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清代，对于绝大多数平民来说，家庭和家族几乎是他们长期生活的唯一场域，自然而然也就成为人们发生互动、冲突乃至犯罪行为的主要场域之一。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使得司法格外关注家族内部的犯罪行为，并借助刑罚规范等级秩序，贯彻儒家伦理。本书以五服制度为视角，从卷帙浩繁的各种刑案汇编中摘择关于家族内部犯罪的数十个案例，在此基础上，着意总结在涉及此类犯罪时，清代各级法司的裁判标准与推理逻辑，以此说明宗法等级秩序对法律的影响与支配，彰显中国古代法律伦理化的特征。
作者介绍
魏道明，1963年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现任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理事、《青海社会科学》杂志社特邀编审。学术专长为中国法制史、隋唐史。在《历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在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个人独著3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获青海省科学成果一等奖、青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代表作有《始于兵而终于礼：中国古代族刑研究》《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汉代“殊死”考》《论唐代的虚估与实估》等。
部分摘录：
亲属范围 所谓亲属，是指因婚姻、血缘关系以及法律拟制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亲属本是自然存在的社会关系，凡沾亲带故皆可称亲属。因此，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亲属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乃至于将社会中的一切人都视为亲属。在中国古代，由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及家族本位的文化特色，亲属关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其他各种关系均是亲属关系的衍射，如君臣之间称“君父”和“臣子”，官民称“父母官”与“子民”，师生分称“师父”和“弟子”，全部的社会关系就可以看成各种各样亲属关系的社会化，[1]亲属范围得以无限扩大：国人皆自称为“炎黄子孙”，国民互称“同胞”，以至于“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两个同姓的中国人相见，都习惯说“五百年前是一家”；与自己父、祖同辈的人，我们一概称作“叔叔”“爷爷”，与自己母亲、祖母同辈的人，也一概称作“姨姨”“奶奶”；两个有通婚关系的国家，称“甥舅之国”，著名的“唐蕃会盟碑”又称作“甥舅会盟碑”。这些都是亲属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无限扩大的例证。
法律意义上的亲属，虽然概念相对明确，但扩大的倾向依旧存在。最明显的莫过于古代各朝法律中“同姓不婚”的规定，[2]作出这一规定的理由无非是基于凡同姓皆属于亲属的逻辑。即便是认为“同姓不婚”一般处于名禁而实不禁的状态，[3]同姓事实上不能构成具有法律意义的亲属关系，但具备法律效力的亲属范围仍然相当广泛。
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表达亲属关系方面有着极为丰富的词汇，[4]法律也吸纳了这一特点，亲属称谓复杂而又具体，互不混淆，如兄弟就有兄弟、堂兄弟、再从兄弟、族兄弟、族从兄弟、族再从兄弟之别。甚至在父亲、母亲这些难以作变通的称呼上，清律依然列有“三父八母图”，[5]“三父”皆是指继父，根据关系的远近分为同居继父、不同居继父、从继母嫁之继父三种；[6]“八母”是指除生母外的养母、嫡母、庶母、继母、乳母、慈母及嫁母（生母因父死再嫁）、出母（生母被父所休）。除去嫁母、出母两种特殊情况，“三父八母”的概念中并不包括亲生父母，如加上他们，则成为“五父十三母”。[7]
在《大清律例》中，亲属从种类上可分为宗亲、姻亲、妻亲三类，分别称父（宗）党、母党、妻党。法律在界定亲属关系时，几乎将所有的父系成员都划分为亲属，其中，同一高祖内成员属于近亲，之外的则属远亲。远亲也称袒免亲，其边际很难确定，法律解释得也不明确：“凡同五世祖，族属在缌麻绝服之外，皆为袒免亲。”[8]按此模糊解释，同宗甚至同族的亲属都可以包含在袒免亲之内。
宗亲之外的称外亲，即妻、母方面的亲属。这一方面被划入亲属范围内者，比起宗亲来，数量就少多了。在清律中，母方成员被列入亲属者，有服、无服合起来，仅有母之祖父母、外祖父母、母之兄弟、母之姐妹、舅之子、堂舅之子、两姨之子、堂姨之子、舅之孙、姨之孙；[9]妻方成员被列入亲属者，也仅有妻祖父母、妻外祖父母、妻父母、妻叔伯、妻之姑、妻兄弟及妇、妻之姊妹、女之子、妻兄弟子、妻姊妹子、女之孙。[10]
二 五服制度 五服，原意是指丧服，即居丧时的穿戴。在古代社会，由于服饰被看作区别尊卑等级的重要标志，不仅平常所穿的“吉服”有等级之别，居丧时生者为死者守丧所穿的“凶服”（即丧服）也有区别。亲等是按丧服规制区别的，故丧服等级即是亲等的差别。故五服制度又被称为服叙制度，“叙”同“序”，五服或服叙即是规定各类亲属等级序位的准则。[11]按照《仪礼》《礼记》等经典的记载，丧服分为以下五等。
斩衰：斩，不缉、截布断之，即丧服以最为粗糙的麻布做成，丧服的边缘保留裁割原状，不加缝缉、锁边，兼含“痛甚”“仓促”之义，故名之。丧服以三升麻布制成（古制，麻缕，八十根为一升，升数越少，布质越粗）。丧期为三年。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父为长子等，皆服斩衰。
齐衰：齐，缉也，即丧服边缘加以缝缉，较之斩衰做工较细，麻布质量也好一些，以五升麻布制成。齐衰服的丧期最为复杂，有齐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齐衰三月五等。其中，子为母，齐衰三年；夫为妻、子为出母、嫁母，齐衰杖期；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在室的姑、姊妹、兄弟、侄等，齐衰不杖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五月；为高祖父母等，齐衰三月。
大功：丧服以熟麻布制成，根数为九升，质地较细，但加工较为粗糙，即“用功粗大”，故名大功。丧期为九月或七月，服丧对象主要包括出嫁之姑母、姊妹、女儿、堂兄弟、庶孙、嫡（子）妇、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
小功：丧服以十一升麻布制成，用料为澡麻布，也即漂洗过的麻布，加工也比较细致，“用功细小”，故名小功。丧期为五月，服丧对象主要包括从祖父母、从祖昆弟、外祖父母、夫之姑姊妹等。
缌麻：丧服以十五升麻布制成。缌，同丝，即用精加工的麻布制作，类似于丝布，故名缌麻。丧期为三个月。服丧对象主要包括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孙之妇、从祖姑、姊妹适人者、外孙、乳母、曾孙、舅、甥、岳父母、女婿。
以上的五个丧服等级称作五服，五服之外则为袒免，袒免则无丧服、丧期，遇丧时仅袒露左臂，去冠括发而已。服丧对象为同五世祖及以外的亲属。
中国古代的亲等由丧服关系确定，故丧服等级即是亲等的差别。丧服有五等，亲属就应分为斩衰亲、齐衰亲、大功亲、小功亲、缌麻亲五个亲等。但丧服并非完全由血缘关系确定，也考虑了尊卑伦理，有时尊卑不同服，故法律上的亲等无法完全与丧服等级对应。在古代，尊、卑丧服名称不同，凡卑幼为尊长之服，称“制服”，制服即丧服（守丧也称守制），卑幼理应为尊长服丧服是丧服制度之本义，故称制（丧）服；尊长为卑幼之服，称“报服”，即尊长报答卑幼之服。
在旁系尊、卑服制中，制服与报服是对等的，如叔侄互服齐衰不杖期，堂兄弟互服大功，依此确定叔侄为齐衰亲或期亲，堂兄弟为大功亲。旁系亲属最高为齐衰不杖期，也即期亲。旁系亲属的亲等，大体上如《礼记》郑玄注云：“同父则期，同祖则大功，同曾祖则小功，同高祖则缌麻。”[12]
但在直系尊、卑服叙中，制服与报服不相等，制服高于报服。[13]如子为父服斩衰，父为子服齐衰；孙为祖父服齐衰不杖期，祖父为孙服大功；曾孙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月，玄孙为高祖父母服齐衰三月，而曾、高祖父母为曾、玄孙只服缌麻。如此，直系亲属亲等的计算便无规律可循，父对于子来说是斩衰亲而子对于父来说是齐衰亲，祖父对孙来说是齐衰不杖亲也即期亲，孙对祖父来说却是大功亲。同时，古代服制中，父母不同制，分属斩衰、齐衰，而且母又根据父在世与否分为齐衰三年、齐衰杖期。
因此，直系亲属统称为至亲，其亲等，按照礼制，父为斩衰，母为齐衰三年或齐衰杖期，祖父为齐衰不杖期，曾祖父母为齐衰五月，高祖父母为齐衰三月。因过于复杂，唐律将母升为斩衰（父母同为斩衰），取消齐衰三年、齐衰五月、齐衰三月，将祖父母（包括曾、高）皆称为齐衰不杖期亲——期亲。直系卑亲属方面，原来，父为子服齐衰，祖父为孙服大功，曾、高祖父母为曾、玄孙服缌麻，也很复杂，唐律简化为子为期亲（齐衰不杖期）、孙（包括曾、玄）服大功。如此，直系亲属之间，最低为大功亲等。
三 亲属相犯视野下的亲属范围 法律中亲属的范围虽然广泛，但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并不相同。在析产及继承关系中，清律中具有法律效力的亲属仅仅包括父母、子女和配偶，[14]同宗亲属一般不在其内。[15]
而在亲属相犯方面，清代法律所规定的亲属范围却没有限制，扩张到所有亲属：
凡娶同宗无服（姑侄姊妹）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男女）各杖一百；若娶（同宗）缌麻亲之妻及舅甥妻，各杖六十、徒一年；小功以上（之妻），各以奸论（自徒三年至绞、斩）；其（亲之妻）曾被出及已改嫁而娶为妻、妾者（无服之亲不与），各杖八十。[16]
凡各居（本宗、外姻）亲属，相盗（兼后尊长、卑幼二款）财物者，期亲，减凡人五等；大功，减四等；小功，减三等；缌麻，减二等；无服之亲，减一等。[17]
凡同姓亲属相殴，虽五服已尽而尊卑名分犹存者，尊长（犯卑幼），减凡斗一等；卑幼（犯尊长），加一等（不加至死）；至死者（无论尊卑长幼），并以凡人论（斗杀者绞，故杀者斩）。[18]
凡骂（内外）缌麻兄姊，笞五十；小功兄姊，杖六十；大功兄姊，杖七十；尊属（兼缌麻、小功、大功），各加一等。若骂（期亲同胞）兄姊者，杖一百；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骂兄姊）一等。[19]
凡奸同宗无服之亲及无服亲之妻者，各杖一百（强者，奸夫斩监候）。奸内外缌麻以上亲及缌麻以上亲之妻，若妻前夫之女，同母异父姊妹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强者，（奸夫）斩（监候）。[20]
以上所引有关亲属相犯的法条中，亲属的范围极其广泛，从有服亲到无服亲，从宗亲到外亲，从血亲到拟制亲属，囊括了所有的亲属。但这样的规定，涉及的亲属过于广泛，司法实践中不易操作。
有服亲尚有章可循，无服亲的边界则不易确定，五服以外沾亲带故者似乎都是。那么，这些关系极为疏远的亲属，他们之间的相犯行为，是否按亲属相犯的法条来处置，负责审案的官员也多有疑惑。对于发生在远亲之间的相犯行为，处置并不统一，有按亲属相犯来处置的，也有按常人相犯来处置的。乾隆十三年（1748），刑部终于对亲属相犯中无服亲的边界作了专门的解释：
伏思三党（父党、母党、妻党——作者注）内无服尊长数不胜纪，若不明立界限，任意推广，于法未免宽纵。在本宗五服以外皆为袒免之亲，自应均照无服亲属定拟。若外姻亲属，原与同姓有分，既为图所不载，即毋庸更为置议。臣部现在办理章程盗案内，遇有关涉外姻者，一以服制图为断。应请嗣后除本宗五服以外，俱照无服之亲定拟外，其外姻尊长亲属相盗，惟律图内载明无服字样者，方准照律减等，此外不得一概援引。[21]
至乾隆十五年（1750），这一原则正式成为条例：“凡亲属相盗，除本宗五服以外，俱照无服之亲定拟外，其外姻尊长亲属相盗，惟律图内载明者，方准照律减等，此外不得滥引。”[22]按此，亲属相盗中无服亲的范围，应内外有别：本宗亲属，五服之外皆可称无服亲；而外亲中的无服亲，仅限于《大清律例》服制图所标明的无服亲属——母祖父母、堂舅之子、堂姨之子、舅之孙、姨之孙、姑之孙、妻祖父母、妻外祖父母、妻叔伯、妻之姑、妻兄弟及妇、妻之姊妹、妻兄弟子、妻姊妹子、女之孙，其余皆不算亲属。
以上的解释虽只是针对亲属相盗而言，但从清代司法实践来看，其他的亲属相犯行为也遵循这一原则。服制图未标明的无服外亲之间的杀伤皆按常人相犯来处置，如乾隆四年（1739）吴凤殴死姐夫族侄徐六案、乾隆五年（1740）张双狗毒死妻母族弟之女马大姐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王老虎儿殴死妹夫之弟王根儿案等。[23]
拟制血亲也属于亲属范围。包括清代在内的古代各朝法律虽一般都禁止收养异姓子，但允许收养三岁以下遗弃小儿及女儿。他们之间发生相犯行为，皆按亲属相犯来处置。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李沅致死所收养义女图赖，以杀子孙图赖人治罪；[24]又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姚宗库奸义子妇案、道光五年（1825）王锡添奸义子妇案，均照亲属相奸律处罚。[25]
但在清代，拟制血亲之间的相犯行为是否属于亲属相犯，似乎也要考虑拟制血亲关系存在的时间长短，区别对待：收养时间长，以亲属论；若短，则以雇工人论。[26]嘉庆五年（1800），唐综佑故杀收养未久的义子唐酉元图赖人，以家长故杀雇工人论处；而嘉庆二十三年（1818），林存照故杀已收养七年的义子林增弟图赖人，以家长故杀子侄图赖人论处；[27]又嘉庆十七年（1812），曹上得违犯义母曹徐氏教令，致曹徐氏自尽，以子违犯教令致父母自尽例拟以绞候。[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