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经济学是什么？怎么学经济学？为什么要学经济学？什么是有意义的学问？我们为什么会信任没见过面的厂商？教育也是一门经济课题？我们通过什么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什么有人卖血盖房却不住？送礼影响胎儿发育？移动支付的分界线在哪？“走出去”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为什么更高？哪个年代的女性更敢于争取？什么是有意义的学问？“技术上的难”和“意义上的重”如何取舍？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以来，首次招收本科生后，特地为新生举办了多场讲座，多位教授借此机会，严肃、细致、真诚、幽默地回答了这些从学问、社会到人生的各色疑问。 林毅夫、姚洋、张维迎等教授侃侃而谈： 经济学方法论、理论与战略，便于深入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理论支撑 经济学细分领域及相关现象，学到如何成体系地剖析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 自身求学经历，传递自己对学问、学习的理解，对社会、对国家的关怀与责任感 每一位学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演讲风格都能对你有所启发。这一切都将帮助你进一步理解中国现实、世界局势，在认知自己、认识世界的路上走稳。林毅夫强调：“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广大的经济学爱好者、研究者……不仅要思考个人的职业发展问题，更要考虑自己未来对社会的最 大价值所在。” 这本书将帮助你进一步理解中国现实、世界局势，在认知自己、认识世界的道路上走稳。
作者介绍
林毅夫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 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人。 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 现任全国政/ 协常委、国务院参事，曾任十一届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全国政 /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 /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并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著有《从西潮到东风》《解读中国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等作品，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100多篇论文。
部分摘录：
林毅夫 本体与常无——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 方法论是我最喜欢讲授的课程，我也专门出版过一本讲方法论的书——《本体与常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在我已经出版的近30本著作中，那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本。
作为老师，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因为方法论将决定一个学生最终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我常常讲，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大师辈出的世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也都会大师辈出。同时，中国在21世纪会变成全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也将是全世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研究的中心。
当然这只是一个可能性，要想变成现实，需要年青一代的努力，而结果的好坏取决于方法论是否正确。
中国经济奇迹的意义 我在课堂上常讲，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平均每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经济连续增长了几十年，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经常用到两个指标。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81%的人口还居住在农村，84%的人口收入水平低于国际贫困线（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而国际贫困线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15个国家政府所定贫困线的平均值。另一个指标是中国1978年人均GDP连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都达不到。大家可以想见当时的贫困状况。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在成为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2017年人均GDP为8 640美元，同时有7亿多人的生活跨越了国际贫困线。
一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这些国家后来又为赶上发达国家而追求工业化、现代化，但直到今天，取得成功的国家屈指可数。二战后，在全球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真正实现高收入的只有中国台湾和韩国，中国大陆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实现高收入。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国家或者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说，二战以后到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一样。普通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变好；精英也都希望能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国家现代化；每个国家的领导人也都一样，都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
不仅各个国家在为现代化和进入发达水平努力，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努力。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许多地区发展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民间慈善机构（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它们都想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而成功。
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到2025年前后将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12 700美元）。目前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国成为高收入国家，那么这将增加19%的人口，使全世界34%的人口能生活在高收入国家，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的成就还有什么重大意义？在我看来，那就是中国把实现经济增长的道理总结出来，进而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奔向现代化。这是对全人类都非常重要的理论贡献。
中国是一座理论创新的金矿 为什么目前取得成功的国家那么少？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是来自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明的或暗含的条件，但前提条件不一样，理论就不适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发达国家不同，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发达国家的理论，很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北京大学在2016年成立了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下称“北大南南学院”），以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为目标，我有幸担任该院院长，曾跟很多人讨论过怎么办学才更有效。
从组织形态和目标来看，北大南南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比较相似，都是为了培训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精英。大家普遍认为肯尼迪学院很成功，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许多总统、部长级别的政治领导人，所以北大南南学院应该学习肯尼迪学院的办学方式。如果我们仅仅看培养出的政治领导人数量这个指标，那么肯尼迪学院肯定是成功的，现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教育和培训机构比肯尼迪学院培养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别官员更多。但再往下思考，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官员们能为国家发展出力。而问题就在于前面说过的结果：这么多年来真正取得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少之又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我们要对肯尼迪学院的办学效果打个问号，这就好比一家医学院培养了很多医生，但他们无法医治病人，因此我们不能说这家医学院办得很成功。所以，我认为肯尼迪学院成功的标准应该是学生们回国后能为国家发展出力。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尽管二战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非常努力，社会精英抱着“去西天取经”的想法到英美求学，再回国当政治领导人，但真正能为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消除贫困、实现繁荣出力的人属凤毛麟角。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也表明，以西方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崩溃论”一直如影随形的原因之一。中国确实存在各种问题，但中国是怎么取得4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在过去40多年中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经济危机，这显然不能简单地仅仅用运气来解释。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少问题，现在的主流经济学是否缺失让一个存在许多问题的国家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理论？也许，中国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片沃土。
中国成功的道理可能会比来自发达国家的道理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更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一直给学生们讲，他们坐在一个理论创新的金矿上，如果去发掘这个金矿，那么他们的贡献将有机会改变人类的命运。千万不要坐在金矿上去发掘煤矿。
怎么去发掘金矿？首先要明白什么是“金”，其次要明白如何发掘，这就涉及方法论。
怎么能不坐在金矿上发掘煤矿？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金矿，什么是煤矿。金矿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为理论发展和政策实践的改善做贡献。煤矿则是跟着现有理论来做研究，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存在的问题或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现有的理论，为现有的理论做注脚。其次，我们要发掘金矿就必须有民胞物与的胸怀，要知道为什么读书（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已经超过了“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混口饭吃”的格局），要有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使命感，以贡献于国家的现代化、民族的复兴为职志。
在北大当学生是为了学习理论，学习理论则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什么是理论？理论是解释现象背后因果机制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是学者对过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通过总结现象而构建的一个简单逻辑模型。比如，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理论是怎么来的？其并不是靠数学模型的推导，而是来自斯密对现象的观察所提出的解释。他通过对自己所处的18世纪中期及之前一两百年的认真观察，总结出“地理大发现”以后，有些国家兴盛起来，有些国家发展停滞，他就从观察中不断分析和总结原因。《国富论》的原名是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nquiry”一词的意思就是“探索”，对现象的探索——看到的本质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当然，大家要清楚，任何理论实际上都是“刻舟求剑”，是对过去现象的观察总结，而社会是一直在变化的。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受条件变化的影响。如果条件不变，那么按照理论去做就没有问题，这就好比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剑其实是很好的办法。但如果船动水流，那么刻舟求剑就是愚蠢的方法了。
现在的经济发展理论都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法治条件、各种技术的发展水平等也都不一样。比如，经济发展一定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只有经济发展了，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怎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一是现有产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好，二是更高附加价值的产业不断涌现，从而把劳动力、资源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不断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重要机制，即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劳动力生产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产业技术水平也是最高水平，产业附加价值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要想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相比之下，由于原有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低，产业附加价值也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除了自己发明创造，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或引进发达国家的产业。因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前提条件不一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式有本质差异。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认真了解这种差异，发达国家的经济学论著里不会教“怎么去模仿”，更多是教“怎么去发明创造”，简单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就像在流水中刻舟求剑。事实上，即便是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一定一直适用于自身，因为发达国家的发展条件也在变化。比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连凯恩斯的坚定反对者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地位被其他理论取代，因为发展的条件变了。
凯恩斯主义出现的背景是什么？1929年，纽约股票市场崩盘，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猛增，产能大量过剩，需求严重不足，很多人负债累累乃至破产。在这种状况下，人们的消费意愿、投资意愿都很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消费减少，投资变少，需求就更少，过剩产能更高。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经济就会陷入通缩的旋涡，所以经济学家要让政府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以创造需求，重回良性循环。这个理论是当时急需的，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滞胀”：政府赤字增加，不管是推行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都无法实现，国家只能面对通货膨胀。这是什么道理？二战后的连续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原有过剩产能被充分利用，国家进入了充分就业的经济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即便政府采用再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也无法实现，而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加剧。
由此可见，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能保证“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长期适用），与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就更难匹配，想“放诸四海而皆准”是不可能的。
不仅发达国家如此，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也不一定长期适用于中国。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十多年。乡镇企业既不是公有制企业也不是私有制企业，产权关系相当模糊。当时政府对私有制企业有所限制，发展私有制企业面临困难。虽然乡镇企业的产权不太明晰，管理不太好，技术也比较落后，但由于市场需求旺盛（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很快就能发展起来。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是意识形态上不再排斥民营企业，二是中国经济开始从短缺走向平衡，甚至出现过剩，乡镇企业于是被民营企业取代。产权模糊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伟大发明，是改革开放初期两个“意想不到”之一（另一个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动的农村经济发展）。人们当然可以找出一种理论来解释乡镇企业当时为什么成功，但当外部条件变化以后，乡镇企业就日渐式微了。如今，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已经绝大部分私有化，变成了产权关系明确的企业，支持模糊产权的理论也就不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