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本书中，尼采探讨了历史对于人生、社会的正反作用。尼采认为，历史对于个人或民族是必要的；但是，一旦“历史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种历史感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一个人、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文化体系的生命。因此，必须确定“回忆”的限度，使历史最好地服务于生活。本书具有鲜明的尼采风格：语言犀利热烈、批判痛快有力，读来有一种振奋感。
作者介绍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和思想家。尼采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代表著作有《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沉思》《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道德的谱系》等。
部分摘录：
想想在那边吃草的那些牲口：它们不知道昨天或是今天的意义；它们吃草，再反刍，或走或停，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忙于它们那点小小的爱憎和此刻的恩惠，既不感到忧郁，也不感到厌烦。人们在看到它们时，无不懊恼，因为即便他为自己作为人类而感到自豪，他也会嫉妒兽类的幸福。他只是希望能像兽类一样毫无厌烦和痛苦地生活。但这全都是徒劳，因为他不会和兽类交换位置。他也许会问那动物：“为什么你只是看着我，而不同我谈谈你的幸福呢？”那动物想回答说：“因为我总是忘了我要说什么。”可它就连这句回答也忘了，因此就沉默不语，只留下人独自迷惑不已。
人对他自己也感到迷惑——他无法学会忘记，总是留恋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真是奇怪：曾经存在而又消逝的那一时刻，前后两茫茫的那一时刻，就像幽灵一样又回来，打扰此后一个时刻的平静。书页不断从时间之书上掉下来，飘忽远去——可它突然又飘回人的怀中，于是他说：“我记得……”然后就嫉妒那兽类。兽类总是立刻忘记，并看着每一时刻真正逝去，沉入夜晚和薄雾之中，永远消失。兽类是非历史地 活着的。因为它“进入”现在，就像一个数字一样，不留下任何引人好奇的余数。它不会隐藏，它不掩盖任何东西；在每一个时刻，它看起来就是它本来的样子，也就不可能不诚实。但人总是在抵抗着巨大的而且在不断增加的过去的重负。那重负压迫着他，压弯了他的双肩。他背负着一个似乎可以抛弃的、黑暗而看不见的包袱去旅行，在与同伴谈话时，他做出极为高兴、已经抛弃了这个包袱的样子——以激起他们的嫉妒。就像想到一个失去的天堂一样，看到一群牲口在吃草，或者更近一点，看到一个还没有什么过去可抛弃的孩童在过去与未来之墙之间，在盲目的幸福中尽情玩耍，这让他伤感。然而孩童的玩耍必然会被打断，他很快就会从他小小的遗忘之国中被召唤出来。然后他就开始明白“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这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给人类带来了战争、痛苦和疲惫，并提醒人们他们生存的真实状态——一个从未变成现在时的未完成时。当死亡最终带来了期盼已久的遗忘时，它也将生命和存在一同消灭了。而且它还给这样一种知识打上了封印，即认为“存在”只是一个连续的“曾经”，是一个借着否定自己、破坏自己和反驳自己而存活的事物。
如果幸福和对新的幸福的追求在任何意义上都能使生存意志保持活力，那也许就没有什么哲学能比犬儒学派（Cynic）含有更多的真理了。因为兽类的幸福，就如同完美的犬儒学派的幸福一样，是犬儒主义真理的明证。最微小的快乐，只要它是连续不断并令人幸福的，就会远胜于哪怕是更为强烈的快乐。那种强烈的快乐只是一个片段、一阵狂想以及一个在无聊、欲求和贫困之间的疯狂间歇。但不管是最微小的幸福还是最强烈的幸福，其中总有一样东西是让它得以成为幸福的：那就是遗忘力，或者用更学术的话来说，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非历史”的能力。一个人，若是不能在此刻的门槛之上将自己遗忘并忘记过去，不能像一位胜利女神一样立于一个单一点而不感到恐惧和眩晕，他就永远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更糟的是，他也永远不会使别人快乐。最极端的例子是那种没有一点遗忘力、注定在各处都看到“演变”的人。这样的人不再相信自己，也不再相信自身的存在。他看到所有事物都在永恒不断地飞逝而过，并在演变的河流之中迷失了自己。最后，就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1) 那个有逻辑头脑的信徒一样，他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下了。遗忘也是所有行动的一项特性，就好像每个有机体的生命并不只是与光明相连，同样也与黑暗相连一样。一个人若想去历史地感受每一件事物，那他就如同一个强迫自己不睡觉的人，或是一头必须不停反刍才能生存的动物一样。因此，即使没有记忆，幸福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动物就是这样。但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生活都绝不可能没有遗忘。或者把我的结论说得更好一点，不管是对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体系而言，若是不睡觉，或是反刍，或是其“历史感”到了某一程度，就会伤害并最终毁掉这个有生命的东西。
如果不想让对过去的回忆成为当代的掘墓人，就要确定上述这一程度和回忆的限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清楚地看到一个人、一个社会或是一个文化的“可塑力”（plastic power）有多么巨大。我是指那种明确地改变自身的力量，那种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的力量，那种治愈创伤、弥补损失、修补破碎模型的力量。有些人的这种力量极其微弱，以至于只需要一次惨痛的经历、一件痛苦的事情，常常是一桩小小的不平之事，就会如毒刀一划，撕裂了他们的灵魂。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因最大的不幸，甚至是他们自己的恶行而感到丝毫伤痛，以至于在这些不幸和恶行之中——或者至少是在它们之后不久，处之泰然，问心无愧。一个人内在天性的根基越深，他就能越好地吸收过去。而最伟大和最强有力的天性却会因缺乏对历史感的限制而生长过快并造成伤害。无论过去与自身多么不相容，这种天性都会将过去同化和消化，并把它转变为活力。这样的一种天性会忘掉它不能征服的东西。它的视野完全封闭，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提醒它，在其视野的另一边仍有人类、激情、理论和目标。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一个生命，它只有在一定的视野范围之内才能健康、强壮和多产；如果它不能给自己划出一个范围，或是太重视自己，不能在他人的见解之中放弃自己的见解，它就会夭折。快乐、良心、对未来的信心、愉快的行为——所有这些，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而言，都有赖于一条将清晰可见的东西与模糊阴暗的东西区分开来的界线而存在。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遗忘，什么时候该记忆，并本能地看到什么时候该历史地感觉，什么时候该非历史地感觉。这就是要请读者来考虑的问题：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和一个文化体系的健康而言，非历史的感觉和历史的感觉都是同样必需的。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人的历史知识和感觉范围也许都很有限，他的视野如阿尔卑斯山的峡谷一样狭窄，他的判断不准确，他的经验被错误地认为是新颖的，然而，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不准确和不真实，他仍然以一种不可战胜的充满健康活力的姿态挺身向前，让所有看到他的人兴高采烈。相比之下，另一个远具有更强判断力和更多学识的人，却会失败。因为他视野的界线在不断改变，而且他无法挣脱自己那张精致的真理与正义之网，去追求意志或欲望的直接行动。我们看到兽类，它们绝对是“非历史”的，其视野也最为狭窄，但它们却有着某种幸福，至少是毫无造作和倦怠地生活着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事物的能力是更为重要和基本的，因为它为每一种健全和真实的成长、每一样真正伟大和有人性的东西提供基础。非历史的感觉就像是周围的空气，这空气可以独自创造生命，如果空气消失，生命自身也将消失。的确，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首先在其思考、比较、区分和结论之中压抑了非历史的因素，并以凭借古为今用的能力让一道突如其来的清晰光束射穿这些迷雾。然而过量的历史又使他再次退却，没有了非历史的面纱，他再也没有勇气开始。如果人不是被笼罩在非历史的尘雾之中，他又能做什么呢？或者，抛开这些比喻，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想象有一个男子为一种激情所左右和驱使，——不管是为了一个女子还是一条理论。他的世界大大改变了，他对他身后的每件事物都视而不见，尽管他对它们的颜色、光泽和音乐从未如此亲近地感受过，而且他似乎是用五种感官同时来把握它们，但新的声音还是被蒙住了而且毫无意义。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变得更糟糕了，他无法再评判很多东西的价值，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它们。他感到迷惑，那些陌生的词语和观点已玩弄了他这么久，以至于他的回忆只是不停地绕着一个圈跑，但又太虚弱、太疲倦，一步也迈不出去。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无法防御的，它狭隘，对过去不存感激，对危险视而不见，对警告充耳不闻，成为黑夜与遗忘的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有生命的旋涡。然而这种彻头彻尾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状况不仅仅是世上不公正行为的摇篮，也是每一个公正和可以被认为公正的行为的摇篮。艺术家作画，将军打胜仗，民族获得自由，无不是在极其“非历史的”状态下奋斗过、企盼过。如果一位行动者，用歌德的话来说，没有良心，他也就没有知识。他忘记大多数事情，以做成一件事。对于被他甩在身后的事物来说，他是不公正的。他只认识到一项法则——未来事物的法则。因此他无限热爱他的工作，超过了那工作所值得被爱的程度。而最好的作品就在这样一种如痴如醉的热爱中产生，以至于不管它们在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多么大，它们肯定是不值得被如此热爱的。
如果有谁能驱散这种每一重大事件都发生于其中的非历史空气，并且在这之后还能呼吸，他也许就能达到一种“超历史的”意识立场，尼布尔（Niebuhr） (2) 曾将这种立场描述为历史研究的可能结果。“历史，”他说，“如果能得到详尽的研究，就会有益于这样一个目的：人们就会认识到，他们自己所持有，并强调别人也应该采取的看待事物的那些方式只是偶然的——这里我说的是强调，因为他们对于这些方式具有异常强烈的意识。而我们这一代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灵魂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任何人，如果不能在其不同应用中把握住这一观念，他就会屈服于一个更强大的灵魂，一个能够为给定方式附加上更深情感的灵魂。”这样的一个立场可以被称为是“超历史的”，因为处于这种立场的人不会从历史中感受到任何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冲动；因为他将会认识到，在行动者的灵魂之中，作为每个行动发生的条件而存在着的盲目与不公。从此，他将不再把历史看得太过严肃，并且学会回答如何生活和为何生活的问题——对所有环境下的所有人，无论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无论1世纪还是19世纪，都存在这个问题。任何人，只要问问他的朋友，是否愿意将过去10年或20年重过一次，他就会很容易看到，他的朋友中谁是生而为“超历史的立场”。他们都会回答说不愿意，但会为他们的回答给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会说，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将来20年会更加美好。他们就是被大卫·休谟（David Hume） (3) 用讽刺的语气提到的那些人：
希望从生活的残渣中求取，
第一轮轻快地奔跑所不能给予的东西。
我们把他们称为“历史的人”。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使他们转向未来，鼓舞他们坚持生活，并点燃他们的希望：公平即将到来，幸福就在他们正在攀登的这座山峰背后。他们相信，存在的意义将在其进化过程中越来越清晰。他们回首过去，只是为了理解现在，并刺激他们对将来的渴求。他们并不知道，尽管他们总是在说历史，但他们的想法和行动仍然是多么的非历史，也不知道他们的历史教育并非服务于纯粹的知识，而是服务于生活。
我们已听到了那个问题的第一个回答，但它还有另一个回答：也是“不”，但理由不同。这是那些不认为可以从进化中得到拯救的、“超历史的”人所回答的“不”。对于他们而言，世界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完整的，都实现了其目标。未来10年怎么会教给我们过去10年所没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呢？
这一教导的目的是幸福还是放弃、是美德还是惩罚，这些超历史的人们都没有达成一致。但在反对所有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方法时，他们都认为过去和现在合而为一，尤其在多样性上是一样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幅包含永存不朽的各种各样不变的价值和意义的图景。正如几百种不同的语言都表达了人类共同的、不变的和基本的需求，了解这些需求的人因而不能从不同语言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一样，“超历史的”哲学家也是从内部来看待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他对象形文字的原始含义有一种神圣的洞察力，甚至对不断在他面前展开的那些字母都要开始感到厌倦了。无尽的事件匆匆而过，怎么会不带来饱足、恶心和厌恶呢？因此，我们之中最大胆的人最终也许会准备发自内心地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 (4) 一起说：“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值得汝痛苦，而世界不值一叹。我们的存在只是痛苦和厌倦，而世界只是泥土——别无他物。平静些吧。”
但我们将不理睬这些超历史的人们的厌恶和智慧。我们宁愿在愚昧之中快乐地度过今天，像那些不断前进、尊重世界历程的态度积极的人那样，过一种愉快的生活。我们赋予历史事物的价值也许只是一个西方的偏见，但让我们至少在这个偏见里前行几步，而不是静静地站在原地。只要我们能更好地学会将研究历史作为通往生活的一种方式！只要我们确信自己比超历史的人有着更多的生活，我们将乐于承认他们有着更高的智慧。因为那样的话，在生活面前，我们的愚昧将会比他们的智慧有着一个更为伟大的前途。为了把生活与智慧之间的对抗说得更明白些，下面我像通常那样，作一个简短的小结。
一个被充分理解并被压缩成一项知识的历史现象，对于知道它的那个人来说，已经死掉了。因为他已经发现了它的疯狂、它的不公、它的盲目热情，尤其是作为它历史力量之源泉的世俗而黑暗的视野。对于认识到这种力量的人来说，它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那些还活着的人来说，也许还没有。
历史若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并被允许来支配智力，那它对于人们而言，就是最终平衡生活收支的东西。只有追随着一个强大的、散发着活力的影响力，比如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历史研究才能为未来带来成果——也就是说，只能是它被一个更高的力量所引导和控制，而不是它自身来引导和控制其他力量。
历史，只要它服务于生活，就是服务于一个非历史的力量，因此它永远不会成为像数学一样的纯科学。生活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样一种服务，这是影响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的最严肃的问题之一。因为过量的历史会让生活残损退化，而历史也会紧随其后同样出现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