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有人说，孤独是21世纪的流行病。我们想方设法摆脱孤独，它却依然如影随形。孤独从何而来？人类注定与孤独相伴吗？
历史学家费伊·邦德·艾伯蒂认为，孤独是一种现代情感。从宗教的衰落到工业革命，再到数字革命以来社交媒体与线上社区的蓬勃兴起，孤独观念的演变史，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理解孤独如何“被发明”，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如今孤独盛行。
《孤独传》融合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等，力图还原孤独的隐秘历史与复杂意涵。本书的每一章聚焦孤独的某种形态，探究孤独与个人和社会、情感和身体之间的关联。在书中，艾伯蒂旁征博引，梳理了19世纪至今的信件与日记、哲学文本、政治论述、医学文献等，研究了包括西尔维娅•普拉斯、维多利亚女王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经历，并分别探寻青少年、独居者、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不同人群的孤独体验。
孤独不仅是一种个体感受，它还与婚恋、医疗、教育、养老、社会福利等议题息息相关。从更宏观的角度，《孤独传》审视现代社会如何被孤独改变，帮助人们学会与孤独共存，以平和澄明之心面对自我与世界。
作者介绍
[英] 费伊·邦德·艾伯蒂（Fay Bound Alberti）
英国国家科研与创新署未来领袖学者，现为约克大学高级讲师，研究涉及药物、身体、性别和情感等，另有著作《心的问题：历史、药物与情感》《纷扰尘世：历史与文化中的人类身体》等。
部分摘录：
现代意义上的孤独是如何形成的？ 孤独（loneliness）这种独特的情感集群如何承接独处（solitude）和孤身一人（oneliness），成为个人与社会分离的象征及与社会脱节的标志？孤独通过什么路径变得无处不在，成为一种社会和情感状态，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问题”？人口历史学家给出的解答是，这是结构性变化造就的结果；当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都处在高度发达、全球化、世俗的社会中时，孤独就成了晚近现代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直接后果。历史学家基思·斯内尔认为，历史上，孤独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独居，而起因则往往是丧失亲人。[91]此外，独居还与从传统的、面对面的农业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几代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家庭，社会流动性低，少有人迁出村落）向劳动力流动性更高的城市过渡有关。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独立家庭被创造出来。[92]
社会和人口的变化当然构成了孤独的一个成因，但并非是唯一的解释。孤独并非和空间变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作家奥利维亚·莱恩备受赞誉的著作《孤独城市》同样认为独自游荡会加剧孤独。[93]然而，她还注意到，和他人共享同一个物理空间并不等于在共同的情感空间共处。环境变化必然带来情感变化，这种想法预设了自我和情感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不得不问：还有哪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呢？
“孤独”作为一种连贯的情感状态出现，是人口变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伴随着诸多其他的重要因素，造成了日益个体化、世俗化、疏离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包括：现代关于身体和精神的科学信仰，以及灵魂作为一种解释来源的衰落。继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那句格言“我思故我在”）早期写就的神经学作品之后，人们得以将人体看作一架自动运转的机器，把包含心跳在内的身体活动视为生理冲动的反映，而非精神上的存在。心灵和身体是相互分离的领域，身体（通过大脑）处于心灵的控制之下。
继这些科学和精神变革之后，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肇始，传统的国内制造业被工厂规模的计件工作所取代。支撑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和进化生物学的兴起，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虚构情节和社会隐喻得到彰显和传播。[94]个人主义哲学占据主导，与社会相比，个人变得更重要了。
难怪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里随处可见孤独的人物形象，他们为了寻求个人的心理成长和自由，与充满敌意、冷漠无情的世界相抗衡。的确，世界文学中有很多孤独的身影，从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遭受驱逐的罗摩，到17世纪法国德——思德瑞小姐遭遇绑架的故事。[95]这些故事的内核便是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对抗或者对变革的追求。然而，讲到寂寞（aloneness）以及之后19世纪小说中的孤独（loneliness），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其一，自塞缪尔·理查森1740年出版了《帕梅拉》（又译《美德报偿》）[96]之后，越来越强调心理上的写实；其二，以工业化为大背景（以及相伴而生的社会想象和隐喻）；其三，公共/私人的分界越来越明晰，这就要求女性从家庭领域中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和陪伴。[97]
自18世纪起，布尔乔亚的文学形式开始拓展，目标读者是那些有相当程度的闲暇和教养、谙熟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学隐喻的人群。孤独开始被用于小说和诗歌中，不仅象征主角为自身归属而战斗，还标志着他们在某种情感满足上的匮乏。多数情况下，不被社会接受和渴求浪漫伴侣是混合在一起的，正如I.D.哈代在《爱，荣誉和服从》（1881）中所写的那样：
泽布站在舱梯旁，俯视着身边正在聊天的人群，感到分外孤独。晚餐前，那位座位离她很远的先生吸引了她的注意。他朝她走过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注视着她晦暗不明的脸，想弄清她是不是“那个黑眼睛的俊俏女孩”。（第233页，黑体为笔者自行添加）
孤独的女性角色贯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从夏洛特·勃朗特《维莱特》（1853）到安妮·勃朗特《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1848），从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60）到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1892）。很多故事的主题都是情感反抗或殉道，故事的主人公也是之前“在墓碑上忍耐，向着悲哀微笑”的女性形象的变种。诚然，女主人公能够克服孤独，但大多是通过“读者，我嫁给了他”这种对现状的默许，以及浪漫爱情的理想得以实现来达成的——否则就会像《远大前程》（狄更斯，1861）中的郝薇香小姐一样迷失自我[98]。
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还书写了在漠然无情、机械化的工业社会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孤独，尤其是儿童的孤独。因此，狄更斯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例如《远大前程》中的匹普、《雾都孤儿》（1837）中的奥利弗］都发现自己在一个黯淡无望、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孤身一人，遭受遗弃，无依无靠。这类人物往往有意引人关注19世纪工业隐喻中的心理悖论：一方面，工人阶层必须像机器的齿轮一样运转，但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在潜在的意义上是非人性的，即便对那些肮脏、粗蛮、短暂的生命来说也是如此。[99]此外，在工业时代晚期，伴随英国和英国人的神经系统借由电和电报连接在一起，社交和社会联结的主题有了新的寓意。[100]顺便提一句，数字化时代也有其身体的隐喻：大脑就像是谷歌，无休止地与一个又一个想法、事件、人相互关联，继而又断开。孤独的隐喻也极大地被具象化了，这些隐喻往往涉及温暖的意象和程度，以此暗示与他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如此，孤独者就成了那个“被冷落”的人。
无论是因为错误、脆弱，还是无情的社会结构和厄运，处在社会边缘的孤独个体获得了诗意的描述。这不仅符合进化生物学的原则，还关乎在早期精神病学中作为客体出现的个人：与世界相对立的、一元的、被划定边界的自我。随着认知科学、神经学和生物学原理开始针对18世纪出现的神经紊乱（表现为过度孤独）给出解释，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像奥地利神经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样的理论家的工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并没有特别谈及孤独，但确实提到了人类对孤身一人的恐惧。他用一个孩子的逸事来举例，这个孩子怕黑，但只要他的姨妈和他说话，他害怕的程度就“减轻了”。黑暗和光亮，正如寒冷和温暖，或许都被看成孤独的具象化经验。或许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被试者多拉[101]被诊断患有癔病，她被描述为不爱社交、被困在了对一个遥远女性的强烈渴望中，而这个女性很可能是弗洛伊德其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102]他认为，孤独是神经过敏症的一种，表示自我因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无法在逆境中适应和成长。
对于其他作家（包括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在内的许多心理学家）而言，孤独无疑展现了人类的现代困境。荣格认为，人类的生命历程就是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化过程。这种个性化的过程意味着个体通过参与集体无意识的宏大主题，通过参与塑造现有的语言和符号，来区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存在要素。荣格根据个体参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区分了“内倾”和“外倾”两种人格类型，神经过敏症在一定程度上与内倾型人格及对独处的渴望相关。
到20世纪早期，现代意义上的孤独变成了一个和大脑运作方式有关的精神问题。论述社会疏离的哲学强调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低共同价值和高度孤立。这种哲学强化了这样的观点：孤独是人类心智的功能性障碍和负面成分，它始于现代化的开端，源自个体与他人之间的深刻疏离。卡尔·马克思、埃米尔·涂尔干等人预言了五种异化的突出特征：无力感、无意义感、无规范感、孤立感，以及自我异化。[103]
德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斐迪南·滕尼斯认为，人类的群体生活有两种结合类型：“共同体”（Gemeinschaft），通常译作“社区”，是基于团结和彼此联结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以及“社会”（Gesellschaft），即以个体的利益维系的群体。情感联系很少被这样严格地定义过，然而，在21世纪，“失落的共同体”这一怀旧概念仍然被用来解释老年人的孤独感。[104]
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一样，异化定义了个体和世界相连时的无助，以及孤独复杂的必然性（至少对存在主义者来说是这样）。但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看来，智识上的真理和自由不仅可以从独处中发现，也可以在孤独中找寻，因为孤独是通往真正的自我认识的道路。回溯历史，早期修道院的隐士在探索他们内心的意义时，也会采取与世隔绝的修行方式（尽管海德格尔拒绝这种神学的语言）。[105]其他人，包括所谓的第一个存在主义者索伦·克尔凯郭尔（其作品尤其影响了海德格尔），同样引证了这样的观点，正如萨特在戏剧《禁闭》中所写，“他人即地狱”。[106]
尽管弗洛伊德没有具体表述社会异化的概念，但是他关于潜意识和意识、自我—超我—本我的学说制造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空间，证实了自我与世界的断裂。我的目的并不是回顾20世纪涌现的各种哲学思潮，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中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信条的支柱。[107]20世纪出现的“自我vs.世界”与“个体vs.社会”观念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将这些观念纳入其中的经济、政治结构及信仰，至今仍统辖21世纪西方知识界的讨论。在这种两两对立的极端情况下，孤独不仅是人类碎片化处境中不可避免的一环，也是与一个人同他人互动的能力息息相关的独特心理状态。
上文我引用了泰勒有关现代自我的观点，说明在一个上帝无处不在的世界，要做到真正独身一人是不可能的；而伴随宗教的衰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理性人文主义的兴起，世俗性对于孤独这种情感集群在现代的形成来说至关重要。弗洛伊德认为，“虔诚的、内在的宗教”为孤独提供了某种缓冲作用。有个问题虽然有趣，但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那就是，究竟是孤独激发了21世纪对宗教的追求，还是上帝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慰藉？[108]当然，我并不认为宗教已经消失，或是现代生活已经世俗得无可救赎，尽管从17世纪至今，宗教问答和圣训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但这并不代表人们不像过去那样注重精神了，只是因为他们表达精神的方式不同了，并且在文化领域，这种表达未必与日常实践相关联。相反，我发现一种哲学和民间的趋势，即孤独作为社会现象之一取决于自我的形态，这种自我的发展不需要与家长式的上帝或内在的信仰体系相关，而是通过与他们共享、执行对外活动和归属仪式的同龄人群体和社区来建立外部的世俗认同。[109]
所有社会都有其仪式。在现代早期，仪式可能包括强制参加教堂礼拜，口授经文教理的礼仪崇拜；21世纪初的归属仪式可能就是YouTube网站发布的“开箱”视频，人们在这种视频中分享拆包的过程。无论是宗教活动还是世俗活动，重复和重申这些仪式是社会成员找到意义感和归属感的方式，不管这种方式的成效有多短暂。[110]我们也许会争辩说，在数字化的后现代社会这种碎片化的大环境中，以不稳定、竞争和与日俱增的消费主义为特点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表演，反而强化了“孤独是一种长期的、不稳定的力量”这一观念。
无论如何，在21世纪，我们对自我个性的追求创造了将个体置于诸多网络之中的新方式，正是这些网络在制造、再造着情感表演。社交媒体的悖论之处在于：它制造的孤独与它自身努力克服的孤独是一回事。正如自杀可以通过社会传染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像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于1912年阐述的那样，他用“失范”一词解释理念的崩溃是如何造成了个体和社会的不稳定），孤独也被认为是晚期现代性社会力量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下，整个人际网络中的社会联系可能解体，导致社会结构瓦解。用神经学家约翰·卡西奥波的话说，社会网络开始“从边缘磨损，就像一件针织毛衣衣角的毛线松垮了一样”。[111]
孤独：历史力量的产物 将孤独看成历史力量的产物，有助于解释孤独为什么在21世纪的影响变得如此深远。孤独总有其“拐点”，就在一个现代人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连串过渡礼仪的数个瞬间：青春期恋爱、结婚、生子、危及生命的疾病或死亡、离婚，以及那些与他人一起经历或独自承受的重大时刻。在集体变革的大背景之下，个人活出了他们各自的生命。
我想要探究的第一个活出这一生命的人，就是美国诗人、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虽然有关普拉斯的作品、她的精神疾病，以及她嫁给约克郡桂冠诗人泰德·休斯等已有不少人写过，但少有人谈论她的孤独，而这种孤独几乎伴随了她的一生。在研究普拉斯的日记和信件的过程中，许多与孤独有关的主题逐一涌现：或长期或短暂的情绪状态，性别的影响，孤独可能现身的重要阶段（包括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恋爱、婚姻、为人母，后又成为单身母亲）。我下面会着重分析这些日记和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