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套装共10册，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豆瓣高分经典合辑，内容涵盖人物传记、历史、政治、心理学等。
包括： 《人的自我寻求》 《整体性思维：人类及其世界》 《欲望的演化：人类的择偶策略（最新修订版》 《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德里达传》 《认知：人行为背后的思维与智能》 《实现自我：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索罗斯传》 《炉边谈话》 《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部分摘录：
第1章 非洲国王[1] （1930—1942） 很长时间里，德里达的读者对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一无所知。他们仅仅知道他的出生年代——1930年，还有他的出生地——埃尔-比亚（El-Biar），即阿尔及尔的一个郊区。一些自传性的指涉文字确实出现在《丧钟》，特别是《明信片》里，但它们完全藏身于文本游戏，保持着彻底的不确定性，令人无从判断。
直到1983年，在《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杂志刊登的与卡特琳娜·大卫（Catherine David）进行的访谈中，雅克·德里达才第一次同意提供一些事实上的细节。他含讥带刺，隐含愠怒，词锋简练，就好像急于摆脱这些让他无奈的问题。
您刚才谈到了阿尔及利亚，对您来说那是一切开始的地方……
呵，您希望我说类似这样的话：“我出生于阿尔及尔郊区埃尔-比亚一个已归化的犹太小资产家庭，但是……”这有必要吗？我做不到，我需要帮助……
您的父亲尊姓大名？
好吧。他有五个名字，所有的家族名字和其他一些名字都隐藏在《明信片》里，他们本人有时都认不出来，这些名字常常不用大写，比如“埃梅”或者“勒内”……
您离开阿尔及利亚时多大年龄？
显然……我19岁来到法国。我从未远离埃尔-比亚。40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带着最初回荡在深处的沉闷声响。[2]
1986年，在法国文化电台的一期节目《雅克·德里达的快乐》里，他在同迪迪埃·卡昂（Didier Cahen）的对话中再次表示反对回忆生平，但也承认文字使人有可能触及这些问题。
我希望有一种可能的叙述。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我幻想有一天——不是讲述这份遗产，这些过去的经历，这个故事，而是从中至少形成一种叙述，在其他可能的叙述当中。但要做到这一点，我需要工作，需要冒险，而我直到现在还无能为力。要发明，发明一种语言，发明追忆的方式……[3]
渐渐地，对童年的暗示明显起来。1987年，在《尤利西斯留声机》（Ulysse gramophone）中，他提到自己出生第七日时取的秘密名字埃里（Élie）；三年之后，在《盲者的记忆》中，他提到因家人认可哥哥勒内的绘画才能而感到的“受伤的嫉妒”。
1991年，瑟耶（Seuil）出版社在“当代人”丛书出版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一书，这标志着一个转折：在书中，德里达本人撰写的《割礼忏悔录》从头至尾都是自传性的，而且在最后所附的“履历”里，德里达服从了他所称的“（自传）体规则”，尽管该书合著者杰弗雷·贝宁顿小心地形容说，这热情并非贯穿始终。[4]但在这里，童年和青年时期远非主要部分，至少从个人生活记录的角度来说如此。
从那时起，德里达自传性的文字越来越多。他在1998年承认：“在最近20年……以既虚构又非虚构的方式，用第一人称写作的文字越来越多了：回忆录，忏悔录，对忏悔之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思考。”[5]这些片段放在一起便形成了相当清晰的叙述，尽管有重复和缺失。它们是关于这一时期的无可估量的重要来源，也是可供我们以感性的方式仿佛从内部追述其童年的唯一来源。但这些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叙事（还需要提醒读者吗？）首先应作为文本来阅读。我们应该以对待圣·奥古斯丁或卢梭的《忏悔录》那样的谨慎态度接近它们。无论怎样，德里达承认，它们是事后对过去的重构，脆弱而不确定：“我试图在有记载的事实和主观参照之外，回忆我在彼时能够想到和感受到的，但这些尝试常常失败。”[6]
能够补充并印证这些大量自传性材料的真实痕迹可惜并不多。一大部分家庭资料似乎在1962年丢失，当时德里达的家人匆匆离开了埃尔-比亚。我没有发现阿尔及利亚时期的任何一封信。尽管多方努力，我仍未能接触到任何他上过的学校的档案。但我有幸搜集到四名亲历人对他早年的介绍：勒内和雅尼娜·德里达（Janine Derri-da）——雅克的兄长和妹妹，他的表妹米什琳·莱维（Micheline Lévy），还有他当时最亲密的友人之一菲尔南·阿沙洛克（Fernand Acharrok）。
在他出生的1930年，阿尔及利亚大张旗鼓庆祝法国征服一百周年。当时的法国共和国总统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在访阿期间着力对一个世纪以来“殖民及文明的令人景仰的成就”表示祝贺。这一时刻被许多人认为是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巅峰。第二年，在文森纳森林举行的殖民博览会吸引了3 300万名参观者，而同时超现实主义者们举办的反殖民博览会只取得了可怜的成功。
拥有30万居民、大教堂、博物馆和林荫大道的“白色阿尔及尔”就好像法国在非洲的橱窗。一切都试图让人联想到法国本土城市，从其街道名称开始：乔治-克莱蒙梭大街、加利埃尼大道、米什莱街、让-麦墨兹广场，等等。“穆斯林”或“原住民”——泛指阿拉伯人——略少于“欧洲人”。杰基将在此成长的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在政治权利和生活条件上都深为不平等的社会。各个种群毗邻而居但很少混杂，尤其是极少通婚。
和其他许多犹太家庭一样，德里达一家在法国统治前很久就从西班牙来到了阿尔及利亚。从法国殖民起，犹太人被占领者认为是潜在的助手和盟友，这使他们与此前一直混居的穆斯林拉开了距离。另一事件将加剧他们的分裂：1870年10月24日，阿道夫·克雷米厄（Adolphe Crémieux）总理签署了向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3．5万名犹太人集体授予法国国籍的法令。这并未阻止多年来反犹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蔓延。第二年，因《犹太的法国》（La France juive）而不幸著称的埃德华·德吕蒙（Édouard Drumont）当选为阿尔及尔议员。[7]
《克雷米厄法令》的后果之一是犹太人越来越多地融入法国生活。他们当然还保留着宗教传统，但仅限于纯私人的领域。犹太名字或者法国化，或者像德里达家族那样，被放在隐秘的第二位。他们不再说“犹太会堂”（synagogue）而只说“教堂”（temple），也不再说巴尔·米茨瓦（bar-mitsvah[8]），而说领圣体（la communion）。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德里达对历史问题颇为关注，他对这一变化十分敏感。
我见证了阿尔及利亚犹太主义的非同寻常的变化：我的曾祖辈在语言、风俗等方面还十分接近阿拉伯人。《克雷米厄法令》（1870）之后，在19世纪末，下一代人资产阶级化了：虽说这一代由于犹太人受迫害的缘故［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正如火如荼］几乎总是在阿尔及尔区政府的后院里秘密地举行婚礼，但我的外祖母已经像巴黎中产阶级那样养育女儿们了（学习巴黎16区的礼仪，上钢琴课，等等）。之后是我的父辈：他们中少有知识人，主要是或大或小的生意人，其中有些已经利用殖民形势成为法国本土一些名牌的独家代理。[9]
德里达的父亲，阿伊姆·阿隆·普罗斯佩·查理（Haïm Aaron Prosper Charles），又称埃梅，1896年9月26日出生于阿尔及尔。他12岁时进入塔舍酒厂做学徒，在那里工作了一生，就像他自己的父亲阿伯拉罕·德里达（Abraham Derri-da），也像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父亲，后者也曾经在阿尔及尔港口的一家酒厂工作。葡萄种植业在两次大战之间是阿尔及利亚的首要收入来源，其产量居全世界第四位。
1923年10月31日，埃梅与乔吉特·苏塔娜·埃斯泰·萨法尔（Georgette Sul-tana Esther Safar）成婚。后者出生于1901年7月23日，是莫伊斯·萨法尔（Moïse Safar，1870—1961）和福图内·泰米姆（Fortunée Temime，1880—1961）的女儿。埃梅与乔吉特的第一个孩子勒内·阿伯拉罕（RenéAbraham）出生于1925年。第二个孩子保罗·莫伊斯（Paul Moïse）1929年9月4日三个月大时夭折。时隔不到一年，后来被称为雅克·德里达的孩子出生了。他后来在《割礼忏悔录》中写道，这让他成为“珍贵而如此脆弱的闯入者，多余的人，在他人的位置被爱着的埃里”[10]。
杰基于1930年7月15日黎明出生在位于阿尔及尔高处的埃尔-比亚的一处度假屋。他的母亲直到最后一刻才中断牌局，那是她一生酷爱的游戏。孩子的主要名字大概来自电影《寻子遇仙记》（卓别林影片The Kid）中扮演主角的杰基·库根（Jackie Coogan）。行割礼时他还得到了第二个名字——埃里，但与其兄妹不同，这个名字不曾登记在身份档案上。
直到1934年，德里达一家除夏天外都住在城里。他们居住在圣·奥古斯丁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完美巧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忏悔录》的作者将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占据何等重要的地位。对这所父母居住过九年的房屋，他只有些十分模糊的印象：“幽暗的衣帽间，房子下面有一家食品店。”[11]
在下一个孩子出生前不久，德里达一家定居埃尔-比亚——阿拉伯文意为“井”，位于较富裕的郊区，孩子们得以自由呼吸。他们贷款多年买下一处简朴的房屋，位于欧莱尔-德-帕拉迪纳街13号。这所房屋在“阿拉伯聚居区和天主教墓地的边缘，安息之路（chemin du Repos）的尽头”，带一个花园。德里达后来将之称为果园，其意象为天堂，也指赎罪（Grand Pardon）及卡巴拉（Kabbale，犹太人对《旧约全书》的解释）传统中的圣地。
妹妹雅尼娜的出生伴随着一件家族中颇为著名的趣事，我们所知德里达最早说的一句话。当时祖父母让他进到房间，给他看了一个箱子，里面大概装着当时分娩用的必需品，并告诉他妹妹就是从那儿来的。杰基走近摇篮看了看婴儿，宣称：“我想让她回到她的箱子里去。”
五六岁时，杰基是个十分斯文的孩子。在家族庆典时他戴顶小草帽唱莫里斯·舍瓦利耶（Maurice Chevalier）的歌；他皮肤黝黑，常被称为“非洲国王”。在整个童年期间，杰基和母亲的关系尤为亲密。由乳母喂养到三岁的乔吉特对自己的孩子们并不十分温柔，也不擅长情感外露。但这并不妨碍杰基对她的热爱，就如同《追忆似水年华》里的马塞尔。德里达形容自己像个“大人喜欢用一点小事逗哭的小孩”，“直到青春期之前，每晚都喊‘妈妈我怕’，直到大人让他睡在父母旁边的长椅上”[12]。开始上学时，他把脸贴在学校院子的栏杆上哭泣。
我清楚地记得同家人和母亲分离的痛苦，记得在幼儿园里的眼泪与哭喊，还看到老师对我说话的景象。她说：“你妈妈会来接你。”我问：“她在哪儿？”她说：“她在做饭。”我于是想象在幼儿园里……有个地方妈妈在做饭。我还记得进园时的泪水哭泣，离开时的欢笑。……我甚至为了不上学装病，让大人给我量体温。[13]
这位后来写下《鼓膜》（Tympan）和《他者的耳朵》（L’oreille de l’autre）的未来作家被反复发作的中耳炎困扰，在家中引起很大的不安。他被带着到处看医生。那时的治疗方法很激烈，要用装着热水的橡皮球冲洗耳膜。有一次甚至提到切除乳突骨，这手术非常痛苦，但在当时很常见。
这时期发生了另一起严重得多的事件：比他大一岁的表兄让-皮埃尔在自己的住宅前被汽车轧死。由于误传，正在学校的杰基最先听说是哥哥勒内死了，这使他深受打击。这最初的丧亡对德里达影响很大。后来他对表妹米什琳·莱维说，他过了很久才明白自己为什么给两个儿子起名皮埃尔和让。
在小学，杰基是个好学生，除了笔迹太乱，被认为无法卒读，而且一直如此。“课间休息时，知道我是班里第一名的小学校长对我说：‘回去重写吧，没人看得懂你的字，到中学你能这么写，但现在可不行’。”[14]
在这所学校，大概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的其他许多学校，种族问题已十分明显：学生们当中多有冲突。仍然羞怯的杰基将学校视为地狱，感到自己是如此暴露在危险之中。每天他都害怕打架变成斗殴。“到处在爆发种族的和种族主义的暴力，反阿拉伯人、反犹太人、反意大利人、反西班牙人……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15]
在小学，小“土著人”还很多，到了中学大部分就消失了。德里达后来在《他者的单语主义》里写道，阿拉伯语被视为外语，可以学习但不加鼓励。阿尔及利亚的现实则完全遭到否认：给学生们讲授的法国史是一门“荒诞不经的课程，是寓言，也是圣经，是几乎无法抹去的僵化教条”。老师对阿尔及利亚的历史和地理只字不提，却要求孩子们能够“闭上眼睛画出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和纪龙德河口”，并背会“所有法国省会的名字”[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