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埃米尔与妻子搬到乡下打算安度晚年。刚住下来，惟一的邻居贝尔纳丹就来拜访，并从此每天午后四点准时到来，沉默干坐两小时后又准时离去。
埃米尔尝试逃离和装病，但邻居照来不误。埃米尔终于忍无可忍，把贝尔纳丹轰出了家门。但两天后的一个深夜，他发现贝尔纳丹竟躺在汽车的驾驶室里，开着汽车的发动机想中毒自杀……
作者介绍
阿梅丽·诺冬，比利时法语小说家，目前法国最畅销的文学作家之一，至今已出版十多本小说，本本畅销，创下法国出版界的奇迹。她曾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法国书商奖、阿兰·富尼埃奖等文学奖，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戏剧，已有三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其作品。
诺冬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生于日本神户，父亲曾任比利时驻日本大使，后调比利时驻中国大使馆任职，诺冬六岁那年随父亲来到北京，在三里屯住了两年，并根据这段经历写成小说《爱情与破坏》，受到读者欢迎。《午后四点》出版于一九九五年，是诺冬的第三部小说，故事奇特，语言幽默，对话精辟，富有哲理，被视为诺冬的代表作，曾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一九九五年度最佳图书。
部分摘录：
我们对自己其实一无所知。我们以为熟悉自己，事实却恰恰相反。年纪越大，便越不了解这个冠以我们的名字的人。
这不是什么问题，体验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有何不妥？也许更好，因为知道了自己是谁，就会讨厌自己。
如果没有（没有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我不曾遇到贝尔纳丹先生，这种并不少见的怪事就永远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在想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十几个日期都有可能，就像百年战争[1]那样。似乎应该说事情开始于一年前。说是半年前开始的似乎也可以。然而，说它开始于我结婚前后也许更准确，那就是说在四十三年前。但更真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开始于我出生那年，也就是说在六十六年前。
我坚持第一种说法，即一切开始于一年前。
有些房子是发号施令的，它们比命运更蛮横，一眼看上去就会被它慑服。应该住在那种房子里。
快到六十五岁时，我和朱丽叶想在乡下找座房子。我们一看见那座房子，马上就知道就是它了。尽管我讨厌用黑体字，但我还是想用黑体字来表示它，因为我们永远也不会再离开这房子，它在等待我们，我们也一直在等它。
一直在等它，是的，自从我和朱丽叶结婚起。算起来，应该有四十三年了。事实上，我们已经结婚六十年了。我们是预科班的同学。开学那天，我们相遇了，相爱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分开过。
朱丽叶早就是我的太太了，也是我的姐妹和女儿——尽管我们同年，只差一个月。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没有孩子。我永远不需要第三者：对我来说，有朱丽叶一个人就够了。
我在中学里教希腊语和拉丁语。我喜欢这个职业，我与不多的几个学生关系密切。然而，我等待退休，就像神秘主义者等待死亡一样。
我并不是胡乱比较。我和朱丽叶一直渴望摆脱普通人所谓的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活动已被减少到不能再少了，但我们还嫌多，甚至觉得我们的婚姻也是一个落俗套的形式。
我和朱丽叶都希望快点到六十五岁，我们想离开这个浪费时间的世界。当了一辈子城里人，我们渴望到乡下去生活，这不单单是因为热爱大自然，更多是出于对孤独的需要。这种强烈的需要与饥、渴和厌恶相似。
看到那座房子时，我们如释重负：这么说，我们从小就梦想的地方真的存在啊！我们曾斗胆梦想过，那是河边的一块林间空地，上面有座房子。就是这房子，漂亮、隐蔽，墙上爬着一棵紫藤。
离那里四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作莫沃的村庄，在那里能买到我们所需的一切。河对岸隐约有一座房子，房东告诉我们，那里住着一位医生。如果我们想高枕无忧，没有比住在这里更好的了。我和朱丽叶遁世隐居，在离我们隐居地三十多米的地方却有一位医生！
我们一刻都没有犹豫。不到一个小时，这房子就成了我们的房子了。房子并不贵，也不用装修。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上，毫无疑问，我们红运当头。
下雪了。一年前，我们搬家的时候，天也下着雪。我们欣喜若狂：从第一天晚上开始，这几厘米厚的白色物质就使我们深深地感到，我们到家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觉得，在这之前的四十三年，我们不像是在自己家里，尽管我们在城里的公寓里一住就是四十三年，从来没有搬过家。
我终于可以全身心地照顾朱丽叶了。
这很难解释：我从来都觉得跟妻子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六十年来，我给了她什么？对我来说，她就是一切。她也说我是她的一切，但我还是深深地觉得欠她太多。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好或者平庸，而是因为朱丽叶除了我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也没有别的任何人。我过去是，现在还是她的生命。想到这里，我心里很难受。
刚搬到这房里的前几天，我们做了些什么？我想，什么都没做，除了在林中散了几次步。林中那么洁白，那么安静，我们常常停下脚步，惊讶地四目相视。
除此以外，什么都没做。我们到达了我们从小就想待的地方。突然间，我们知道了这就是我们一直渴望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宁静没有被打破，我知道我们会这样一直生活到最后一刻。
最后这个句子让我后背发凉。我发现自己在胡说。我讲错了，不是讲得不准确，也不是不真实，而是讲错了。也许是因为我不明白那个故事：它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
第一个星期的一个细节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正给壁炉生火，当然，我笨手笨脚的，这种事，我似乎要好多年才学得会。我弄着了一些燃烧的东西，但这不能叫作火，因为它显然不能持久。不如说我弄了一些临时燃烧的火，我对此已经感到满足了。
我蹲在炉膛边上，转过脸，看见了朱丽叶。她坐在一张低矮的椅子上，离我很近，用她特有的目光凝视着火：令人起敬地专注于一事，当时是专心看着那团可怜的火。
让人惊讶的是：她丝毫没有变，不是从我们结婚的时候起，而是从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那一刻起。她长高了一点——很少，她的头发白了，其他的一切，也就是说一切，相似得惊人。
她看火的那种目光，就是她在课堂上看女教师的那种目光。她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头一动不动，双唇紧闭，就像一个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惊讶的孩子那样，一副乖模样。我早就知道，她没有变，然而，知道得没有像今天这样清楚。
这种发现使我非常激动。我不再理睬摇摇晃晃的火苗，而是盯着这个六岁的女孩[2]，我和她差不多一起生活了六十年。
我忘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分钟，突然，她向我转过身来，看见了我在看她，便轻声说：
“火灭了。”
我说了一句：“时间不存在了。”好像这是一个回答似的。
我一生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在这房子里住了一个星期后，我们都好像觉得，以前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住过。
一天上午，我们开车去村里采购。我们都很喜欢莫沃的那家杂货店：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选择，这使我们陷入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兴奋中。
在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
“你看，邻居的烟囱不冒烟，说明我们住在这里可以长期不生火。”
朱丽叶还在对我们有个车库感到惊讶：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过车库。当我关上门时，她说：
“这房子的确是房子，对车子来说也如此。”
我听出了她说的房子是黑体字写的，不禁笑了。
我们储备好了食物。天又开始下雪了。朱丽叶说我们早上去买东西买对了，道路很快就会中断的。
这话让我很高兴——一切都使我感到高兴。我说：
“我最喜欢的谚语一直是：‘要活得快乐，就得藏起来。’我们现在不正是这样吗？”
“是的，我们正是这样。”
“我忘了是哪个作家不久前补充说：‘为了藏起来，让我们快乐地生活。’这话说得更对，更适合我们。”
朱丽叶看着漫天飘落的雪花。我只看见她的后背，但我知道她的眼睛是多么欣喜。
当天下午四时许，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是位胖先生，似乎比我老。
“我叫贝尔纳丹，是你们的邻居。”
邻居来认识新搬来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正常的吗？况且在这块林中空地，只有两户人家，而且，除了这个人，再也没有任何别的人。然而，我回想起来，我当时惊呆了，就像鲁滨孙遇到了星期五[3]一样。
尴尬了几秒钟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礼，赶紧说了几句客套话：
“太好了，您就是那位医生呀！快请进。”
当他来到客厅时，我去叫朱丽叶。她一副吃惊的样子，我则微笑着轻声说：
“这无非是一次小小的礼节性拜访。”
贝尔纳丹先生握了握我太太的手，然后坐下来。我们给他端了一杯咖啡。我问他住在那座房子里是否已经很久了。
“四十年了。”他回答说。
我非常高兴：
“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那您住在这里一定很愉快！”他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认为他不愉快，也就不追问了。
“您是莫沃唯一的医生？”
“是的。”
“责任重大！”
“不。这里没有人生病。”
这一点都不奇怪。村里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一百，也没什么人生病。
我又从他嘴里挖出一些基本情况——“挖”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很恰当，因为他能少回答一句就少回答一句。如果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我得知他结过婚，但没有孩子，我们如果生病，可以请他来看。我忍不住地说：
“有您做邻居，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毫无表情，我觉得他像一个伤心的菩萨。不管怎么样，不能说他饶舌。
整整两个小时，他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回答着我不痛不痒的问题。他要迟迟才开口，好像在说话之前需要思考一番，哪怕我是问他天气。
我丝毫不怀疑这场来访使他感到很烦闷，显然，他天真地认为必须讲究礼仪，不得不这样做，这一点让人很感动。他似乎绝望地在等待着离开的时刻。我看得出来，他十分为难，不敢说出这类能救他命的话：“我不再打搅您了”，或者是“我很高兴认识您”。
这两个小时过得非常悲怆，他最后站起身来。我相信在他脸上看到了沮丧的神情，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告辞才不会显得无礼。”
我心软了，连忙替他解围：
“非常感谢您过来陪我们！不过，您出来这么长时间，您太太一定着急了。”
他什么都没说，穿上大衣，告辞，然后离开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忍不住要笑。当他走远时，我对朱丽叶说：
“可怜的贝尔纳丹先生！这场礼节性拜访可难为他了！”
“他话不多。”
“这太好了！这个邻居不会老是来打搅我们。”
我搂住妻子，轻声地说：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是多么安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这里将多么安宁？”
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要了，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