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过来，孩子们就这样惊慌地看着穿白大褂的医生把他们的母亲带走，去了某个满是奇怪机器的房间。我的想法很简单：应该在病房边上布置一间游戏室，漆成五颜六色，充满活跃气氛，小孩子可以待在里面等候母亲。这个主意相当管用，很多时候孩子们甚至根本不想走了。不过想说服他们离开游戏室只要再送一件小礼物就行。
帮助一个婴儿降生，看着你接生的孩子唇上挂着笑容，永远是莫大的乐事。2016年春天，一波难民登陆期间，我接诊了三名孕妇，其中有个十分美丽的尼日利亚女孩，名叫乔伊。她怀孕四个月却孤身一人，因为穿过沙漠时人口贩子把她和丈夫分开了，她在一队，丈夫在另一队。像这样被迫离别他们是无力反抗的。她一度让人劫走，随后获释被送上了船，再无对方的音讯。“帮帮我找到他吧，”她恳求着我，“求求你，我不想让我儿子长大时没有父亲。我们冒了所有的风险就是为了让孩子生在最好的地方。你知道怎么找到他，求你了，帮帮我。”
每当这些人来到我面前，交换着友好的目光，我就不再只是接诊他们的医生，而成了一只救命的锚，能够重新给他们与亲人聚首、与家人团圆的希望，即使——就像对于乔伊来说——那其实已经办不到了。或者更简单些说，我成了唯一一个他们可以对之倾诉自家悲剧的人。所以很多时候，那些我带去做超声检查的女孩子会向我提出可怕的请求：她们要抛弃那个果实，它不是来自爱，而是一次暴力侵犯的悲惨结晶。
有一天，十七岁的尼日利亚姑娘莎拉来到了诊所。“我想去死。”她着魔般地反复说，一刻也停不下来。她是和其他一百五十人一起下船的，其中有五个女孩，都很年轻而且清一色怀着孩子。同行的女伴告诉我莎拉已经试图自杀过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在病房里她甚至绝望地一头扑下了担架。
我给她做了超声。她孕期已是第十七周。我想给她看显示器，她却哭了起来，无法可想。“不要这样，”我试着安慰她，“你会发现所有事情都能解决的。”但谁会相信我这一套呢？
她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我甚至不知道谁是这孩子的父亲。一共五个人强奸我。五个怪物轮流，到他们连继续折磨我的力气都没了才停下。医生先生，你觉得我肚子里的这个东西，现在和以后，对我来说会意味着什么？”真是令人心碎。该死的混蛋们。
我没法说她不对。我给我所属的巴勒莫卫生局的医生和一些社会工作者打了电话，第二天我们把她送上了直升机。她做了流产，现在有一家医院在关照她，给她治疗。
和莎拉一样，无数别的女孩也都和我讲过她们的遭遇，就像是想要卸下一个没法交给任何其他人的包袱。然后她们会请求我给她们堕胎，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免得耻辱之上增添新的耻辱，或许比原先的更沉重，而她们在祖国与之离别的家庭将永远不再接纳她们。
那些年来到兰佩杜萨的怀着孕的女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一天夜里，在防波堤，从几艘摩托艇上下来了五个。我还要检查其他移民，不能立刻和她们去诊所，于是我叫了埃莱娜，她是一直跟着我的医生和文化代理人，我让她陪这些人过去，我会尽快赶去找她们。
其中有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女性，她的情况让我心生疑虑，因为她显得非常痛苦。“马上给她做个超声，”我对埃莱娜说，“她太难受了。”
完成了码头上的检查后我回到医院。埃莱娜两眼通红，刚刚哭过。
“怎么了？”我问道。
“那个很难受的姑娘……我觉得她的孩子已经死了。”
我来到超声室重做了检查。埃莱娜是对的。孩子的心脏已经不再跳动，他没能抵挡住母亲在旅途中不得不承受的疲劳和压力。年轻的女人马上就明白了。我们脸上毫无喜色，也没人叫她看显示屏，那上面只能看到一具已无生气的小身体的图像。我们向她通报了消息，她一言未发，闭上了眼睛，泪水流淌下来浸湿了她的面容。她无声地哭了。
我们决定用直升机送她去巴勒莫。我找来了几位社会工作者，请她们一直陪着她，安慰她，好让她不至于孤身一人。
他们给她做了手术。她本来怀着一个漂亮小子。得知消息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和挫败感。给她检查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去看孩子的性别。没有那样的心情。
出院以后她被送去一家专门接收女孩子的难民接收机构。此后她的命运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