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说起东南亚，你会想到什么？
海岛、沙滩、购物中心、度假酒店，还是暴力、腐败、军事政变、宗教冲突？
一面是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物质富足，一面是民主状态的反复和集权政府的冷酷。暴力与奢华并存，闲适与压抑同在。
《季风吹拂的土地》是一部关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及其面临问题的反思和剖析。作者迈克尔·瓦提裘提斯先后担任BBC记者、《远东经济评论》编辑、调解冲突的中间人，在东南亚工作、生活近四十年。基于其研究者、观察者、参与者的三种身份，瓦提裘提斯从东南亚的社会症结与历史重负出发，辅以细腻动人的个人经验，追溯经济与文化、殖民背景与历史遗产，内部分歧与外部渗透，深度解析地区性冲突的背后原因，及其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
作者介绍
迈克尔·瓦提裘提斯（Michael Vatikiotis）
英国作家、记者、评论家，曾就读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东南亚生活近40年，辗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曾任BBC和《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现为人道主义对话中心亚洲区主任，居于新加坡。著有《修剪榕树：东南亚的政治变革》《香料花园》《灵魂迷失的画家》等。
部分摘录：
季风吹拂的土地 这是古代航海探险家眼中的东方，如此古老、神秘，如此灿烂而灰暗、生气勃勃而一成不变，充满危险与希望。
——约瑟夫·康拉德，《青春》（“Youth”）
就地理位置而言，东南亚就像亚洲大陆的庞大附属品，西临印度洋，东毗太平洋。东南亚大陆由伊洛瓦底江、湄南河（Chao Phraya，也称昭披耶河）与湄公河等三大主要河流的三角洲所组成，这些多泥的河道都各自滋养富饶的冲积平原，一千多年来供养着缅甸、泰国、柬埔寨与越南的米食社会。除了丰沛水量与肥沃泥沙之外，广袤的森林区域也孕育着丰富的热带林木与动植物生态。再往南走，群岛像串珠般悬挂在长形半岛的尾端，深入安达曼海（Andaman Sea）的温暖水域。暖洋环绕，加上受到温煦的东、西信风所眷顾，这些沿海地区支托着日益受到东、西方物质与文化影响的贸易中心。在规模上，正如英国地理学家多比（E. H. G. Dobby）在1950年所说，东南亚含括的区域范围，足以“媲美全欧洲乃至非洲海岸线以北的海域”。
“东南亚”一词乃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同盟国指挥官们为此地区所取的军事代称，当时同盟国基地设于入侵日军势力无法企及的锡兰（Ceylon，现称斯里兰卡）。19世纪的欧洲学者将此区称为远印度（Farther India，相对于西方殖民母国的中心）；远印度的内陆地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因此被称为“印度支那”（Indochina，中南半岛）；其半岛与岛屿名为“东、西印度群岛”（Indies），反映印度对该区域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前现代统治阶层的文化与信仰方面。古代航海家将东南亚喻为“季风吹拂的土地”（Land Below the Winds）：位处热带季风之下、台风带之上，航行更安全，温暖碧绿的洋流也比较容易预测。
有利的综合环境因素，使东南亚成为印度与中国之间天然的贸易通道，预示了文化与技术影响的融合，将把此区域锻造成世界史上又一重要国际熔炉。全球共有六千支种族语言群体，其中六分之一便分布于东南亚；此区原已是世界上种族多元之地，而贸易更为此地带来印度与中国的民族。地中海人民拥抱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时，东南亚已受到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浸染。早期，多元宗教的集合，反映在人口的多元性上。研究东南亚叙事史学的20世纪英裔爱尔兰作家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Collis），曾描述毗邻现代泰国（当时称为暹罗）、缅甸西岸的丹老（Mergui）商港，他对于当地在17世纪时可能会有的情景有非常精确的想象：
……港口里最多的不是缅甸人或暹罗人……而是大多来自印度的穆斯林，他们支配了贸易局势。如果印度商行代表当地的命脉，那么蒙古住民就是其主调。印度支那人与佛教徒就是整体的氛围，朝气蓬勃却彬彬有礼；人们的衣着光鲜亮丽；缅甸与暹罗男子成天无所事事地闲晃；健美结实、性格率直的女人负责管理市场；阴沉易怒的马来人手抚蛇形匕首快速行经；行事谨慎、笑脸迎人的中国人忙着牟利。
如此丰富的多元性意味着此地进出容易、高度开放，而且与外围世界紧密联结，赋予“国际性”一词新的意义。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期间才闻名欧洲的古代中国与印度哲学家，还在世传授学问之时，几乎同时参与了东南亚的知识与精神讲演。外貌不同于16世纪威尼斯人的阿拉伯、印度与中国商人，在三百年前就已遍布东南亚，在各个商港与首府建立聚落。早在欧洲各国占领东南亚之前，这里便已遍布由贸易与人员流动交织成的网络。菲律宾中部宿务市（Cebu City）的一间博物馆里，积满灰尘的架上摆着宋朝陶器，也展示着来自印度的刀剑。这些古董，可能是菲律宾的部族战士所有，用在抵御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于1521年率领三艘破旧小船与一群坏血病缠身的船员登陆时。10世纪时，中国商人定居在今日称作柬埔寨的高棉（Khmer）首都吴哥（Angkor），那时当地一度拥有逼近百万的人口，而伦敦人口还未达3.5万人。从印度沿岸启航的阿拉伯商人，来到印度尼西亚群岛远东的摩鹿加群岛（Moluccan islands），比16世纪造访的欧洲人早了一个世纪。之后，欧洲人来此，控制所有丰饶物产，中饱私囊。如伏尔泰所述，“往东航行的欧洲王侯与商人，一直以来寻觅的不是智慧，而是财富”。
如今，东南亚就像数千年前那样地容易到达与善于包容。各个城市成为东方与西方的交会处、文化与物质交流的大市场——女人仍然负责管理一切，而“行事谨慎、笑脸迎人”的中国人依旧汲汲营营地做生意。曼谷、吉隆坡与新加坡等城市里，占地广大、光彩夺目的购物商场弥漫着香料的辛辣气味，以折扣价格贩卖国际品牌商品（并非全为正货），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消费者。自新加坡机场入境的旅客会看到“新加坡大甩卖”（The Great Singapore Sale）广告牌；同样的活动在曼谷则称为“午夜拍卖”（The Midnight Sale）。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意指市场的“pasar”是从古波斯语的“bazaar”演变而来。
然而，如此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多元族群得以借助外在影响发展复杂的社会与文化架构，却也同时引来侵略与征服的浪潮。美国历史学者伦纳德·安达亚（Leonard Andaya）认为，正是贸易与外国商人和旅客的出现，刺激了东南亚早期的国家形成——建构了“当地住民与群体的强烈自我意识”。他主张，面对来自先进社会的商人，当地人需要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优势。他们的方法是与其他人结盟，形成更大量且更为广泛的网络，进而得到一定的保护，也使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尽管如此，原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脉干旱平原与山麓的人口，经由苍茂的山谷自然地移居到沿岸地区，招致蒙古人入侵缅甸与越南。长久以来，人们将东南亚视为文化根植于南亚及东北亚的地理区域。印度教与佛教均从印度传入，影响当地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结构。在英语广泛使用之前的数百年，梵语代表着权势与优越。不久后，伊斯兰教从商港传到印度沿岸；基督教随着荷兰与葡萄牙人东征的刀剑来此。中国是瓷器等物质、科学技术及商业与贸易用品的源头。泰语数字的发音基本上与粤语相同，反映东南亚与中国南岸历史悠久的贸易关系；现代印度尼西亚文中，许多指涉日常用品的词汇（如桌子与窗户）均源自葡萄牙文；马来文则充满了阿拉伯文的外来语。东南亚的文化基础全都与其他地方有所关联。如同拉丁语与希腊语为大部分欧洲语言的根源，在东南亚地区，梵语、汉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及后期传入的英语，也全都影响了此地各种语言的现今用法。
经由东南亚熙来攘往的沿岸贸易中心，西方世界得以在冷冻技术问世前几世纪，取得异国香料以腌渍肉品。这使得马鲁古海（Molucca Sea）种植香料的数座小岛拥作物自重，令初期的欧洲贸易势力为了争夺此地而发生冲突。1664年，英国人在一场知名交易中，将长约3公里、宽不到1公里的弹丸之地伦岛（Run），跟荷兰换取曼哈顿岛。伦岛盛产肉豆蔻树，这种香料的价值在17世纪一度几与黄金相等。
在东南亚各地，接二连三的侵略所雕塑的古代文化综合体，留下了多彩多姿与创新的持久多元性。其实，世界上没有几个区域能与东南亚分庭抗礼。今日，阿拉伯半岛的海湾六国(1)，经由四通八达的现代航空旅游业（或许可说体现了季风吹拂的土地之名），而拥有古代东南亚贸易中心的中枢性，但其人口及社会的富庶程度无法与曼谷、吉隆坡或新加坡等城市匹敌。
马六甲海峡绵延700公里，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狭长通道，可通往中国与欧洲之间大部分国际货运必经的南海，至今或许依旧是世界上最具战略利益的天然海上航道。每年往来此地的贸易值约达6兆美元，海运石油量占全球总额1/4。再往南走，水域更深的龙目海峡（Lombok Strait）是大型船舰（更别说是核动力潜艇）在南海以外的替代路径。地理位置优越的东南亚招致多种现代形式的入侵势力，例如作为该区多国经济支柱的观光业与国际金融业。2015年，造访泰国的观光客达3200万人。有200家银行设立在面积狭小的新加坡，资产额高达2兆美元，一些大型瑞士银行也将国际部门迁往当地。
矛盾的是，尽管东南亚从过去以来便展现国际的开放性，却仍然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当地人民尽管组成非常多元，仍显保守封闭。数百年来对外贸易与探险的国家实施周期性锁国，试图与外界隔绝。东南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与排斥力，胆小怯懦者勿近。
我从西方来到东南亚最先接触的国家，是以蜿蜒林丘毗邻印度边界的缅甸（Burma，今英文正式名称为Myanmar）。缅甸有一段漫长而辉煌的前殖民历史，这段历史乃是由贡献非凡与成就不算伟大的战士君王交织而成，他们替自己冠上“生命仲裁者”与“旭日之王”等谦逊头衔。这些国王致力以军权统一国家，约在11世纪达成目标后，便开始掠夺与征战他处，逮捕及奴役反抗的百姓。有段时间，他们屈服于13世纪一举攻下缅甸、在当地大肆劫掠的忽必烈蒙古大军。然而，到了16世纪，莽应龙国王（King Bayinnaung）统治的领土，从印度东北部的边陲高地横越缅甸北部的掸邦，以至中国边界，还包含今日泰国的大部分区域。泰国北部古城清迈的原始泥墙，据说正是以入侵缅甸军队被杀士兵的骨骸堆建而成。
同样地，配备后膛式自动步枪与精准火炮的英国军队，在1885年只花了两个星期便征服缅甸末代王朝曼德勒（Mandalay），并且用牛车将当时未满30岁的末代国王载离有护城河的壮丽宫殿，流放印度，这是令缅甸人倍感屈辱的一刻。
新殖民地缅甸由英属印度的行政中心加尔各答（Calcutta）所管辖，并发展成东南亚主要稻米出口国。首都仰光蜕变为繁华的都市中心，可见电车及以红砖与灰泥砌成、侧边建有圆柱的宏伟建筑，其中有许多矗立至今，日渐破损，长满青苔。1920年代中期任职印度皇家警局（Indian Imperial Police）低阶警官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所写的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中，巧妙捕捉了隐藏在雄伟帝国背后种族歧视与恐怖统治的丑陋面。在令人信服的《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一文中，奥威尔如此描述他所谓的“大英帝国的丑陋行径”：“可怜的囚犯蜷缩在上了锁的恶臭笼子里，长期遭受监禁，面容灰暗绝望；臀部遭竹棍鞭抽而伤痕累累——种种情景都带给我无可承受的罪恶感。”
缅甸人的个性比邻近的泰国人或南方的马来西亚人与爪哇人还要直率。正如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2)所述，这或许说明了缅甸人为何利用真人般大小的木偶，而不是类似印度尼西亚哇扬（Wayang）的皮影戏来传承神话。此外，缅甸人虽然可能相当偏执，却热衷行善，也许因为他们每个人一生都必须到寺庙习佛很长一段时间。
现代缅甸史（该国军事统治者于1989年将英文国名改为Myanmar）是从民主走向暴政的悲剧轨迹，紧接在后的是为期数十年且经常激烈的民主抗争。日本占领缅甸期间，一场由学运人士昂山（Aung San）(3)率领的民族主义运动声势如日中天，迫使英国同意缅甸独立。然而，1947年的内阁会议上，昂山遭到枪杀，这几乎可以确定是某些未经伦敦高层许可而自作主张的英国军官政敌所策动的阴谋。1949年缅甸正式独立后，多位宅心仁厚、受过良好教育、立意良善却力不从心的政治人物率领的无能暴戾政府，相继掌权。然而，面临边境少数民族与日俱增的挑战及强势的共产党暴动，不久后，军队变成了统一社会的力量。1962年，以奈温（Ne Win）(4)将军为首的政变揭开军事统治的高压时期，直到今日，缅甸还未能完全从中脱离。
相较之下，邻境的泰国人适应力强且深谙变通。缅甸人喜欢用不道德及毫无原则来形容他们的宿敌泰国人；泰国人则强调，他们正是因为懂得屈就与设法避免承诺，才能免受殖民的枷锁。泰族是极为独立的民族，原本居住在中国南部区域，当地至今仍有泰语人口。早期泰国社会以村落为单位，围绕稻米的耕植而发展，人们的血缘关系则以地方酋长或“领主”（Chao）为中心。随着时间进展，中国王权扩张，泰族南迁并占领可种植稻米、组织更多劳力与建立大型政治实体的低地区。在锡兰岛僧伽传入的独特佛教信仰帮助下，泰族逐渐握有主权。
泰国成功脱离东方一度强盛的高棉帝国，在13世纪以理论上统一的王国崭露头角。暹罗王国（Kingdom of Siam）起初以泰国中部平原区的素可泰（Sukhothai）为据点，后来南迁至阿育陀耶的湄南河流域，发展兴旺，利用组织良好的劳役人力种植稻米，实行同样管理完善的商业制度，并以帆船出口稻米与硬木，贸易范围最远至中国与日本。
自由是当时新兴泰国政体的关键面向。一块在素可泰出土、据说是兰坎亨国王（King Ramkhamhaeng）(5)所颁令的13世纪晚期石碑上铭刻着：“水中有鱼，田中有米。国王不向他的子民征收过路税。人们买卖牛畜或马匹，大象也是交易的品项……”事实上，人民可自由种植稻米与买卖家畜，但是必须把赚来的利润献给朝廷，而朝廷订定了垄断贸易与管理劳力（规定所有体格健全的男人都须服役）的精细制度。无怪乎17世纪中期一名造访阿育陀耶的荷兰人形容，巴沙通国王（King Prasat Thong）(6)是“亚洲最富有的王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