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这本书是米歇尔·渥克继《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之后的全新力作，致力于推动我们与风险进行一场全新的对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框架，帮助我们刷新风险认知，升级风险应对方案。书中以世界各地引人注目的风险故事为素材，结合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观点和经过验证的实用策略，挑战了人们对待风险的刻板态度，展现了“风险人格”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健康的风险生态系统如何支持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以及风险同理心如何帮助我们解决人生中的冲突与危机。
作者介绍
[美]米歇尔·渥克，她创造了“灰犀牛”这个词，提醒人们注意显而易见的风险。她颇具影响力的个人专著《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影响了金融市场，塑造了世界各地的政府政策和商业战略，并激发了一个受欢迎的TED演讲，将这一观点扩展到了个人问题。她曾被授予世界经济论坛青年领袖和古根海姆学者奖等荣誉，并在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国际政策研究所和《国际金融评论》杂志担任领导职务，曾多次给《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撰写文章。
部分摘录：
最大的风险是停滞不前 我认识的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说明了意识到自己的风险指纹可以帮助你做出重要的改变，帮助你面对不确定性并茁壮成长。当只有20多岁的时候，梅根和马蒂·巴蒂亚就成立了几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为简陋的社区带来了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包括供应、建筑和经纪业务。他们有14名员工，在芝加哥时尚的西环区拥有一处漂亮的办公场地。
但2008年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崩盘来袭。他们大量举债，发现自己的债务几乎是其资产价值的2倍。马蒂的业内导师举枪自尽。有一天晚上，他们在街上停下来帮助一个看起来很痛苦、手上戴着多家医院手环的人。当市场崩溃时，这个人损失了10万美元和他的餐馆，因此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其实他并没有惨到像马蒂那样欠了100多万美元的债务。与此人的交流还是有作用的，梅根说：“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们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为我和马蒂拥有彼此，我们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在街上遇到的那个人却是一个最近才让自己负债的人，他失去了一切，而且没有支持他的人。”
梅根和马蒂在家人的帮助下顺利渡过了难关，通过重新谈判减少了债务。梅根在另一家公司做房地产销售，马蒂创办了一家技术服务公司，并专注于他们所感激的事情。他们避免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破产。随着经济复苏，他们的生意也复苏了。30岁之前，他们就感觉仿佛经历了七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感到被困住了。他们的房子比他们想象中要贵，他们担心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他们的双胞胎在2015年出生后，他们就开始担心传统的养育孩子的方式在未来不会成功，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终于，他们在2018年底决定卖掉房子和里面的一切，并开始花一年时间和双胞胎一起环游世界。他们想不出更好的方法来教育这对双胞胎在新的情况下要对自己有信心。梅根在林肯公园的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说：“若在过去，失去家园的想法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当时他们正准备出发环游世界。马蒂反驳说：“现在，拥有一套房子的想法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他们住在巴西、智利、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美国的夏威夷和澳大利亚。他们本打算在澳大利亚多待一段时间，但悉尼周围野火肆虐，空气质量很糟糕。当新冠大流行时，他们缩短了旅行时间，继续前往新西兰，在那里他们找回了自我。当我们也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大约六个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多数人看来，他们的决定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努力，但这却让他们留在了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梅根说：“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最担心我们错过为孩子上学做些什么，但是我们的孩子已经入学六个月了。”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活似乎充满了高风险，但是他们没有身处美国时面临的那种担忧，比如校园枪击案。马蒂说：“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学校和医疗保健感到紧张。我们在前六个月经历了很多痛苦，不断地问自己做的是否正确，直到我们的孩子开始向我们展示他们成长的速度有多快，他们的适应能力有多强。”令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在所有的不确定性中，他们的家人生活在一个为他们的双胞胎奠定了情感基础和安全保障的地方，并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种未来。马蒂说：“我们拒绝做的一件事就是释放恐惧。恐惧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让你认识自己，但这不应该是让它施展的理由。”
梅根说：“与那些有固定的生活习惯或一成不变的普通人相比，我们更能创造自己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创造就是一切，这是我们对未来的诠释——我们是想把它投射到一个时刻感到恐惧的地方，还是想把它投射到一个脚踏实地、让人有安全感的地方，并且知道我们可以应对突发事件。”
当我们在2020年夏末交谈时，他们正住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在那里他们用马蒂的数字技能换取了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但他们已经提前考虑该项目何时完成，以及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可能是哪里——有可能是哥斯达黎加，也有可能是葡萄牙。
梅根和马蒂·巴蒂亚可能会让很多人的风险雷达失控。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风险安全网，减少了他们的决定带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使他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更加自在。他们拥有数字技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在做人生决定时，他们首先专注于目标和学习。他们在看似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建立了安全保障。他们掌握了自己的未来，但也留下了充足的不确定性空间。他们依靠支持他们的朋友和家人作为后援团。他们正在教他们的孩子如何在不确定性和变化中茁壮成长，并学会聪明地冒险。
即使是我们当中最厌恶风险的人也能从马蒂和梅根身上学到东西，他们权衡了风险，从成功和失败的人身上学到了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就自己想要选择的方向以及如何协调进行沟通。在他们的婚姻中，他们不得不协商从各自角度看到的风险，特别是当马蒂正在推动超出梅根所能接受的更大风险时。他们成长于截然不同的家庭，有着截然不同的风险教育传统：马蒂有一位酗酒、懒散的爱尔兰裔天主教母亲和一位成就卓著的印度裔医生父亲，梅根有一位全职母亲和一位陆军游骑兵出身的律师父亲。马蒂是街头那个顽皮的孩子，梅根的家人住在芝加哥郊区的一个普通社区，还收留了国际学生。但他们通过共同专注于自己的人生目标解决了风险差异，正如领导力大师史蒂芬·柯维所说的，他们有了一个好的指南针，而不仅仅是一张好地图。梅根说：“我们都认为保持不变是我们能做的最冒险的事情。未来日子最苦的人将是最为顽固和一成不变的人。”
这些原则不仅与我们每个人相关，而且与企业、组织和社会相关，正是这些企业、组织和社会将我们凝聚在一起，锚定了我们谈论和管理风险的方式。在一个情感似乎常常盖过理性的世界里，它们是一种强大的情感打击。它们有能力在那些凭直觉做出风险决定的人和凭头脑做出风险决定的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为什么风险关系很重要 如果参与其中的人不能协调他们对风险的态度，那么关系可能会和谐，也可能会崩溃。你会和酒后驾车的人或者蔑视交通法规超速驾驶的人同行吗？如果有人坚持要你做你觉得不安全的事，那么你还会花时间和他在一起吗？当一些朋友或同事无视戒掉吸烟、酗酒或赌博等自我毁灭的行为时，你会怎么做？
在商业领域，不仅是天赋或技能造成了差异，性格往往在风险判断中体现出来。商业伙伴关系破裂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个性冲突。这往往与不同的企业愿景重叠，风险态度是两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中，风险敏感度和经验的不同会影响团队协作程度，以及管理层如何处理艰难的选择，比如是否要在安全、法律和股东资金方面冒很大的风险，这些是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行为背后的主要驱动力。关于糟糕的企业风险决策的头条新闻似乎永远不会停止：违规排放、交易失误、丑闻不断。但这些问题远比因为困境而上头条的公司本身要严重得多。
铺天盖地的新闻和社交媒体资讯提高了公众应对风险的意识，以及我们可能持有的误解。新技术给那些控制它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同时也把其他人甩在后面。随着结构性变化动摇了工作的未来，越来越少的人将朝九晚五的工作视为安全的保证，越来越极端的气候威胁着家庭、社群和企业。
潜在的全球灾难风险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势不可当，以至于许多人对此视而不见。我们的反应在过度保护自己免受某些风险、忽视其他风险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可疑风险之间摇摆不定。这些紧张关系只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而加剧。我们对风险的无视正在扩大当今一些最危险的全球断层线，尤其是不平等加剧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粹主义浪潮。在政治动荡、经济痛苦和全球秩序崩溃之际，人们不知所措，他们感到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越来越弱。
新冠大流行只会让这种微妙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正如我们所知，一种看不见的病原体潜伏着，人们对它知之甚少，这已经颠覆了我们的生活。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各国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应对，这与其领导人和公民如何看待风险密切相关。在政府权威性薄弱或缺失的情况下，个人对自己和他人面临的风险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进而导致危险增加或降至最低。决策者和企业以及每个人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戴不戴口罩、是否保持社交距离、是否命令人们待在家里以及是否遵守相关规定，都影响到每个人的安全。拒绝采取预防措施成了向对抗病毒和努力遏制疫情的人发出的挑衅声明。
但不确定性现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希望，就像人们说的，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许多人已经看到，当政府和公民没有意识到明显的危险并采取行动防止或至少将损害降至最低时，情况可能会变得多么糟糕。
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所做的风险决策影响着企业和经济是创造、创新和繁荣，还是墨守成规、低迷和衰败，它们可以塑造消费者信任或不信任企业的环境。社会鼓励或禁止的冒险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创造或摧毁财富，支持圣人、江湖骗子、独角兽或庞氏骗局。如此多的政策本质上都与风险有关：税收、教育、法律法规、医疗保险体制、社会保险、移民、基础设施和技术。而且通常情况下，由于政府应对风险的政策要么推进过多，要么判断过少，风险这个“金发姑娘”往往令人难以捉摸。
我们在工作方式、为谁工作、变化速度以及做出工作决定的方式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将使每个人更好地理解为何风险变得更加重要——无论我们是“为人工作”，还是在零工经济中工作，是领导企业还是投资企业。随着工作场所安全网络的萎缩，越来越多潜在的全球危机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控制，风险关系中的公共危机一直在增长。当我们周围的人误判了自己和他人面临的风险时，糟糕的风险素养很难分辨出威胁有多大或有多大的可能性，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更难保护自己。
西方式“直升机父母”或者家庭保姆笼罩在软垫操场的孩子头顶上。虽然X世代（1965—1980年出生的一代人）和更早一代的美国孩子或多或少有些散漫，但今天太多的父母对他们的孩子施加了更严格的管束，试图保护他们免受任何可能的风险。大学生则要求“安全的空间”，以远离情绪困扰或冒犯的可能性。
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人们对专家和政府的下意识反应。政府和专家都看到了公众对自己的信任度大幅下降。科学已经被反疫苗接种者和否认气候变化的人取代，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是有风险的，以便为自己创造一种错误的控制感，这也给其他人增加了风险。
即使有些人做出危险的风险决策以试图挑战不受欢迎的现实，但结果总是徒劳的，而另一些人则渴望他们可以控制积极的风险体验。这催生了新的和不断增长的商业趋势：极限运动和其他高风险活动、模拟囚禁的“密室逃脱”、模拟风险的暴力视频游戏，以及颂扬风险的媒体。[6]
许多观察人士批评了对于限制风险过于热心的努力，并抨击以技术取代现场体验的方式。他们提出，这种文化转变是我们自愿选择对风险的新型痴迷的背后原因，而且我们对此有更多的控制权。
西方社会一直在努力控制某些类型的风险，而任由其他类型的风险泛滥，以至于我们剥夺了下一代人准确感知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在一个越来越不确定的世界里，太多的人已经失去接受这一事实的能力，即在大多数事情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陷入一种错误对待风险的有害关系之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系统性风险被忽视的社会里，风险被舒适取代。荷兰建筑师和城市理论家雷姆·库哈斯在2016年告诉《卫报》：“如果人们能从中学到什么，那就是风险对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社会仍然至关重要。”他说的是尼日利亚拉各斯混乱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美观和功能。[7]在库哈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对于建筑和社会中风险规避倾向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推崇越轨和不完美在培养创造力和人的能动性方面的作用（塑造结果的力量）。随着技术改变人类行为和社会，这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
仅仅谈论某个具体的风险或多个风险是不够的。现在是时候真正了解风险本身的性质，以及个人、组织、社群、国家和社会应对风险的方式了。我们也无法在一个复杂的跳跃性和反馈循环中将关于我们个人喜好的对话与关于塑造我们的文化和关系的对话区分开来，即使我们在塑造它们时也是如此。我们的文化、社会以及强化其价值观的制度会影响我们处理风险的方式。反过来，特别是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会影响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