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经历了大革命的动荡和拿破仑帝国的征服，再到遭遇滑铁卢之后，法国陷入两个多世纪的纷乱：革命四起，政权更迭不断，内斗血腥残酷，和德国爆发三次大战并被入侵和占领，其间又有殖民地斗争和各种政变——与此同时，法国涌现了大批政治、艺术、科学和社会著名人物。
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乔纳森·芬比以其专业素养，为我们呈现了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至今的动人历史。那场革命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但也遗留了诸多问题，制造了许多延续至今的内部矛盾。他取材于对该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观察：法国自视在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但目前遭遇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与欧洲关系存在问题，并受到本国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就在2015年，巴黎还爆发血腥的恐怖主义袭击。
本书叙事严谨又不失可读性，历史细节丰富，有趣的事件穿插其中，相关人物也很鲜明。芬比细述各类重大事件、斗争和矛盾，这些塑造了法国，在让其为本国历史骄傲的同时，也使其成为历史的囚徒。
作者介绍
乔纳森·芬比是十八本书的作者，包括备受称赞的《在边缘：法国的困扰》《将军：戴高乐及其拯救的法国》，后者被《纽约时报》誉为“精彩之书……博识敏锐、扣人心弦，让人不忍释卷”。他关注法国逾半个世纪，曾任路透社和《经济学人》巴黎通讯站负责人，也曾在《观察家》和《南华早报》发表和编辑诸多报道。他还被法国授予荣誉军团勋章和国家荣誉勋章。
部分摘录：
由于共和政体和帝国政体都被胜利一方的反法联盟破坏，且不被接受，王朝复辟就不可避免了；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威灵顿公爵警告说，除非波旁家族再次登上王位，否则欧洲将不会有和平。维也纳会议在经过二十年的战争后，又划定了欧洲的国界，被拿破仑征服的土地予以归还，但在塔列朗加入谈判后，却又对法国网开一面；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之间又出现某种弹性的迹象，三方联手阻止普鲁士吞并萨克森。
然而，新国王路易十八与其二十年前死在狱中的侄子不同，1814年5月他从英国流亡归来，却搞砸了一切。这位五十九岁的臃肿国王身边围绕着一群官员，他们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了。他的首相布拉卡斯伯爵，是一个只会敛财的小贵族，备受嫌弃，缺乏权威。保皇党人把持了军队，他们看重忠诚而不是能力，遣散拿破仑时期的老兵，使得军队的军心涣散。国王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因为保守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和他的支持者圈子展开对革命的报复。路易十八十分镇定，当巴黎沉浸在歌舞升平中，他说他就像年轻时一样睡得很好。
这种自满情绪在1815年2月26日烟消云散，拿破仑从厄尔巴逃出后，试图重返政治舞台。3月20日，他到达巴黎后，在全国各地引发形形色色但并非不友好的反应。当拿破仑召集了一支12.5万人的强大军队，并拉拢暂时投降国王的臣民归附时，路易十八随之逃之夭夭。由政治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起草的宪法被全民公投通过，虽然弃权率极高。为了迅速取得胜利，得到反法联盟的承认，拿破仑把使他的军队开出东北边境，直抵英国和普鲁士战线。在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的决定性战役中，正如威灵顿所说，“那是你所见的我一生中最接近逃跑的时刻”，但战败使法国从欧洲列强的行列中跌落。“换了人间”，维克多·雨果这样判断。更重要的是，法国已经受够了这个皇帝。即使拿破仑没有在滑铁卢战败，他也已时日无多。他的敌人太强大，而法国太弱，他的政治支持也耗尽了。1
从战场前线的溃败中逃离后，拿破仑回到巴黎，强作镇定。“还有机会，”他在爱丽舍宫洗澡时自言自语。但法国众议院迫使他退位，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英国的慈悲，第二次流亡于南大西洋边缘的圣赫勒拿岛，且终老于此。
换了人间
1815年7月8日，当路易十八在巴黎市中心乘坐他的马车驶向杜伊勒里宫时，人群向他欢呼。国民卫队中士亲吻了这位两次复辟的君主的手。如今，支持者们将他视为众望所归的君王，巴黎的宫殿、会堂和公寓，一直从里沃利大街延伸到卢浮宫，包括由伟大设计师勒诺特尔监造的大花园，都成为这个夏天欢庆的中心。舞会在晚间的室外举办——当当局试图阻止人们踩踏草坪时，国王从窗户往外高呼：“在草坪上跳舞吧！”四围的建筑整晚都灯火通明，还有烟火表演。音乐家们在街上巡回演出，免费膳食在圣安东尼区向穷人发放。法国和胜利一方的联盟签订《巴黎和约》，保证巴黎人民将“继续享受个人权利和自由”。
复辟的国王会去法兰西喜剧院观赏戏剧，每天早晨，他都要端坐在扶手椅上，侍臣环绕其旁，认真听他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并表达对国王智谋的高度赞赏。他不同意拿破仑巩固专制统治的观点，把自己幻想成万民之父，拒绝“两个法国之王”的称号。在滑铁卢之战一周后，他发布王室公告称：“法兰西亿兆人民，忠悫刚毅，迎帝回銮，甚慰朕心。”2
虽然国王将选民资格限定在7.5万名男性选民中，使民主遥不可及，但他依然颁布特许令给予社会富裕阶层权力，以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拿破仑的支持者。警察部门的一份报告告诉路易十八，仅有10%的法国人支持旧制度的复辟。正如作家查尔斯—路易·勒叙尔1817年所说，虽然革命有过悲惨的可叹时期，但它依然“永远留下了伟大榜样和有益教训”。3
法国众议院每五年举行一次投票选举，基础并不稳靠，新的上议院则云集了新旧人物。公民权利、宗教宽容和新闻自由得到保障。宪法第14条保护保守党将不再受到“虐待”，也授予国王在危难时期颁布法令以维持国家安全的权力。对中产阶级和富农最重要的是，他们从贵族和教会手中购买的土地的产权也得到确认。
尽管如此，国王的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他坚持在三色旗中保留皇家白色，把自己的统治时间追溯到侄子死时。王室雕塑被重修，街道和广场恢复原来的名字，重建教会以表达国王对天主教教义的认同。在旺多姆广场，拿破仑所竖立的凯旋柱也被推倒。
路易十八坚持一切权力来源于国王，虽然他允许其他人以自己的角度去行使权力。公民们重新回到服从者的角色。与其说国王接受了议会制定的宪法，不如说国王颁布了宪法。部长们需要得到大多数议员的支持，但当他们向国王提议案时，只能说“这是我们的意见”，但至高无上的君主却可以说，“这是我的意志”。
路易十八：众望所归者
路易·斯坦尼斯瓦夫·沙维尔是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的弟弟。1795年，路易十六十岁的儿子可能因肺结核死于狱中，他继承了王位。路易十八生于1755年，作为普罗旺斯伯爵，他并非春风得意，曾涉足商业，但在政治上并无影响力。1791年，他逃离巴黎，渡过莱茵河，加入曾入侵法国失败的流亡势力。之后十五年他辗转欧洲多地，其中有两年身在遥远的波罗的海岸边的库尔兰，随后移居英格兰七年。流亡期间，他多次发起反革命行动，但是，作为一个冷静、自利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只有推进现代化和造福国民，才能为复辟成功增加机会。
路易十八总是贪恋钱财，1814年他返回法国时，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向英国借款。二次复辟后，他接受众议院投票决定给他的2500万法郎的年金，同时拥有六座宫殿和其他皇家工厂，例如色佛尔的瓷器厂。
他是一个重度贪吃患者，唯一的运动就是玩扑克和打台球，所以他异常肥胖。他的眼睛是引人注目的黑色。虽然路易十八平时心态平静，但有时候会突然暴怒。六十多岁时，他患上了糖尿病、严重的痛风、静脉曲张和皮肤溃疡，必须借助轮椅才能行动。在他生命的尽头，他成了一个悲惨、干瘪、嗜睡的老头，胃里还有肿瘤和坏疽——1824年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巴黎圣母院的弥撒上，他腿上的绷带破裂，脓液滴在地板上。
路易十八和来自萨伏依王室的妻子玛丽·约瑟芬关系冷漠，且无子女——她曾流产两次。约瑟芬是一个聪明的妇人，但相貌丑陋，言语尖刻，极少沐浴，嗜酒如命。她的丈夫有许多亲密的女性友人，其中包括德巴尔比夫人（其丈夫被关在精神病院），她和路易十八一样喜欢打牌并且多才多艺、风趣幽默；偶尔有些狂野的卡亚拉伯爵夫人，以自己的才智知名，而且深知如何在国王垂垂老矣时更好地陪侍他。同时代的一位观察家引证王后的话说，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纯洁的。当皇后被邀请给一位公爵夫人教授性知识时，她评论说：“如果我只告诉她国王教我的那些，她可能不会知道的太多。”
虽然王廷和宫殿极为奢华，但路易十八并不是一个引人激动的国王，他适应环境的举动很容易被视为伪善。他本质上是一个拥护旧制度的温和派，只是想避免麻烦。在作家、政治家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看来，路易十八的美德在于他的忍耐，以及他知道如何把握时势——“他理解他的时代，是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是拜伦怀疑他是否真的想要：
统治那些不愿受统治的人民，
热爱蹂躏他们胜过教育他们？4
有产者的权益得到保障，但他们同胞的前景却很黯淡。军队遭到击伤和羞辱，被反法联盟逼退到卢瓦尔河以南。数以十万计的军人被遣散，沦为下层阶级。退伍军人纷纷加入各种帮会，横行乡里。
复辟的国王和他的部长们需要服从盟军的指令，其在巴黎的代表是英国的威灵顿和卡斯尔雷，奥地利的梅特涅，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七十二岁的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他在滑铁卢战役里的介入是决定性的。他们指挥的占领军数量高达15万人。侵入者的军帐延绵整条香榭丽舍大街，经常有喝醉的英军士兵盘桓于街头，嘲笑路易十八是一个“虚胖的胆小鬼”，或因他爱吃牡蛎而叫他“傻瓜路易”[4]。
一些法军在征服过程中所掠夺的外国财宝，也被找回；一位法国观察者记录威灵顿拿着梯子从墙上取画。联军指挥官也激怒了法国农民，因为他们牵走猎狗，在田野里打猎，也不事先通知或补偿所造成的损失；最后，当抗议蔓延时，他也只是把猎狗交还路易十八。
普鲁士人的军纪最差，为了报复而肆意掳掠。他们占据了卢浮宫尽头的卡鲁索广场，在皇家宫殿前训练炮兵部队。布吕歇尔提议轰掉塞纳河上拿破仑纪念1806年战胜普鲁士的耶拿桥，但是路易十八则表示他将走上大桥与之共命运；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塔列朗将其更名为军事学院桥，出于种种考虑，侵略军最终撤走。很显然，威灵顿派一个英军士兵在桥上站岗，他猜对了布吕歇尔不会冒险将其炸死。5
法国经济此时处于悲惨状态，又因支付给盟军的战争赔款，包括满足占领军军费要求而变得更加恶化。法国东部的部分地区被战争破坏；在历史名城拉昂，350户中的280户都被摧毁。当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甚至低于1789年；马赛的工业产量比革命爆发之初降低了25%。农业也不景气。拿破仑时代为了糖料自给自足而发展起来的甜菜根产业，随着西印度群岛进口的恢复而遭到破产。很少有大型工厂，最发达的城市巴黎也只是布满了小型作坊和计件工作的工匠。法国每年煤产量只有80万吨，而英国高达1700万吨。英国企业家利用本国装备，在加莱兴办欣欣向荣的花边制造工业，并在巴黎郊外建造一座钢铁铸造厂和煤气厂。
物物交换在农村地区很普遍，土地收入和政府债券的利息优于其他投资，贸易只相当于18世纪80年代一半的水平。高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工业制成品在国外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出口的大幅滑落沉重打击了港口城市——大革命之后，波尔多的人口已经下降三分之一，码头荒草丛生。马赛的工业产量相比于大革命爆发之初削减了25%，但是港口每年仍然停泊数以千计的货船，活跃的希腊商团和勒旺开展贸易，包括棉花、羊毛、马匹、小麦和菜干；一个商人从埃及帕夏处获得特许经营许可，仅在1817年就获利100万法郎。6
银行金融业受制于监管和故步自封的传统，举步维艰。在巴黎股票交易市场，只有七只股票。当银行家雅克·拉菲特提议设立公司且要利用存款做信用贷款时，却被最高行政法院拒绝了。虽然国债很少，但因政府信贷受限，资本依然稀缺。新政权被迫以强制借贷和抵押王室森林来筹集资金，但依然面临高达3亿法郎的赤字。盟军也开始怀疑法国是否有能力偿还战争赔款，这意味着占领仍将继续。7
就财产和影响力而言，天主教会成了大革命中最大的输家；教会几乎所有土地（400万—500万公顷）都被没收和出售，相比而言，贵族大约只失去一半的土地。在1789至1793年反天主教运动期间，神职人员减少了2万人，之后也没有明显恢复。所以现在教会不失时机地恢复元气。被授予圣职的人数在一年内从900人增加到2500人，修女的人数则倍增到2.5万人。8
一些人认为教会应该站在自由和进步这边，杰出的牧师和哲学家休斯—费利西泰·德·拉梅内鼓吹神权民主。但是，大多数神职人员依然忠于教会和王室，因为对想要谋职和职业晋升却没有财富支持的年轻人而言，教士阶层扮演了一个相当于拿破仑时代的军队的角色。家庭的重要性被强调。1816年，离婚被禁止；一位右翼议员苛评说这创造了“名副其实的家庭民主，允许脆弱一方的妇女反叛婚姻权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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