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激荡：晚清二十年》《激荡：晚清二十年》是对清王朝崩溃最后二十年历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一系列重大事件做了简要叙述和重新解读，包括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新政改革、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等。本书分析了在整个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晚清最后二十年的特殊性与积极意义；也让我们认识到熟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可能的另外一面。
《觉醒：甲午与中国历史转折》甲午年的黄海海战惨败后，和比战难。李鸿章奉命和谈，受尽屈辱签下了马关条约。此后，严复等人开始思考中国制度的改革，也由此催生了借法自强到立法自强的转变。
《维新：戊戌变法的尝试与失败》本书叙述了由改良派发动、光绪帝主导的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却一夜之间被慈禧太后扼杀的全过程。戊戌政变彻底斩断了维新变法之路，刚看到一丝曙光的晚清政府再一次跌入黑暗的深渊。
《国变：错综复杂的庚子乱局》本书详尽地叙述了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难的来龙去脉，分析了八国联军入京原因。清政府引狼入室，终至统治力量显著下降，中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革命：晚清改革趋势与溃败》本书叙述了晚清政府欲通过君主立宪自救于危亡，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最后的机会，终被革命党人推翻的历史过程。本书为思考清亡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作者介绍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严复传》《章太炎传》《梁漱溟传》《蒋梦麟传》，《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汉代春秋学研究》等；录有音频节目《中国文明通史》等。
部分摘录：
作为亚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但两个国家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回应模式，结果短短几十年后，中日两国不仅拉开一个很大的差距，而且形成严重的利害冲突。
就历史文化传统而言，日本深受中国影响，在西方文明来到东亚之前，日本民族具有典型的东方形态。千百年来，日本人虔诚地向中国学习，将中国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成就了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日本与大清王朝一样，坚定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西方文明抱有一种不信任乃至敌视的态度。
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刺激下需要向东方这片古老土地寻求更大市场，殖民势力东来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
面对西方势力的刺激、挑战，中国比较早地做出回应。然而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太过深厚，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虽然不能拒敌于国门之外，虽然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丧失部分权益，但是那时的中国人始终不愿意承认西方社会文化在整体上超过东方。聪明的中国人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将社会文化解析为本与末、体与用，以为西方之长不过是奇技淫巧等形而下的东西（末、用），而中国之长则是西方人望尘莫及的根本之道（本、体）。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屡战屡败，主要是因为中国在技术上不如人。基于这种判断，中国在与西方正面交手二十年后，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相继兴建一大批近代工业工程，使中国的经济实力获得很大提升。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差不多同时也遇到来自西方的压力。1853年美国培理舰队叩关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撬开了日本紧闭的大门。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给日本社会的性质带来很大变化，一部分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下层武士，联合京都贵族和商业资产者，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倒幕维新运动。1867年10月，德川幕府最后一任将军庆喜上表奉还政权，明治天皇嗣位。10月9日，明治天皇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旧官制，广开言路，一扫历来积弊陋习。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领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确立“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的维新政权基本方针，为彻底废除幕府制度、建立近代立宪政体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特别是开议院立国宪等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随后，明治政府大刀阔斧改革幕府体制，废藩置县，奉还版籍；改革等级制度、俸禄制度，禁止人身买卖，解放娼妓、艺妓，允许土地买卖及占有，允许农民自由选择职业；撤除幕府时期各藩国在交通要道私自所设关门或盘查哨所，允许自由贸易；使国家制度迅速现代化，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发展对外贸易，扶持民族工商业，实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除旧布新，彻底改变幕府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引导资本主义全面深入发展。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素来交往频繁，即便在两国统治者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两国商人之间的往来贸易依然红火。明朝中晚期的所谓倭寇云云，实际上是大明王朝对中日民间贸易管制失控的反映，反过来也证明中日民间交往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喜怒而有所改变。所以，日本明治维新的各种消息，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中国，并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不同的反应。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明治政府在积极向外拓展政治贸易联系，寻求与各国建立近代国家关系时，自然忘不了近邻中国。1868年，明治政府转托英国驻上海领事温思达向清政府传书示好，要求通商。两年后（1870），明治政府派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外务权少丞藤原义质、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专程来华，要求仿照西方国家的惯例，与大清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使两国商贸往来制度化。
仿西洋诸国前例订约通商，原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可能因为日本只是亚洲“小国”，根本无法与西洋诸强国并列，所以清廷对于是否与日本订约通商分歧很大。反对者如安徽巡抚英翰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1]而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另一派，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以为即便不能倚日本为外援，亦应稍事联络，以为中国增一屏障，尽量不要让日本倒向西方诸强一边，成为中国的敌对力量。
1871年7月21日（六月初七），日本政府派遣的钦差大臣、大藏卿伊达宗城来华，抵达天津后与大清国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订约谈判。几经反复，两国于9月13日（七月二十九）议定《修好条规》，正式确立两国对等的国家关系，中国终于放弃了名义上视日本为藩属的想象，承认日本为与中国地位同等的国家实体。
在这一系列交往过程中，日本使臣很自然地向中国方面通报了明治政府的维新情况，中国人特别是清政府领导层对明治维新有了大致了解，李鸿章甚至敏锐地意识到明治维新很可能对中国的未来发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他在一封写给恭亲王的信中高度赞美日本人发奋为雄的精神，赞美日本人不耻下问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不懈追求，深深忧虑日本的发展可能对中国不利。在李鸿章看来，如果中国裹足不前，无以自强，那么日本必将与列强为伍，成为瓜分中国的一员；反之，如果中国能够坚定地走上西方化的道路，有以自立，那么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必将附丽于我，与中国结成战略同盟。
李鸿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是深刻的，然而中国像李鸿章这样的政治家实在太少。出于极端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又因为明治维新激进主义政治措施的效果不容易在短期显现，大多数中国人对明治维新的改革方案似乎并不认同，以为日本脱亚入欧的政策太过激烈，即便给日本带来短暂的好处，但最终势必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使日本丧失自己的文化根基，远不如中国坚守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来得更为合理。比如积极协助恭亲王奕一起发动洋务自强运动的文祥，就对明治维新持否定态度，以为中国自强不必效法日本。
明治维新的彻底西方化与中国洋务新政半西方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洋务新政在最初阶段的成效似乎也远大于日本，所以虽然有个别先知先觉者看到了日本变革的潜在意义，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对明治维新似乎并不看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关于明治维新的报道开始见于中文出版物，甚至还有专书介绍，然而由于中国的洋务新政坚守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确实创造了经济上不容怀疑的奇迹，所以洋务新政的发展模式即便不被外国人看好，但还是实实在在给中国带来了好处，坚定了中国人对洋务新政发展模式的信心，使中国人大多看不上日本明治维新从政治上体制上解决问题的思路。
根据《中日修好条规》，明治政府于1874年派遣柳原前光为驻大清国秉权大臣。又过了三年，何如璋于1877年底出任大清国第一任驻日公使。
何如璋抵达日本时，距明治维新的发动已有十年之久，日本经过官制改革、奉还版籍、废藩置县、改革土地租税等措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三大政策鼓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兴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也获得很大发展，为日本后来的雄起奠定了扎实基础。
面对日本的变化，何如璋进行认真研究，稍后将在日见闻编撰成《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向国人介绍明治维新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日本模仿欧洲而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风气，以及由此带来的国民思想意识上的变化。这是中国人比较系统直接地了解明治维新的细节，有助于纠正国人先前那些不正确的看法。只是何如璋《使东述略》过于简略，也无法使中国人通过它建立对明治维新的完整认识。
中国人不赞成明治维新彻底西方化的做法，而坚守中体西用的半西方化。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等内忧外患的侵袭后，中国人并不完全反对学习西方，只是基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强调学习的选择性，以为中国的出路必定是在最近期的未来学习西方，走上西方近代国家发展的一般道路。只是从传统中国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观点看，所谓西方近代国家的一般道路，实际上就是素来不被儒家伦理看好的霸道，就是弱肉强食，就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所以，聪明的中国领导人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一切好处，如科学技术，如重视商业贸易，如开发资源，如重视教育等。至于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诸如开议院，立宪法等，中国人则根本不必学。
按照张之洞后来的解释，洋务新政之所以坚守中体西用的原则，之所以不采纳西方近代国家开议院、立宪法的制度，主要是因为西方近代国家的这些制度貌似新颖，其实未必。按照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国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陈奏，其他官吏也可呈请代奏。至于承平之时，朝政清明，人们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建议不能上达？如其可见实行，朝廷固所乐闻，当然更愿意采纳。这种有序政治强调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以收群策群力之益，而无西方近代所谓三权分立、相互牵制的弊病。在张之洞看来，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虽不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但最符合建立高效廉洁政府的原则。基于这样的分析与判断，洋务新政领导人当然不会认同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举措。
洋务新政是大清王朝领导集团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这个运动不仅拯救了整个中国，使中国避免了在西方蚕食下被瓜分被灭亡的危险，而且随着经济的成长，随着经济生活中新因素新成分的不断增加，大清王朝的政治统治也更加巩固。在他们看来，洋务新政在坚守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改变的同时，又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优势互补，所以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论如何瞧不上日本人的“小人气质”：不敢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随风而倒。
此时的中国人看待中日两国走向近代道路的不同选择，更多的是采用重商主义眼光，没有看到日本道路的政治内涵和未来潜力，把明治维新看得与中国的洋务新政一样，只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诉求的技术性改革。在洋务运动领导者看来，明治维新可供中国借鉴者主要是在军队建制、军工企业的创建、矿产资源的开采等方面的举措。至于明治维新在政治层面的变革，此时中国的官绅似乎还很少有人看清其价值与意义，甚至以为明治维新的彻底西方化是得不偿失，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丢弃。
明治维新的效果是逐渐显现的，在其当初，确实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出明治维新会给日本带来巨大变化，更不会有人联想到这个事件与未来中国的命运休戚相关，互为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