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装共包含15册，分别为：《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简明读本》《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的法治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中国的价值观》《中国的民主道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奋进与包容》《中国经济改革的大逻辑》《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国社会巨变和治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战略新布局》《走向人人享有保障的社会：当代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 《理解中国》丛书的出版，不仅可以让国内读者更加正确地理解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更加理性地看待当前面临的难题，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以及民族自信，凝聚改革发展的共识和力量，更重要的是面向国外读者尤其政界、学界人士，尽可能使他们客观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对增强中外交流和合作，为中国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部分摘录：
考古的发现对于了解一个地区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来自考古遗存和传世文献资料方面的证据，那么许多历史的记载就只能算是“传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疑古”泛滥，特别是以顾颉刚为主的“疑古派”对夏朝及尧、舜等古代圣王是否真实存在持怀疑的态度；另一方面，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科成立以来，有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又为我们了解远古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提供了可靠的素材。在这些发现中，有包括距今170万年前、具有人种起源意义的元谋人，以及稍后的蓝田人和北京周口店附近发现的北京猿人等，其中北京猿人被认为与黄种人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关系。
在此之后，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直接相关的更多考古发现也越发受人关注。这些不断发现的考古材料使我们得以对西周之前乃至夏王朝的历史进行一种轮廓性的描述。这些材料也提示着，《史记》中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并非只是“虚构”，其中有丰富的历史信息。
一 “满天星斗”与“炎黄子孙”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形成期的空间分布十分广阔，南到广东、北到黑龙江直至目前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地区。气候条件跨越了亚热带、温带和寒温带。如此广阔的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方式，留下了面貌各异的物质文化遗存。这也就是为何有人将这样的起源方式概括为“满天星斗”的原因。
综合考古学家的看法，到公元前4000年前后，大约是相当于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经历了突破性的发展。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元前4000年至前3300年，中原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空前繁荣。大约相同的时期，长江中下游也进入了繁荣期。第二阶段自公元前3300年至前2500年或稍晚，以长江中下游、钱塘江南岸的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社会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文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开启文明化的进程后，稳定发展。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西地区，其文明化起步的时间和海岱地区相近，许多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其曾经的繁荣。第三阶段是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时期，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涌现出一批城址，诸如金沙、三星堆等，而长江中下游和辽西的文明却衰落了。不过，中原文化却再度“复兴”，陕西、河南、山西等地重新成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推动者。
这些不同的文化起源和不同阶段的文明发展之间交互作用，互相影响，从而使语言、信仰和习俗等方面不断接近，最终构成一种“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态。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注，古人的努力可能要超出现代人的想象，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代史家，根据他们所能收集到的文献材料进行了创造性的综合，虽然有一些“想象”的成分，但亦非完全虚构。比如，中国人一般自称“炎黄子孙”，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国语·周语》，该文提出鲧、禹和夏人之后，以及姜姓之后，都是黄帝和炎帝的后代。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将黄帝列为五帝之首。而后来的帝王都是黄帝的直系子孙，由此，黄帝也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即文明历史开端意义上的开创者。
其实，司马迁将黄帝塑造为中华传统始祖的做法自有其价值的依据。在春秋时代，孔子与他的学生可能就已经开始讨论有关黄帝的传说。据《大戴礼》记载，孔子与宰我有过如下的对话：“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在孔子看来，黄帝是否真活了三百年并不重要，关键是生民得其利，而后世的人敬畏和接受其教化共三百年。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的长度是以他为人类所做的贡献来衡量的。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中的《黄帝纪》即是将上古中国的许多伟大的事功都归结到黄帝身上，因而赋予黄帝以特别的意义。
历史上中华文明区域内的其他民族，有时也会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比如辽代的契丹族就在描述他们民族历史的典籍中称自己是黄帝的子孙。这样的说法，也可以看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在民族观念中的体现。
虽然，对黄帝本人考证具有许多“想象”的成分，不过，在历史上也一直有人试图进行“实证”性的证明。如宋代学者邵雍《皇极经世》一书，大意在于运用《周易》中数的理论推究宇宙起源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规律。在该书中，邵雍说道，黄帝元年距今四千六百二十五年，书中还将尧元年称为甲辰年。据清末民初学者卢景贵考订，认为黄帝元年相当于公元前2357年。再据更久远的晋代学者皇甫谧所作的《帝王世纪》推算，尧以上共有五帝，历时341年。按照这个说法，黄帝元年应为公元前2698年，这一论断后来得到广泛接受。近代以来，随着民族观念的传入，“炎黄子孙”的观念，被用来激励国人团结起来，抗击外侮。针对西方人采用耶稣纪年的做法，许多学者提出了“黄帝纪年”，最著名的例证是1912年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虽然孙中山的做法有政治上的考虑，不过，将黄帝看作中华五千年历史的起源已经广为接受。
黄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关于他的事迹，尽管夹杂有许多神话传说和比附的内容，然而因为在中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中，以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由此确立了黄帝的开端性地位。
二 红山文化与“龙的传人”
如果黄帝是由众多的早期的杰出人物而逐渐凝聚的种族始祖，而“龙”则堪称是文化的图腾。
20世纪70年代，在内蒙古赤峰地区，一位农民在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发现了一块像钩子一般的石头，这块石头口闭吻长，上棱起翘，吻前伸上翘，身体如铁钩一般细长卷曲。不过，这件造型独特的石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直到20世纪80年代，辽宁省建平县出土了一批玉制品，经考古学家考证，这一批文物与十几年前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的文物属于同一时期的文明类型，并因发现地赤峰而命名为“红山文化”。在这批新发掘的文物中，其中有一件玉器十分罕见，出土后甚至引起了考古界和学术界的争论。这一玉器形似玉猪，却身形修长弯曲、首尾相连，体现出龙的特征，猪首含有獠牙，肥头大耳，与赤峰地区的石钩般的玉器颇有相似之处。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考证，这两件玉器均属于红山玉龙，是红山文化的重要见证。
其实，在红山的玉龙出土之后，一直有关于“龙”的考古发现。1987年8月，在河南省濮阳市的西水坡遗址发现了一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迹。在其中的45号墓中，发现了以蚌壳摆放的龙虎图案。龙昂首曲颈、拱背、体弯曲、长角、大眼、张口露舌、显齿、足端有四个至五个尖爪。这大约能说明当时已经有比较固定的龙的形象，而这件距今大约6000年的龙图案，也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在新石器时期的中晚期，大约距今6700—4000年的这段时间的不同地区考古发现中，龙的形象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虽然龙的头部形象各有不同，有的是人头，有的是猪头，也有类似马和鹿甚至鱼的头的，然而身上有鳞、体弯曲、有爪等核心特征却是一致的，这表明这种图腾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而在《史记》中，炎帝的出生，就被描述为其母游华阳时与“神龙首”相感而生。也因为龙在中国早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
龙不仅出现在考古发现中，也经常出现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在这些作品中所出现的“龙”既能行云布雨，又能飞沙走石，既有禳灾除祸的善行，又有作恶多端的劣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我们不乏龙的形象，人们熟悉龙的喜好和习惯，甚至熟悉它所生九子的各自不同的功能，屠龙术和叶公好龙的记载也早已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但龙却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早已无法确切对应的神兽。可是，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中国古人曾严肃地讨论龙是否真实存在：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 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蓄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 献之曰：“今何故无之？” 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物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在这段文献中，魏献子与蔡墨讨论何以不得见龙的原因，魏献子认为，或许是因为龙是最具有智慧的动物，所以人无法捕获而得见。蔡墨却认为，古代有专门负责豢养、驯育各种动物和神兽的职官，这类职官的功能世代相传，亦有相应的名号和姓氏。而豢养龙的职官因为失职，导致龙得不到精心的照料，故而隐匿，人便不得见。但是，蔡墨极其坚定地认为“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从上述对话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人确信龙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没人见过而已。以现在的眼光看，龙是人们综合不同动物的因素而糅合在一起，并赋予其非凡的“法力”。而这一图腾信仰在后世时间的磨砺中，龙的形象不断演变，其文化含义、思想意蕴愈益丰富，最终成为中华文明乃至华夏民族精神的崇高象征，逐渐成为整个中华文明的共同信仰和统一的意义符号。
三 二里头与“夏”
《论语·八佾》篇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在这里孔子说道，他对夏和殷商的“礼”虽然能言说，但并不能以杞国和宋国来引证，因为文献上的证据并不充分。这里所说的夏和殷，一般指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两个王朝，而在儒家的叙事体系中，夏、商、周也被视为是理想政治的范型，即所谓的三代之治。
但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夏朝是否存在却是饱受争议的，理由依然是缺乏足够的考古材料做证据。1928年，随着甲骨文的被发现，董作宾等人在中研院考古所的决定下开始发掘安阳殷墟，直至20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存在有了无可辩驳的依据，但是关于夏的存在，无论是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还是都城遗址，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杰出的历史学家杨宽和考古学家陈梦家，都否认了夏王朝的存在，他们认为关于夏的种种记载，无非是周人依据神话传说辗转演义而成，或者是从商朝的历史中分出来的。那么，大禹中断了禅让而将帝位继承给启的历史转折，还有荒淫的夏桀的记载难道都是后世的历史编纂者杜撰的吗？
为了解开关于中国早期历史上的种种谜团，徐旭生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走访二里头一带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为夏王朝的考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李学勤等专家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研究课题，试图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对地下地上文献进行综合研究，以确定早期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其实，有一处考古发现很大程度上为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线索，这就是二里头遗址。
夏文化的探索，与对二里头文化认识直接相关。后来称为二里头文化遗存的系列文明遗迹，1953年在河南登封玉村首次发现，1956年在郑州曾被称为“洛达庙期”。1958年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1959年豫西“夏墟”调查后进行了系统发掘，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得以确立。二里头遗址被视为是一处都城遗址，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已经可以看出有规划的都邑的意图。出土物品中存在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或其较早的部分属于夏文化，但近年来亦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晚期商代早期的都城，并不能确定无疑地断定其属于夏文化。
与夏文化相关的另一处考古发现是陶寺遗址。据古史传说，在尧活动中心地区的山西南部，考古研究者在襄汾陶寺遗址新发现了距今4300—4000年的大型城址，其中早期的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到了中期（距今约4100年），建成了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城内的东北部应为较有地位的人的居住区，这里发现了规模达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在这个基址上出土了一些陶制的瓦片和其他建筑材料。在出土的陶器表面，还发现了疑似文字的刻画，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文字。陶寺遗址中出土的以铜为原料的祭祀用品和日用生活用品，说明那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冶炼金属。陶寺的发掘最初也是作为夏文化的一个可能的遗存而展开的，但最近的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将其认定为尧都平阳。
临汾古称“平阳”，据史书记载，尧帝曾建都于此。而陶寺的种种发现又证实其曾经是一座都城。陶寺延续的时间是公元前2450—前1900年，尧的活动年代是公元前2100—前2000年。陶寺与尧都在空间与内涵上都有较高的吻合度。除了二里头和陶寺，1975年发现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有的学者主张该遗址就是禹都阳城，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该遗址属龙山晚期。从这一时期起，诸如河南禹县瓦店、巩义稍柴、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郑州小双桥，以及最近发掘的安阳洹北商城、河北邢台东先贤等遗址，都有学者指为夏商都邑所在。尽管这些均存在争议，然而，其对了解夏商文明的意义，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