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个时代为什么更需要通才？
人类社会的重大突破，大多都是由身兼多能的通才完成的。达尔文之所以能提出伟大的进化论，要得益于他广泛求知的精神和博物多闻的能力；“苹果教父”乔布斯也曾表示，苹果电脑的优美字体完全得益于他在大学旁听的书法课。
本书横跨体育、教育、音乐、天文、艺术、科学、商业、医学、职场等领域，用世界上最成功人士的案例总结出不同于主流的成长路径，深入剖析过度专业化的弊病，最终对通才在AI崛起时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给予肯定。先涉猎后钻研、多方尝试、横向类比思考和坚持自我发现的能力才是这个时代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
未来社会趋势万变，我们需要把自己锻造成一把多功能的瑞士军刀，用跨界不断拓展能力范围——成长再无边界，未来无尽可能。
◎ 媒体推荐
书中的故事如此富有戏剧性，数据运用如此巧妙，案例的框架又如此引人注目，读起来简直是超乎想象的愉悦，通篇旁征博引了大量发人深省的材料。
——《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论据充分、文笔流畅，饱含发展广度和晚起步的案例。正如大卫·爱泼斯坦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培养广泛涉猎的能力让我们面对邪恶的、永远充满意外的世界做好准备。
——《华尔街日报》
本年度最重要的育儿和商业书籍。
——《福布斯》
◎ 名人推荐
我自己的职业经历非常切合通才模型……我对计算机的热情总是与许多其他的兴趣混合在一起……我相信微软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比那个时代的其他初创企业更广泛地思考。
——比尔·盖茨，摘自“我们需要更多的罗杰·费德勒｜盖茨书评”
大卫·爱泼斯坦为我们展示，在大多数领域中，通向成功的路是多种不同要素构成的——涉猎广泛，尽可能多地获得经验，敢于走弯路，坚持做人生的样本实验。《成长的边界》是一本对于这个时代十分重要的书籍，对于领导、父母、教练及任何人想要提升表现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入门读物。
——丹尼尔·Ｈ. 平克，全球50大商业思想家，《时间管理》和《驱动力》作者
具体原因我无法言明，但大卫·爱泼斯坦让我充分沉浸在这种阅读体验里——借此了解我之前对事物的错误看法。我爱《成长的边界》。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全球影响力100人之一，《引爆点》和《异类》作者
爱泼斯坦这本书代表有关“人才”的最新科学理解。你可能知道“通才”的好处但是从未舍得花时间去探索不相关的领域，明白“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不对但是不敢不强迫孩子多学习少玩——这本书能让你下决心做正确的选择，你会认识到其中的真道理。
——万维钢，得到名师，《高手》《万万没想到》作者
这本书用数据和科学向你证明跨界对终身成长者来说只能是常态。
——李笑来，投资人，终生学习者，《把时间当作朋友》作者
你是否还在犹豫要走专业还是管理路线？是进入大平台当螺丝钉，还是去小公司做万金油？让孩子有一项特长，还是兴趣广泛啥都沾点儿？这些问题在这本书里会逐渐清晰起来——人工智能时代，通才比专才更灵活、更抗波动，比机器更有竞争力——还有，他们活得更有趣些。
——古典，《跃迁》作者，生涯规划师
我想对于每一个追求卓越的人来说，这是一本不可错过的好书。
——采铜，心理学博士，畅销书《精进》作者
这本书非常深入地回答了：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为什么应该有跨领域的学习经历和在实践中反省改进自我的能力。短期的走弯路，多实践，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找到最匹配自己的人生舞台。我希望你读完这本书，能和我一样愉悦有启发。
——成甲，《好好思考》作者，查理·芒格思想研究者
作者介绍
大卫·爱泼斯坦（David Epstein），《纽约时报》No.1畅销书作家，前作受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及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盛赞。大卫拥有环境科学硕士学位，目前在非盈利新闻调查网站ProPublica担任调查记者，同时也是《体育画报》的资深撰稿人。他的作品受到了一系列组织的表彰，并被收入最佳科学与自然写作选集。
部分摘录：
在新西兰南岛，一座重峦叠嶂的半岛延伸向南太平洋，达尼丁就位于半岛的底部。这座半岛因为黄眼企鹅而闻名，而达尼丁自诩拥有全世界最陡峭的居民区街道。著名的奥塔哥大学也坐落于此，它是新西兰最古老的大学，也是政治学教授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供职的大学，他改变了心理学家们对于认知的看法。
自1981年起，詹姆斯·弗林开始被一份30年前的报告所吸引。这份报告显示的是参加“一战”和“二战”时美国士兵的智商测试结果——参加“二战”的士兵智商明显比参加“一战”的士兵高出一大截。一位参加“一战”士兵的智力测试结果正好位于所有同期士兵的中间——得分正好是测试总分的50%——而这个成绩只是“二战”中间水平士兵得分的22%。弗林感到好奇，是不是人类也经历了类似的进步。“我想，如果智商的进步在任何一地已经发生，”弗林告诉我，“也许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生。”如果弗林是对的，那么心理学家正对眼前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
弗林写信给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询问相关数据。在1984年11月一个寻常的星期六，他在大学信箱里发现了一封信。这是一份来自荷兰研究人员的研究报告，其中包含了多年来针对荷兰年轻人进行的智商测试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一套名为“瑞文标准推理测验”（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的测试题，题目旨在衡量受试者理解复杂事物的能力。测试中，每个问题各自展示一套抽象的图案，其中有一个图案是缺失的，受试者必须填补缺失的图案来完成这一题目。瑞文标准推理测验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去教育”测试，现实生活以及学校内外所学到的东西，不应影响测试的结果。如果火星人在地球着陆，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应该也能测试他们的智力水平。但是弗林即刻发现，荷兰的年轻人一代比一代聪明。
弗林从测试的参考手册中发现了更多的线索。智商测试都是标准化的，所以平均分总是在100分（根据曲线评分，曲线中间正好是100分）。弗林注意到，为了将平均分保持在100分，测试必须时常进行标准化调整，因为受试者给出的正确答案比过往更多。在弗林收到荷兰来信后的12个月内，他陆续又从14个国家收集到了数据。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每个人的智商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弗林说：“与先人相比，我们的智力优势可以从摇篮一直保持到坟墓。”
弗林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义。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智商测试分数增加的情况。其他学者之前也偶然发现过同样的数据，但是没有人深入研究过这种情形是不是一种全球趋势，甚至连那些不得不调整测试评分系统以保证平均分是100分的专业人士也没有去研究过。弗林告诉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让我真正震惊的是，那些我认为接受过心理测验学训练的学者就这样接受了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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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林效应——在20世纪，每一代新出生的人在智商测试中的分数都有所增加——现在已经在30多个国家得到了证实。进步是惊人的：每10年会增加3分。按这种速度，如果现在一个只能得到平均分的成年人和一个世纪前的成年人相比，其成绩位于总分98%的智力水平。
1987年，弗林把自己的发现公开发表，这一发现就像一枚炸弹，投向了研究认知能力的学者群体。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为此召开了专门会议，这些认为智商测试数值恒定不变的心理学家给弗林效应罗列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从更好的教育到更好的营养条件也许能有所帮助——但这些只是针对“应试经验等因素无法解释测试结果进步”这一异常现象。当评估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或者独立阅读或学习有关通识、算数和词汇等方面的内容时，测试结果几乎没有变化。同时，在测试那些没有正式教授过的更抽象的任务时，比如瑞文标准推理测验，或者“找相似”测试——这一测试要求受试者对两件事的相似性进行描述，受试者的成绩突飞猛进。
如今的年轻人被要求描述“黄昏”与“黎明”之间的相似之处时，可能马上就会意识到，这两者都意味着一天当中的时间节点。但是他们给出的答案可能比其祖母层次高出许多：两者都是白天与黑夜的分界线。现在，一个在找相似测试中得到平均分数的孩子，在他祖父母那一代人中可能会排到总分94%的水平。当一组爱沙尼亚研究人员用全国范围内测试的分数来比较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到2006年的学生对于单词的理解时，他们发现在最抽象的单词部分，学生的进步最大。单词越抽象，进步越大。能够直观察觉到的物体类或现象类的单词（“母鸡”“吃饭”“生病”），2006年的学生的理解能力很难超过他们的祖父母，但他们在不能感知的概念类词汇（“法律”“誓言”“公民”）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瑞文标准推理测验在世界各地的测试结果都有进步——要知道，变化可是这项测试最不想看到的结果——而更出乎意料的是，进步是巨大的。“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测试结果有了巨大进步，这说明如今的孩子在没有学过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临场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弗林给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没有任何线索和提示的情况下，如今的孩子发现规律和模式的能力更强了。即使是在语文和数学智商测试分数最近都有所下降的国家，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分数也呈上升趋势。究其原因，似乎是现代社会中某种不可言喻的东西。不仅如此，这种神秘的添加剂还在某种程度上专门增强了现代大脑对于抽象测试的应对能力。弗林好奇，到底是什么方式的改变，使认知进步的效果如此巨大，但又如此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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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边陲地区被迫经历了通常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当时的偏远地区，也就是现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个体农民长期靠种植自己的小菜园来获取食物，即靠种棉花来换取其他一切东西。而附近的山地牧区，也就是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牧民以饲养牲畜为生。那里的人全部都是文盲，严苛的宗教规则捍卫着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社会主义革命几乎在一夜之间颠覆了这里的生活方式。
苏联政府把所有的农田变成大型集体农场，并开始了工业化发展。经济形态很快变得错综复杂。农民必须投身集体劳动战略，提前计划生产，分配各项职能，并且要一直评估工作的成果。偏远的农村开始与遥远的城市交流。在100%文盲的地区，学校网络开始建立，成年人也要学习一套符号与发音匹配的系统。村民们虽然以前使用过数字，但也仅限于实际的交易中。现在，村民们被告知，数字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并不依托实际的物体而存在，甚至不涉及清点牲畜和分配食物。在一些村庄里，女性虽是完全文盲，但在接受短期培训后可以上岗成为幼儿园教师。其他女性则可以进入师范学校，学习的周期也更长。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学生也可以接受学前教育和农业科学技术课程。中学和技术学院也很快建立。1931年，在这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变革中，一位年轻的优秀心理学家亚历山大·鲁利亚（Alexander Luria）发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自然实验”机会，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很好奇，改变公民的工作是否也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当鲁利亚到达的时候，最偏远的村庄还没有被飞速重建社会的浪潮波及。这些村庄给他提供了一个对照组场景。他学会了当地的语言，并且请其他心理学家参与其中，和村民们在轻松的社交场合——茶馆或牧场——讨论那些旨在了解他们思考习惯的问题或任务。
有些问题非常简单：研究人员拿出各种颜色的羊毛或丝绸，请受试者描述。集体农场的农民和农场领导，以及女学生，很容易就能说出蓝色、红色和黄色，有时还会描述得更详细，比如深蓝色或浅黄色。而最偏远村庄的村民，还处在“前现代化”时期，给出的描述更加多样化：棉花开花、蛀牙、很多水、天空和开心果。随后他们被要求把这些羊毛或丝绸分组。集体农场的农民，甚至只受过一点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很自然地就按颜色分组，完成得也非常轻松。即使不知道某一种颜色的名字，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调放在同一组里。而另外一边，最偏远村庄的村民拒绝分组，即使是那些以刺绣为生的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它们都不一样，你不能把它们归到一起。”当他们受到强行的逼迫时，并且只有在允许他们能分成许多小组的前提下，有的人才会稍稍配合，但很明显也是随意胡乱分组。而其他一些人似乎只是把羊毛或丝绸按色彩饱和度来分类，而不考虑颜色。
随后进行的几何形状测试情况也是类似。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掌握“形状”这一抽象概念，并能够按三角形、矩形和圆形来分组，即使他们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也不知道这些形状的名字。然而，偏远村庄的村民们并不觉得实线画的正方形和虚线画的正方形有任何相似之处。阿列娃（Alieva）是一位来自偏远农村的二十六岁女性。对她来说，实线构成的正方形很明显是一幅地图，而虚线构成的正方形是一块钟表。“地图和钟表可是两种东西，怎么能放一起呢？”她满是疑问。另一位来自偏远农村的二十四岁村民哈米德（Khamid）坚持认为，填满的圆形和未填充的圆形不能归为一类，因为一个是硬币，而另一个是月亮。
后续的每一类问题都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当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把概念进行分组时——就像智商测试中的相似性题目——偏远村庄的村民们又把来源于直接经验的实际且具象的叙述用于回答问题。还有一类题目是“哪个选项与其他的不属于同一类”，心理学家试图给三十九岁的村民拉克马特（Rakmat）解释这类题目，他们用了一个例子：三位成人和一个孩子，很明显，孩子和其他成人不属于同一类。但是，拉克马特并不这样认为。“这个男孩必须跟其他人待在一起！”他声称，大人们在干活，“如果他们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不停地跑出去拿东西，这样他们永远也干不完，但这个男孩可以替他们跑腿。”好吧，那一个锤子、一把锯、一把短柄斧和一根木头怎么选？——其中三个是工具。拉克马特却这样回答：这三个不能单独组成一组，因为它们离开了木头就毫无用处。其他村民则认为，锤子或短柄斧不属于同类，因为他们认为锤子或短柄斧对木头来说没什么用，除非用锤子把短柄斧凿进木头里，这样木头就能固定住。那再换一组吧，鸟、步枪、匕首和子弹，哪个和其他的不属于一类？一位偏远山村的村民坚持，哪个都不能挑出去。子弹必须要上膛，步枪才能开枪打鸟，然后“你得有把匕首才能把鸟切开吧，不然你怎么收拾这只鸟呢？”这些只是分类题的一些介绍，是用来解释这个题型的，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再多的劝哄、解释或者实例说明，都无法让偏远村庄的村民们使用日常生活之外的推理——他们的推理都是基于生活的具体实践。
而那些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的农民和学生能够践行一种叫作“教育”的思想，在接收事实或者材料后，他们可以发现背后的规律，即便没有任何指导说明，哪怕他们之前也从未见过这些材料。这正是瑞文标准推理测验的测试内容。那么接下来可以看看，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中的抽象设计题来测试生活在“前现代化”的村民会出现什么结果。
现代化和集体主义文化带来的一些变革，似乎可以用魔幻来形容。鲁利亚发现，大多数偏远村庄的村民并不像身处工业化社会的居民们那样容易产生视觉错觉，比如艾宾浩斯错觉。下面两幅图中，哪个中间的圆形看起来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