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入侵印度河谷，当时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印度西北部的这个地区曾是一个堪与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媲美的文明中心地带。公元前2600—前1900年，印度河文明繁荣了半个千年，但之后却神秘地衰落、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近4000年的时间里都不为人所知。直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印度的考古学家才发现了它的遗迹。今天，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挖掘之后，有人认为这里是印度文明的开端，它的出现将南亚次大陆的文明史开端整整向前推移了1500年。印度河文明地区曾拥有同时代最繁荣的城市文化，与波斯湾地区进行着活跃的海上出口贸易；甚至拥有可与20世纪相媲美的街道规划和排水系统，包括世界上第一个厕所；而该文明最大的疑团——晦涩难懂但颇具美感的书写系统——仍旧在吸引着无数学者竭力破解……
作者介绍
安德鲁•鲁宾逊，剑桥大学访问学者，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员，著有近25本关于艺术和科学的书籍，为《当今世界考古学》《柳叶刀》《自然》《科学》等杂志和学术期刊撰稿。其著作包括:《失落的语言：世界未破译文字之谜》（2009）、《地震:自然与文化》（2012）、《印度简史》(2014)。
部分摘录：
工艺美术 与建筑相比，学者们对印度河文明的工艺美术品了解得相当多。印度河文明的工具、金属制品、有雕刻的石制砝码、珠宝、贝壳和硬陶手镯、陶器、雕塑和印章，考古学家不仅在考古发掘层面对它们很熟悉，还通过技术分析和实验仿制推断生产它们可能需要的步骤。这些物品或许比印度河文明的建筑与水利工程更能说明这个古老的文明有多么成熟复杂。
即便如此，未解之谜仍旧存在。最令人费解的就是，留存至今的美术品和手工制品，无一例外，尺寸都不大。比起尺寸，印度河文明的艺术品更重视工艺水平和技术含量，这从那些雕刻精巧的印章上就能看出来。用惠勒充满洞察力的话来说，这些印章“具有不朽的力量，一方面，这种力量与其娇小的体量完全不成正比；另一方面，正是其载体凸显了这种力量”。[1]在整个印度河文明中，完全没有任何壁画、建筑装饰或真人大小的雕塑的痕迹，这与古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河雕塑中最有名的一个是“祭司王”，这件皂石半身像的高度只有17.5厘米。或许大型雕塑是用易朽的木头雕刻的，但如果是这样，雕塑的底座或者其他形式的碎片总应该能保存下来。所有留存下来的印度河物品中最精良的——无论是工艺角度还是美学角度——是珠宝上那些有精巧钻孔的宝石珠和那些印章，二者也都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但是，为什么当时的艺术家和工匠看上去坚持“一种对小型艺术品的偏好，而对等身大小的艺术品不那么喜爱，这是个谜”，戴尔斯在20世纪80年代如是说。[2]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满意的答案。
许多印度河文明工艺看上去是在成熟期前由梅赫尔格尔及周边地区的工匠们发明的。梅赫尔格尔出土的年代最晚的陶器中，有一部分陶器名为“费兹·穆罕默德灰陶”（以其在波伦山口的出土地点命名），与此后在印度河城市中生产出来的任何陶器并无二致。梅赫尔格尔本身已经产生了用来加工珠子和各种半宝石饰品的微型钻和其他钻孔工具；那里出土了一枚穿着铜芯的青金石珠，里面的铜芯可能就是生产过程中废弃的钻头。
印度河文明的工具大部分是由石头制成的，原材料主要是一种品质极高的灰褐色燧石或角岩，来自印度河对岸、摩亨佐—达罗东部的罗赫里丘陵（Rohri Hills）中一处古老的石矿。为了敲击石核、将其塑形，要用到数种不同的工艺，其中最有效果的或许就是反向间接敲击（inverse indirect percussion）。操作时，将一个尖端安有鹿角或金属的木桩牢牢地扎在地里，把需要加工的石核以特定的角度抵在木桩尖端上，再用木锤或鹿角锤击打石核，这样木桩的尖端就可以从石核上卸下一条长且边缘平行的石刃。由此，一个燧石石核可以很快产出数片石刃。这种工艺是印度河谷和印度半岛独有的，印度西部肯帕德（Khambat）的玛瑙珠生产中心依旧在使用这一技法。
但是，还有一些工具是由金属制成的，原材料是铜或者青铜。虽然不是铁器，但这种金属工具要到公元前两千纪才会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铜可能是从许多不同地方获得的，包括波斯湾的阿曼和印度的阿拉瓦利山脉。令人惊讶的是，印度河的青铜锯的坚硬程度肯定可以媲美现代的钢锯，因为它们在切割贝壳上的表现并不逊于现代钢锯。尽管印度河文明的锯子没有保存下来，克诺耶仍旧通过分析印度河作坊里贝壳碎片上的锯痕重建了印度河锯的基本形状。他记录道：“印度河锯薄且布有锯齿的边缘长而弯曲，与现在孟加拉人制作贝壳手镯时所用的锯[3]很像。”[4]但有趣的是，印度河文明的刀和长矛却并没有用上同样高水平的技术，金属刃身上并没有用脊线[5]强化以满足军事效能需求。印度河文明大规模生产的标准化物品上，大致都能看到同样粗糙的工艺；在帕尔波拉看来，这些物品“有时候相当不好用”，而且“工艺改进方面几乎没做出什么努力”。[6]鉴于印度河工匠在技术要求更高的制造业中展现出相当的工艺水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有缺陷的制造工艺，也是个谜。
很明显，标准化的石制砝码并不符合上述“工艺粗糙”的情况。这些砝码由有纹路的燧石、玛瑙或有色碧玉制成，为立方体或截去顶部的球体。它们制作精准，经过精心打磨，并且相当成体系（可惜的是上面没有雕刻印度河字符，无法帮助解读印度河文字的数字系统）。印度河的重量体系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使用的重量体系不一致，在古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体系为印度留下了卓越的遗产：它为公元前7世纪出现的印度最早的铸币提供了重量标准；它与公元300年前后建立的最早的恒河王国（孔雀王朝阿育王的统治就在这些王国之后）的重量体系完全一致；而且，在公元后的第三个千年，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传统集市上，这套重量单位依然用于称量少量物品。
重量的基础单位可能是一个小小的黑红色种子，名为“ratti”，是相思子（Abrus precatorius）的种子，现在会用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首饰上。相思子种的平均重量大约是0.109克，八颗相思子种的重量等于已知最小的印度河砝码的重量，也就是0.871克。以此为基础单位，一套印度河砝码中头七枚的重量成公比为2的等比数列，即按照1∶2∶4∶8∶16∶32∶64的重量比排布。最常见的砝码重13.7克（即约等于16×0.871克）。头七枚之后，重量系统就从二进制切换为近似十进制，砝码的重量比变成160∶200∶320∶640，再突然增长到1600∶3200∶6400∶12800（就是二进制的数十倍数）。克诺耶记录道：“摩亨佐—达罗遗址中发现的最大的砝码重达10865克（大约25磅），差不多是一颗相思子种重量的100000倍。”[7]
测量长度用的刻度尺也有出土。现存四把已知的尺子中，一把出土于卡利班甘，由陶土制成；一把出土于洛塔尔，由象牙制成；一把出土于哈拉帕，是把铜尺；还有一把出土于摩亨佐—达罗，材质是贝壳。这些尺子的最小刻度单位大约是1.7毫米，上面也标记了更大的刻度：洛塔尔的尺子上是17毫米和33.46毫米，摩亨佐—达罗的尺子上是67.056毫米（也是目前已知的最大单位）。值得注意的是，17毫米[8]与《政事论》中记载的传统长度单位17.7毫米十分接近。《政事论》成书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4世纪，是印度的“经济学”经典。
根据推测，包括建筑师和木匠在内的许多门类的工匠都会用到尺子。木材被广泛用于砖制建筑、运输及其他物品中；砖制结构上留下的用来安装支柱的孔槽，印章图像中的木船，安有实心木轮的陶制牛车模型，还有木工活不可缺少的斧子、凿子、锯子等工具，都能说明这一点。可惜的是，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木头没有留下任何样本。雪松和热带硬木（hardwood）最有可能用于搭建建筑、制作家具。雪松指的是喜马拉雅雪杉（Cedrus deodara），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脉，可能通过印度河及其支流运送到印度河城市中。硬木则有可能是印度黄檀（Dalbergia sissoo），也被称为“sisu”或“sheesham”，依据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文献中对美索不达米亚从美卢哈进口的“mesu wood”的记载，这个名词看上去指代的就是印度黄檀。因为印度黄檀的心木可防白蚁，因此在印巴两国旁遮普地区，它依旧被用于制造门、窗和家具（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和印度旁遮普邦都以印度黄檀为省树/邦树）。
遗址中出土了许多尺寸各异的砖头和石头，上面有沟槽，可能是织布机的配重。尽管没有发现织布机的图像，但从砖石配重判断，木头肯定也用于建造织布机。织物在印度河文明中一定是广为传播的，尽管目前只有唯一一块布料保存了下来：由棉花纺成，用茜草染成了红色。不过在其他材料上，留下了多例不同品级的布料的痕迹，例如，泥印背面粗麻布的印痕，一片陶片上麻布的印迹，铜器把手上绕着的线的痕迹，以装满沙子的袋子为模具的彩陶器的内壁[9]，还有印在一个玩具床上的、由精纺线密织的布料的印痕。克诺耶提出，织毯的间接证据是“与众不同的黄铜—青铜（copper-bronze）小弯刀，它们的功能与现在切除绒头地毯上的绳结用的小刀十分相似”。[10]
印度河首饰上的珠子材质各异，除了各种半宝石外，还有金属——金、银、铜——以及贝壳、象牙、皂石和陶土。令人惊讶的是，虽然青金石和绿松石在印度河文明区域颇有价值，而且很早就有相关贸易，但它们并不是印度河制珠工匠使用的主要原料。工匠们喜欢质地更硬的宝石，例如光玉髓、玛瑙、玉髓和碧玉，因为它们可以保持很高的光泽度，与较软的青金石和绿松石正相反。红色光玉髓（其红色由氧化铁、赤铁矿和针铁矿带来[11]）尤其受到印度河先民的偏爱，他们把黄色的玉髓放进有牛或羊排泄物的罐子里，盖上盖子并加热，由此获得红色光玉髓。不过，青金石和绿松石的青蓝色与黄玉髓的红色也可以仿制，前者通过给彩陶珠上蓝色实现，后者则通过在赤陶珠表面涂红颜料实现。人们佩戴这种陶珠串成的腰带或项链时，陶珠发出的清脆叮当声很像真的光玉髓珠，而它们所需的人工比光玉髓珠少得多（自然也便宜得多）。克诺耶推测，“在现代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人们常在诗歌中用首饰的声音传达官能美，而珠子和手镯在碰撞中产生的叮叮当当的声音，或许与印度河首饰引起的视觉象征意义同等重要”。[12]
阿拉迪努出土的珠宝储藏罐中，发现了一条真光玉髓珠串成的腰带或项链，是目前为止仅有的保存完好的三条光玉髓珠带之一。它由三十六枚钻过孔的长光玉髓珠串成，中间夹穿有青铜饰片。1976年的一个大雨天，瓦尔特·费尔瑟韦斯（Walter Fairservis）在一个陶罐中发现了它。这条带子被紧紧地缠起来放在陶罐中心，周围塞着2—3条银珠串成的多股项链，八卷银线，十五枚玛瑙珠，一枚缠金线的铜珠，还有一堆金块和金首饰。为什么它们被埋在地下？这个储藏罐跟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出土的很像，故而这堆宝物可能是一位古代金匠的所有物。但这看上去不太可能，因为与这两个城市相比，阿拉迪努太小了，一个金匠不太可能在此定居。费尔瑟韦斯的同事克诺耶推测，这堆珠宝饰品可能是“一位女性或她的家庭继承来的，为了妥善保管而将它们藏了起来”——并且再也没有取出来，其中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13]
克诺耶和他的合作者对有孔光玉髓珠的制造工艺进行了详细研究，古代和现代（肯帕德）的工艺都包含在内。核心工艺零件是细长的柱状钻头，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多拉维腊和强胡—达罗等遗址均有大量出土。钻头由一种稀有的变质岩制成，这种石头经过加热，可以产生一种主要由石英、硅线石（sillimanite）、莫来石（mullite）、赤铁矿（haematite）和二氧化钛构成的人造材料。克诺耶将这种材料命名为“厄内斯特石”（Ernestite）以纪念欧内斯特·麦凯，后者于20世纪30年代在强胡—达罗首次发现了这一材料并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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