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为什么我们比父辈买得起更多衣服，却买不起房子？ 为什么国际油价在跌，汽油价格却不跟着跌？ 为什么奢侈品国外卖那么便宜，到国内却贵那么多？ 为什么俄罗斯人喜欢到德国买房？ 这一切日常问题的背后力量都是经济。跟随1美元的环球流通之旅，我们可以把小问题和大道理联系起来。 在这本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读物中，经济学家达尔辛妮·大卫跟随1美元从一个消费者到另一个消费者的足迹，以旁观者的口吻讲述了全球化世界运转的规律，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全球化、贸易战、国债、关税、汇率等经济学基本概念，剖析了全球各国间的关系；用直观形象的写作手法，揭示了全球化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行的。 这本书以一种有趣而有启发性的方式解读经济现象，让对经济学完全没有概念的我们也能轻松理解全球经济。
作者介绍
达尔辛妮·大卫 BBC（英国广播公司）经济记者、主持BBC-4台《今日》商业新闻。曾在英国政府部门担任经济学家，后出任汇丰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
部分摘录：
尿布、面包、牛奶、果汁、苹果、鸡肉……超市收银台的传送带清点着劳伦·米勒每周必须购买的商品。对美国郊区的普通家庭而言，这是一份再典型不过的购物清单了。而在传送带的尽头，是一台崭新的收音机。一名收银员扫完收音机上的条码，另一名助理收银员把这件商品放进了纸袋里。接着，劳伦把手伸向了自己的包，从包里掏出一叠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货币——万能的美元。每周去超市购买食物是劳伦的习惯，在有限的预算下，精打细算也是她的习惯。这年头，工资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经常上调了，但是她偶尔还是会奢侈一把。今天，劳伦买的奢侈品就是准备放在厨房里的那台收音机，收音机的价格便宜得令人难以相信。在这家巨大的沃尔玛超市里，不管劳伦走到哪里，拥挤的货架上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超值商品，它们争夺着她的注意力。结完账，收银员礼貌地向她告别。她推着购物车朝外走。一路上，有吵吵嚷嚷地一起来购物的一家人，也有默默地逛着超市的独行者。直到她走出卖场进入停车场，喧闹的人群和高涨的消费欲望才被她甩在身后。
每周，有将近1亿名美国人会像劳伦一样去类似的消费神庙“朝圣”购物。那么，这些消费者最经常放进购物车里的商品是什么？答案是毫不起眼的香蕉。美国人爱买香蕉并非因为没别的好买。在美国，只要走进最近的沃尔玛（美国有3504家沃尔玛，因此平均来说几乎15分钟车程内，就有一家沃尔玛），人们就有14.2万种不同的商品可以选购。在这14.2万种商品中，有的能吃，有的并不能吃。人们就算是只把这些商品浏览一遍，也要花去不少时间。全美最大的沃尔玛坐落在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这家沃尔玛占地约2230平方米，相当于4个美式橄榄球场的大小。迎宾员在大门口向顾客致以沃尔玛式的标志性问候：“嗨，你好吗？”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食品、玩具、电子产品、工具、衣服、汽车用品……
沃尔玛是一站式平价超市的终极形式。在每一排货架上，你都能看到贴着“每日特价”标签的商品，诱惑无处不在。价签上的数字承诺着无尽的满足和舒适的生活，任何消费者都无力抗拒那些产品的诱惑——这些诱人的东西只需要几美元。
对沃尔玛及其顾客而言，价格就是一切。去沃尔玛购物的消费者的家庭平均收入稍低于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每5个消费者中就会有1个人用食品券付账。食品券是美国政府发给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福利券。因为沃尔玛的商品价格低廉，像劳伦这样的消费者（在沃尔玛购物的消费者以女性为主，男女比例大概是1∶3）可以在这里用有限的预算买到更多的商品。
这是廉价的美国梦。而对沃尔玛而言，低价意味着巨额的营业收入，其大约每天有10亿美元收入，而美国境外的沃尔玛每天的收入为2.5亿美元。2016年，沃尔玛的总营业收入达到了4810亿美元。假设所有沃尔玛都24小时营业的话，这个数字就意味着平均每天每一分钟，沃尔玛都能有90万美元进账。沃尔玛虽然商品定价低廉，但是零售网点遍布世界各地，销售量巨大，而且什么都卖。这种策略为沃尔玛带来了巨大的销售额，毕竟食品是必需品。
在沃尔玛这座提供超低价格和无限选择的“神庙”里，消费者很容易就在购买每周食品的时候顺便把一两件不在购物清单上的商品也放进购物车里。泡澡用的可爱橡皮鸭只要2美元！一副耳机只要6美元！居然有售价不到20美元的收音机！这些非食品类商品提高了沃尔玛的利润，但大部分钱既不会进入沃尔玛的金库，也不会流进沃尔玛股东的口袋。劳伦购买的这台收音机只要坐车旅行几千米就能来到它的新家，但是她花出去的这笔钱要多走几千千米——目的地是世界另一侧的中国的一家工厂。在这里，数以千计的收音机正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1962年，在“永远低价”的条幅下，山姆·沃尔顿在美国阿肯色州建立了这个以“堆得高，卖价低”为经营理念的零售王国。沃尔玛的收银台每收到1美元的货款，沃尔玛只能从中赚到大概3美分的利润。因此，沃尔玛永远肩负降低成本的压力。在个人生活中的每个领域，山姆都贯彻着“降低成本”的理念。即便在成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以后，山姆仍开一辆皮卡，出差时选择廉价旅店。这种生活方式能帮助山姆理解全美消费者的消费动机：对低价的渴望。对许多消费者而言，他们追求低价并非因为经济拮据，而是被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驱动。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沃尔玛仍然用低价牢牢地吸引着一大批像劳伦这样的忠实消费者。
用山姆·沃尔顿自己的话说：“许多美国制造的商品或者是价格不够低，或者是质量不够好，或者是两方面都不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观念最终让超级资本家山姆选择依赖中国。劳伦购买的那台超级便宜的收音机十有八九就是中国制造的。根据沃尔玛的财务年报，2004年沃尔玛总计从中国订购了价值180亿美元的商品。早在2002年，为了充分利用中国的低价优势，沃尔玛就把公司的全球采购总部搬到了中国深圳。短短两年间，沃尔玛从中国订购的商品价值猛增了40%。
2004年以来，沃尔玛一直在这个话题上保持低调。但是，通过统计集装箱数目以及其他数据，有些机构估计，在2004年之后的10年间，沃尔玛购买的中国制造的商品的支出几乎增长了2倍，达到了每年500亿美元。每一年，无数中国制造的商品涌入美国，填满了美国商店的货架，如果把这些商品比作海洋的话，那么劳伦购买的那台便宜的收音机不过是沧海一粟。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不断涌现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目前这一趋势还在向中国内地蔓延。人们建造了能装载15000个集装箱的巨大货轮，它只需要5天的时间就能横跨太平洋。这一切只为满足沃尔玛消费者的庞大需求。中国通过20000多家供应商向沃尔玛供货，商品数量相当于供给全德国或者全英国的商品总量。美国消费者在沃尔玛购买中国制造的玩具、电子设备、T恤，他们花的每一美元中，都有相当一部分最终会流进某家中国制造商的金库。
沃尔玛并不是唯一一个从中国订购货品的美国企业，但是在美国消费者花钱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时，他们花的每10美元中就有1美元多是花在沃尔玛里的。当劳伦掏出自己辛苦挣来的美元时，她实际上签订了一份国际贸易的合同：用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美元——来交换一台便宜的电子设备。2017年，中国共向美国出口了价值近5060亿美元的商品，而美国只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300亿美元的商品。3760亿美元差值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或称贸易赤字，创造了中美贸易史上的最高纪录。2000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断上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沃尔玛的采购习惯。
劳伦在沃尔玛花掉了1美元，这是数百万美国消费者每日购物习惯的缩影。那张孤独而不起眼的1美元是一个宏大的全球故事的一部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这1美元不仅是美国这台隆隆作响的巨型消费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更是全球贸易的一部分。国际贸易的爆炸性增长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最重要的经济新闻和政治新闻，这个过程不仅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财富、工作和生活水平，也影响到了国际权力的最核心部分。
一项研究显示，因为沃尔玛从中国进口商品，过去12年间美国“损失”了约4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沃尔玛否认这一点。国际贸易也为美国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比如，在分销和物流领域中的就业机会。此外，从中国进口商品能够压低商品的售价，消费者也许会把省下的钱花在外出就餐或看电影上，于是其他行业就会出现新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些新的就业机会和制造业中损失的就业机会性质不同，薪水也更低。
不可否认的是，贸易确实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就业结构出现变化。在发达国家中，这不仅已经成了一个令政策制定者们非常头痛的问题，也令其劳动者和企业感到痛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贸易的爆炸式膨胀对作为消费者的劳伦而言可能很好，而对作为雇员或者雇主的劳伦来说，国际贸易却可能损害她的利益——事实上，她可能因此找不到任何工作。1985年，沃尔玛在各大报纸上租下了整版，来宣传沃尔玛新推出的“支持美国国货”的计划。1984年，沃尔玛应时任州参议员比尔·克林顿的要求，把部分制衣订单从远东交回了美国，从而拯救了阿肯色州的几家濒临倒闭的制衣厂。此举是为讨好沃尔玛的核心客户群。实际上，沃尔玛从中国订货的数量一直在上升。
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45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从美国消失。美国工业的心脏地带——从纽约州开始，横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北部、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带状地带——如今成了落魄的“铁锈地带”。因为无法和海外竞争者提供的低廉价格竞争，许多工厂厂房成了一片死寂的废弃建筑。密歇根州的弗林特镇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诞生地，也是电影人迈克尔·摩尔的出生地。迈克尔·摩尔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罗杰和我》，该片讲述了通用汽车制造厂的变迁。在巅峰时期，通用汽车在弗林特镇共有8万名员工。而如今，因为通用汽车把制造厂搬去了包括墨西哥在内的世界各地，弗林特镇的通用汽车员工只剩下5000人。弗林特镇的人口也只剩下从前的一半，从20万下降到了10万。有2/5的弗林特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事实上，弗林特镇最近又出现了水污染丑闻，因此该地的平均房价现在连2万美元都不到。
对弗林特镇的居民以及代表他们的政客而言，这是一个令他们极为头痛的大问题。为了挽救衰落的制造业，让老旧的美国工厂能和更年轻、更灵活的东方竞争者竞争，他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讽刺的是，如今让东方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因素正是从前令美国制造业从摇篮中迅速成长的因素。1816—1945年，美国对某些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是全世界最高的。在高关税的保护下，萌芽中的美国工业不受海外竞争的威胁，因此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直到美国崛起为世界领袖，这些保护措施才被取消。
那么，美国为什么不干脆规定所有东西都必须在美国国内生产，所有企业和个人都只能买美国制造的商品呢？这种爱国主义的行为也许会在政治上大受欢迎，但会带来高昂的经济成本。山姆·沃尔顿选择从遥远的国外进口商品，填满沃尔玛的货架。支持这种决策的理念实际上也是一种舶来品——这种理念来自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亚当·斯密靠研究一枚不起眼的别针的制造过程而家喻户晓。他发现，生产一枚别针一共要经历18个不同的步骤。亚当·斯密指出，如果这18道工序从头到尾都由同一个工人完成，那么这个工人生产别针的效率不会很高；而如果由18个工人分工协作，即每人专门负责一道工序，这就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别针的效率。通过让工人分工协作，工厂可以多生产别针，从而多赚钱。如果本地市场不需要那么多别针，那么工厂还可以用多余的别针去交换其他商品。专业化分工理论就此诞生。
那么，根据专业化分工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专业分工领域，又应该如何决定自己要完成哪些贸易？亚当·斯密和他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如下：如果一个国家从别国购买某种商品的价格比自己生产这种商品的价格低，那么从别国购买这种商品对这个国家而言就是有利的。每个国家都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商品，即使某个国家生产所有商品的效率都比其他国家高，这个国家也应该专注于生产自己最善于生产的东西——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上述理论的关键是，一个特定的国家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究竟有多高。生产成本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影响生产成本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然资源、气候、土地、劳动力的规模、工资水平、地租水平、法律法规、工人的技术水平、机器和交通情况。中国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监管也相对较少。一家公司花1美元就可以雇用中国工人完成的工作，需要付给美国工人5美元。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之所以更便宜，是因为中国在低技术制造业上具有专业分工上的优势。美国密歇根州的工厂能生产的玩具，中国深圳的工厂也能生产，而且后者的生产成本只有前者的一个零头。对中国的制造商（以及其他国家的制造商）而言，向美国销售商品是很容易的。在全球的消费支出中，1/5是由美国消费者贡献出的。目前，美国市场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但是，这种往来并不是单向的。美国在农业种植方面具有多年的经验，再加上适宜的气候和合适的土壤，因此美国在大豆生产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中国的土壤侵蚀问题比较严重，灌溉用水的数量也不稳定，因此中国不能像美国一样高效地生产大豆。美国的大豆产量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1/3。大豆可以用于烹饪，也可以用于喂养动物。于是，美国出产的大豆的最大客户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富裕，中国人的肉类消费量也提高了，因此中国对家畜饲料的需求也在增加。2017年，在美国生产的价值220亿美元的大豆中，超过一半的大豆出口到了中国。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进口美国生产的大豆的数量增长了2倍。
另一方面，美国在高规格、高技术的机器设备的生产领域中拥有绝对优势。美国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表示，其产量中1/4的飞机飞往了中国；其兴奋地预测，在未来20年中，中国将从美国订购总价超过1万亿美元的飞机。这将有助于波音公司保住自己的巨大市场份额。
为什么中国没有计划投资自己的航空制造业？为什么美国不多生产一些本国人民需要的商品？
假设美国的所有工人和中国的所有工人都只生产两种商品：一种是飞机，另一种是收音机。我们还假设：中美两国都有充足的劳动力，运输成本很低，不存在任何关税之类的贸易壁垒。在上述前提下，我们再假设中国工人每少制造1架飞机可以多制造10万台收音机，而美国工人每少制造2架飞机可以多制造10万台收音机。如果中美两国都决定既生产飞机又生产收音机，那么两国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总共可以生产3架飞机和20万台收音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