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面对任何基于性别刻板印象产生的不公偏见，请在本书指导下予以回击！
《逊色：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旨在通过还原生命科学领域性别研究的基本路径，揭示出人们对性别（尤其女性）的刻板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性别差异带来的社会差异使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次等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她们体格虚弱、思想软弱，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品。连达尔文也声称女性处于进化的较低阶段。在科学研究领域，科学家们（主要是男性）不断发现所谓新的证据来支持这种既有主张。从智力到情感，从认知到行为，科学在不断地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是根本不同的。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一波巨大的研究浪潮如今正在刷新我们的固有偏见。两性之间的差异正在被重新定义。
本书作者安吉拉·萨伊尼将一系列令人着迷且极其必要的关于女性的新科学编织在一起，揭示女性的身体和思想是如何被重新发现的。她结合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类学中的性别研究，探索了更加深层的个人和社会意义。与此同时，作者以一种较为中立的科学表述向读者还原性别研究在科学领域的困难之处，借此传达出克制且理性的科学态度，这也是所有科普作品应有的价值内涵。
作者介绍
安吉拉·萨伊尼，牛津大学工程学硕士，麻省理工大学研究员，英国科学记者、节目主持人，曾出版：《极客帝国：一个宅在实验室里的古怪民族如何撼动世界》。同时为《科学》《连线》《卫报》《新科学家》等各大刊物供稿。她也是BBC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曾获得由英国科学作家协会和美国科学进步协会颁发的奖项，并被评为欧洲年度科学记者。
部分摘录：
夏末的剑桥大学，树叶正开始枯黄，这里一定和19世纪早期达尔文在此读书时一样美丽。在大学图书馆楼上安静而高耸的西北角，至今还保留着他的痕迹。我坐在手稿室的皮面桌子旁，手里拿着三封书信，它们纸张泛黄，墨水褪色，折痕也变成了棕色。这几封信共同讲述了在现代科学史最关键的时刻，当生物学的基础被勾勒出来时，人们是如何看待女性的。
第一封信是写给达尔文的，用工整得无可挑剔的字迹写在了一小片厚厚的白纸上。信的日期是1881年12月，来自卡罗琳·肯纳德夫人（Caroline Kennard），她当时住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郊外一座名为布鲁克莱恩的富裕小镇上。肯纳德夫人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地位，在当地妇女运动中表现卓越，有一次她还争取让警察局雇佣女性调查员。此外，她还对科学感兴趣。肯纳德在信中对达尔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请求。这个请求基于她在波士顿妇女集会上的一次骇人遭遇而来。肯纳德写道，有人采取了这样一种立场，即女性“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劣等的”，而且宣称这样的立场是“基于科学的原则”。鼓励此人做出如此离谱言论的权威，正是达尔文本人的一部著作。
收到肯纳德的信时，距离达尔文离世只剩下几个月了。早在1859年，他就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12年后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这两本书揭示了我们如何发展出更善于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特征，由更简单的生命形式进化为今天的人类。这是建立在自然选择和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基础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基石，这些理论就像炸药一样炸开了维多利亚社会，改变了人们对人类起源的看法。他的科学遗产让人们深信不疑。
肯纳德在信中很自然地假设像达尔文这样的天才不可能相信女人天生不如男人。他的著作一定被误读了。她恳求道：“鉴于您的意见和权威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看到了谬论，应该进行纠正。”
次月，达尔文在肯特郡唐恩的家中回信说道：“您提出的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达尔文的回信字迹潦草，难以阅读，以至于人们把整封信逐字逐句抄写在另一张纸上，连同原件一起保存在剑桥大学的档案馆里。但这封信最令人不快的并不是字迹，而是内容。如果彬彬有礼的肯纳德夫人期待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消除她的疑虑，否认女性实际上比男性劣等，那可能要失望了。达尔文在信中说：“我虽然认为女性的道德品质普遍优于男性，但在智力上却不如他们。而且，从继承法的角度来说（如果我对该法律理解正确的话），如果她们在智力上与男人相当，在我看来似乎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回信到此并未结束。达尔文补充道，如果要超越这种生物上的不平等性，女性就要像男人一样养家糊口。但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损害孩子和家庭的幸福。达尔文对肯纳德说，女性不仅在智力上不如男性，而且她们最好不要向往家庭以外的生活。这便否定了肯纳德和当时的妇女运动所要争取的一切。
达尔文在私人信件中所说的话与其著作中明确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人类的由来》中提出，雄性为了赢取配偶要应对巨大的压力，因此在千百年来的进化过程中，他们获得了比雌性更大的优势。比如，雄孔雀进化出了光鲜、奇特的羽毛，以此来吸引外表平庸的雌孔雀。同样，雄狮也进化出了亮丽的鬃毛。他的意思是说，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无论外表多么暗淡，雌性总归能够繁殖。她们可以悠闲地坐下来挑选伴侣，而雄性必须竭尽全力打动她们，还要与其他雄性竞争，从而赢得她们的青睐。按照这个逻辑，对人类来说，争夺女性的激烈竞争意味着男性必须成为战士和思想家。几千年来，这已经让他们磨炼出更敏锐的头脑和更精细的身体素质。女性确实不如男性进化得更完善。
达尔文还在《人类的由来》中解释说：“两性在智力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无论男性从事何种工作，都要比女性更卓越，不管是需要深刻地思考、推理抑或需要想象力的参与，还是仅仅需要使用感官和双手。”对他而言，关于这方面的证据无处不在。顶尖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男性。他认为这种不平等只是生物事实的反映而已，因此，他得出了“男人最终变得比女人更卓越”的结论。
如今读起来，这些言论着实令人咋舌。达尔文认为，如果女性以某种方式设法发展出与男性同样非凡的品质，那或许是因为她们在拽着男人的衣摆前进，因为实际上，婴儿在子宫中会继承父母双方的品质。在这个过程中，女孩们会意外获得父亲的某些优秀品质，“的确，幸运的是，诸种品质在两性之间同等传递的规律普遍存在于整个哺乳动物族群当中，否则的话，男性很可能在精神禀赋上也比女性优越，就像雄孔雀比雌孔雀羽毛更华丽一样。”他暗示说，只是由于一丝生物运气，才使得女性免于比现在还更次于男性。试图追赶男性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局，不亚于和大自然做斗争。
公平地说，达尔文毕竟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传统看法，不仅贯穿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也是当时许多杰出生物学家的观点。他的进化论理念或许是革命性的，但对女性的态度却是顽固的维多利亚式的。
我们可以从肯纳德对达尔文这封信的冗长、言辞激烈的回信中猜测出她当时做何感想。她的第二封信远不如第一封措辞优雅。她说，女性对社会的贡献远非仅限于家务，而是和男人一样多。毕竟只有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圈子当中，女人才不用出去工作。对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来说，女性的收入对维持生计而言至关重要。男女之间的差距不在于他们做了多少工作，而是他们被允许做什么样的工作。在19世纪，大多数职业，包括政治活动和高等教育等，都将妇女拒之门外。
因此，当女性出门工作时，她们通常只能干各种薪资很低的活儿，比如家务劳动、洗衣服或者在纺织厂和工厂里做工。肯纳德夫人写道：“当丈夫一周工作数小时却只……给妻子带回少量的收入，真正养家的是谁呢？她们夜以继日、无休止地牺牲自己，为了爱人精打细算，辛苦赚取每一分钱。”
在书信的结尾她愤怒地写道：“请让女人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机会均等的‘环境’，之后再来公平判断她们是不是智力上不如男人。”
达尔文会对肯纳德的回信做出何种反应，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不到他们更进一步的通信了。
但我们知道，她是对的，达尔文的科学理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信念，这些信念影响了人们对女性能力的判断。此类观念来自一脉相承的科学思维，这种思维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当时理性和理性主义在整个欧洲大陆传播，改变了人们对人类心灵和身体的看法。隆达·席宾格对我解释说：“科学作为自然的认识者受到拥戴。”女人被刻画成属于家庭（私人领域），男性则属于公共领域。母亲生儿育女的工作，其作用是培育新生公民。
在达尔文提出自己研究的19世纪中叶，软弱、智力上更简单的女性形象是一种普遍假定。社会期望妻子们是贤惠、被动、顺从丈夫的。英国诗人考文垂·帕特莫尔（Conventry Patmore）在当时流行的一首名为“家里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的诗歌中，完美诠释了这种观念：“男人必须被取悦；而取悦男人/是女人的快乐所在。”许多人当时认为，女人天生不适合专门的职业工作，她们不需要有公共生活，她们也不需要投票。
当这些偏见遇到进化生物学时，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有毒混合物，随后将毒害科学研究几十年。杰出的科学家们毫不掩饰对女性的看法，就像达尔文那样，认为女人是人类更次等的那一半。
的确，今天我们阅读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女性的某些言论，很难不感到震惊。1887年，进化生物学家乔治·罗马尼斯（George Romanes，也是达尔文的朋友）在《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中故作姿态地称赞了女性“高贵”和“可爱”的品质，包括“美丽、得体、欢乐、忠贞和机智”等。但和达尔文一样，他也坚持认为，无论女人怎样努力，永远都不可能达到男人的智力高度：“从长期存在的软弱感和随之而来的依赖感，女人也会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想要取悦异性，这种欲望始于做奴隶的恐惧，最终会在做妻子的忠顺中达到圆满。”
与此同时，苏格兰生物学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和博物学家约翰·阿瑟·汤姆森（John Arthur Thomson）在1889年出版的畅销书《性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ex）中提出，女性与男性之间正如被动的卵子和精力充沛的精子一样彼此不同。“两性的差距可能被夸大或缩小，但要消除它们，就必须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走完所有进化的步骤。在史前原生动物时期已经决定的事是无法被议会法案废除的”，他们这样说显然是在讽刺女性为争取投票权所做的斗争。盖迪斯和汤姆森的论述长达三百多页，其中囊括许多表格和动物线条画，勾勒出他们如何将女性视为男性的辅助角色（作为养家糊口男人的贤内助），而且永远无法与男性平起平坐的观点。
另一个例子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历史上称其为优生学之父），他致力于测定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异。在他的众多离奇研究规划中，有一张制作于19世纪末的所谓英国“美貌地图”，这张图通过秘密观察英国不同地区的女性，将她们从最丑到最美进行分级。如高尔顿之类的男人，挥舞着他们的尺子和显微镜，将性别歧视强化为无法挑战的东西。通过测量和标准化，他们将本应被视为荒谬的规划披上了科学体面的外衣。
与这样的男性科学体制较量并不容易。但是，对于像肯纳德这样身在19世纪的女性来说，一切都刻不容缓。她们是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利斗争，因为她们甚至都没有被认可成为正式公民。直到1882年，英国已婚妇女才获得拥有和掌控自己财产的权利；而在1887年，美国只有2/3的州允许已婚妇女保留自己的收入所得。
肯纳德和妇女运动中的其他人士意识到，关于女性低人一等的思想争论，只能以智识为基础才能取得胜利。女性必须像攻击她们的男生物学家一样，利用科学捍卫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敦促女性进行自我教育……她在1792年的《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一书中写道：“人类的德性进步和知识提升必须不断接受检视……直到女性接受到更合理的教育。”维多利亚时代杰出的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ists）也持同样的观点，她们运用所允许接受的教育，来质疑关于女性的书写内容。
新兴的、争议性的进化生物学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安托瓦妮特·布朗·布莱克韦尔（Antoinette Brown Blackwell）被认为是第一位由美国公认的新教教派任命为牧师的女性，她指责达尔文在性与性别问题上的疏忽。与此同时，美国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女权主义短篇小说《黄色壁纸》（The Yellow Wallpaper）的作者］转变了达尔文主义的方向，提出了改革方案。她认为，一半的人类将另一半置于一种更低的进化阶段。有了平等，女性将最终获得证明自己不输男人的机会。吉尔曼在很多方面都领先于其时代，比如反对男孩玩具和女孩玩具之间的刻板划分，而且预见到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大军会如何改变未来社会。
但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位思想家在自己的领域挑战着达尔文的权威，她在自己的书中热情且颇具说服力地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了女人并不比男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