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国王的两个身体》康托洛维茨耗时十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从浩瀚的史料中清理出各种与“二体”有关联的思想谱系——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政治体yongjiu性，即人民政体的“头”的yongjiu性问题。他精心雕琢自己一生的dianfeng之作，试图用历史材料本身散发出的魅力，抵御激进主义的思潮，揭示现代国家的生成问题。必须指出：英国剑桥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史学派所建构的西方史学强大话语权，让《国王的两个身体》作为政治思想史经典的谱系，被某些意识形态的蜘蛛网所遮蔽。《两个国王的身体》会让今天的读者想到这样的道理：斩首作为政治体的人民身体的“头”，无异于斩除一个人民国家应该景仰的高贵精神——这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文明传统的珍珠彻底破碎。 《善恶的彼岸》是《道德的谱系》的姊妹篇，本书由一个序言、九大章节和一个终曲组成，包括哲学论说、格言、短评、诗歌等多种话语风格，牵涉到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各个经典问题，比如：什么是自我？什么是知识？为何要求知？什么是宗教的本质？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为何？堪称尼采心目中的未来哲学之宏大序曲。尼采在本作中一如既往地“用锤子从事哲学”，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柏拉图主义”进行猛烈敲打，而尼采晚期思想中最重要的“权力意志”，其地位也在本作得到突出，成为帮助破除人们头脑里种种偏见、站在“善恶彼岸”进行真诚思考的关键概念。 在尼采的所有著作中，《道德的谱系》的主旨并不在于探问道德的未来，而是探问道德的过去，道德的来源与历史，即那依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或者至少是向黑暗深处延伸的来源与历史。《道德的谱系》为道德制定了一个家谱，而其副标题“一篇论战檄文”则暗示着，尼采将在这里探讨一些颇具挑衅性的东西，读者很快就会知道，被我们今天视作高贵正派的那些价值却有着粗俗鄙陋的起源，而善与恶则有着非常可疑的祖先。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主要收录了阿尔法拉比一些篇幅相对较小的逻辑学著作，主要内容是解读亚里士多德的书。不过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阿尔法拉比的解读与我们今天所习惯的解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或者由于时过境迁我们不太熟悉他的路数，而更大的可能是阿尔法拉比故意如此漫无边际地解读，从而把自己的一些东西深深地隐藏在颇为繁琐、复杂甚至全然不相关的解读中，《问学录》（Book of Letter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问学录》虽说是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解读，但似乎跟《形而上学》没有什么联系，最多只是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可能包含的语言哲学有所阐释。但阿尔法拉比在一连串十分枯燥的论述中，逐渐引到对修辞的讨论，引导到哲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讨论上，他注疏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目的就由此显露出来了。 《施米特的学术遗产》共辑录十四篇域外学者关于施米特研究的学术论文和四篇相关的谈话，作者包括施米特研究的权威人士如德国国家档案馆馆长梅德姆博士、美国学界最早研究施米特的施瓦布教授、曾与施米特共事的胡贝尔教授，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丹麦等国的知名学者。 《尼采在西方》分为三部分。首先是解读尼采的一些有影响的大家的作品，其中有的作者本人就是大思想家——比如海德格尔、洛维特，有的是出自尼采研究的名家的手笔，还有的是代表了重要的解读方向的作品，总之，都可以看做是解读尼采的重要文献。第二部分是后现代思想家将尼采尊为圣人，对尼采的解释有独特的立场，影响很大，这里所选的，基本上反映了后现代思想家对尼采解读的重要文献。第三部分的选目集中在尼采与生前和身后的大思想家的关系。
作者介绍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Hartwing Kantorowicz，1895-1963），德裔美籍犹太人， 20世纪伟大的中世纪史学家之一，专研中古时代的政治、思想史。他出身犹太富商家庭，一战时曾为德军服役，转战东方。战后彻底弃商从文，游学于德国各大学之间。纳粹上台后，康托洛维茨于1938年流亡到英国。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夕，他又由牛津转赴北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安居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虽然一生著作不多，却因学识渊博与富于洞见而广受推崇。主要著作有《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传》（Kaiser Friedrich der Zweite，1928）、《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val Political Theology ）等。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对西方文化传统所进行深刻的反思，成为了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诸多流派的主要源头。他的代表作有《肃剧诞生于音乐精神》、《不合时宜的沉思》、《快乐的科学》、《偶像的黄昏》、《朝霞》、《道德的谱系》、《善恶的彼岸》、《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重估一切价值》等。 法拉比（Abu Nasr al-Fārābī）是公元10世纪著名的医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音乐学家，并且是中世纪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法拉比的哲学思想和音乐理论对以后阿拉伯哲学家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知识大全》、《论灵魂》、《论理智》、《哲学入门必读》、《美德城居民阶层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等等。 译者 程志敏，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史、古典政治哲学和古希腊政治思想等。迄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著作20余部（包括专著、译著和编著），主要有《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历史中的修辞》、《古典正义论》、《西方哲学批判》等。主编“古希腊礼法研究”、“阿尔法拉比集”等丛书数种。 朱晓峰，男，宁夏固原人，现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曾先后在山东大学法学院（2002.9-2006.7），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2006.9-2009.7），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2009.9-2012.12）学习，分别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2010年获德国赛德尔基金会联合培养博士奖学金，赴德国波恩大学罗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学习两年（2010.9-2012.9）。2013年5月起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曾先后在《清华法学》、《比较法研究》、《民商法论丛》、《行政法论丛》、Recht Als Kultur等中外法学、哲学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译文3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两项。 刘小枫，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古典学中心主任、“逸仙”讲座教授。“经典与解释”系列书籍主编。主要学术著作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刺猬的温顺》《圣灵降临的叙事》《重启古典诗学》《拣尽寒枝》《共和与经纶》《百年共和之义》等。
部分摘录：
人们理应感谢英国心理学家们(2)所做的迄今惟一的探索道德发生史的尝试。——他们连同其自身给我们留下了不小的疑团；我要承认，他们自身就是活生生的疑团，他们甚至因此比他们的论著更为本质——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些英国心理学家——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人们发现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即把我们内心世界的partie honteuse(3)暴露出来，并且在当中寻找真正有效用的、引领性的、对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东西，而这正是人的理智自尊所最不希望发现的部分（譬如，习惯的vis inertiae(4)，健忘，一种盲目和偶然的观念网络和观念机制(5)，或者是某种纯粹的被动性，机械性，生物反射性，物理分子以及彻底的愚钝）——究竟是什么驱使这些心理学家径直走向这条道路的？难道是一种人类所具有的秘密的、恶毒的、卑鄙的、或许人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自我贬低本能？或者是一种悲观的猜疑，是对失望的、黯然失色的，业已变得愤愤不平和简单幼稚的理想主义者的怀疑？抑或是对基督教（和柏拉图）(6)一种渺小的、隐秘的，［258］或许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敌视和憎恨？也许是对陌生的事物、对令人头疼的悖论、对存在本身的可疑与荒诞的一种贪婪的嗜好？或者，最后——这是一种综合的东西，其中既有一些卑鄙恶劣，也有一些阴郁灰暗，既有一些反基督教的倾向，也有一些对异域调味品的渴望和需求？……但有人对我说，这些人简直就像一群衰老的、冷血的、乏味的青蛙，它们在人的身旁爬行跳跃，并且爬进、跳进了人体内部，就好像在它们自己的天地里——在一个沼泽里——那样得心应手。我并不愿意听到，而且更不会相信这种论调；如果允许人在不可能知情的情况下表达愿望，那么，我衷心希望他们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希望这些灵魂的研究者与用显微镜观察灵魂的人从根本上是勇敢、大度、骄傲的动物，他们懂得抑制自己的感情和痛楚，并且业已把自己培养成了能够为真理而牺牲一切心愿的人——为了任何真理，甚至是为了朴素的、苦涩的、丑陋的、令人厌恶的、非基督教的、不道德的真理……因为确实存在着这样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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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研究道德的历史学者那里，支配他们精神的可能是一些善良的精灵。向这些精灵们致以崇高敬意！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精灵自身却缺乏历史精神(8)，而他们恰恰遭到了所有支配历史的善良精灵们的遗弃！从本质上而言，这些精灵们的思维与陈旧的哲人习俗一样，都是非历史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当他们试图确定“善”这一概念兼判断的起源时，其道德谱系之拙劣从一开始就暴露无遗。他们晓谕众人说：“人们最初是从无私行为的服务对象方面，也就是该行为对服务对象有用的角度来赞许这一无私行为的，并称其为‘好’(9)；后来人们［259］忘记了这种赞许的起源，同时由于无私的行为在习惯上(10)总是被赞扬为好，因此它也就直接被认为是好的——就好像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好的一样。”人们立刻看到：第一段引言就已经包含了那些过于敏感的英国心理学家们全部的典型特征，——我们发现了“有用”、“忘记”、“习惯”和结尾处的“谬误”等词语，所有这一切统统都被用来支撑某种声望，而迄今为止，上等人一直都自豪于拥有此种声望，就好像拥有某种人类的特权一般。此种自豪理应被羞辱，此种声望理应被贬值：但这一点是否已经实现了呢？……首先，目前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很显然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和设定“好”这一概念的原初发生地：对“好”的判断并非起源于那些受益于“善行”的人！ 事实上，那些“好人”自己才是这一判断的起源，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权势的、上层的和高尚的人们认为并判定，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行为是好的，即属于第一等级的，与他们相对的则是低下的、下贱的、卑劣的群氓。他们从这种保持等级差别的激情(11)中为自己获取了创造价值并彰显这些价值的权利：行为的有用性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最高级别的价值判断就是要确定等级并突出等级，而对于这样一种迸发的激情而言，有利性的观点恰恰是极其陌生且不合时宜的：这种激情正是在这里遭遇到了那种以工于心计、锱铢必较为前提的低级热情的对立——不是一次，不是例外，而是永久。高贵的激情和保持等级差别的激情，正如所言，这就是某个上等的统治阶层在与低贱阶层、“下等人”发生关系时所具有的持续的、主导性的总体感觉与基本感觉——这就是“好”与“坏”相对立的起源。［260］（主人拥有赐名的权利，而这一权利后来逐渐发展到，人们允许自己将语言的起源本身理解为统治者的权力表达：他们说：“这叫什么，那叫什么”，他们用声音给每一物、每一事打上烙印，并通过这种方式似乎要将它们占为己有。）正是因为这样的起源，所以“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与“无私的”行为完全没有必然的联系：那只是那些道德谱系学家的迷信而已。只有到了贵族的价值判断走向衰亡的时期，“自私”与“无私”的尖锐对立才逐渐被强加给人的良知，——用我的话说，这是一种群体本能，这种本能伴随着上述对立而最终获得了表达自己（也可以是不断表达自己）的机会。然后又经过了很长时间，这种本能才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主宰，道德的声望才与上述对立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如今的欧洲正是这样：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这样一种偏见，它把“道德的”、“无私的”、“公正的”视为同等价值的概念，而它在人们头脑中的影响力已经可以与某种“固定观念”和脑部疾病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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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那种关于“好”的价值判断起源的假设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即使对此完全抛开不谈，该假设本身也包含了心理学上的荒谬。据说，无私行为的有用性是其得到赞扬的本源，而该本源却又被人忘记了：——怎么可能会发生忘记的情况呢？难道是这种行为的有用性曾在某一时期中断过？情况恰恰相反：这种有用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习以为常的，并且总是不断地被人重新强调；［261］因此，它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忘记了，而是肯定越来越清晰地烙印在意识中。而另外一种与之相反的理论则比它不知道要理性多少倍（但是也不会更为真实——），例如，其代表人物赫伯特·斯宾塞(12)认为：“好”的概念与“有用”、“实用”等概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于是人类在“好”与“坏”的判断中，恰恰就是对人类那些关于有利—实用与有害—不实用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和确认，这些经验是未被遗忘和无法遗忘的。按照这种理论，“好”就是自古以来被证明为有用的东西：因此，可以断言其具有“最高级别”的和“自在自为”的价值效用。如上所述，这种解释的思路是错误的，但是至少这种解释本身是理性的，并且在心理学上是站得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