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 本书首次将“人单合一模式”提炼升华为“海尔制范式”，并且首次对海尔制的逻辑体系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海尔制想让每个人都可以在企业组织中独立创造，为每个小微和创客提供一个可以自我试错和探索新物种的平台，再通过重塑组织结构将组织绩效、员工自我实现和用户个性化需求有机融合，追求共创共赢的生态红利。全书共分为5个部分，全面跟踪了海尔成长的历史全景，系统阐释了海尔新提出的生态战略及其哲学体系、组织架构、实施路径和赋能体系。
● 海尔制是继福特制、丰田制之后管理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管理革命，引领引爆物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与管理范式。
在过去，全世界的企业都在学习以效率为中心，通过标准化流水线来提升组织有效性的福特制，追求快速推出单一的、低价的产品，或是学习以柔性制造、精益生产来提升组织应变性和敏捷性的丰田制，追求快速推出多样的、低价的产品。但这些管理制度已经不再适用当下万物互联的数智时代，现在人们追求的不再是低价，而是个性化定制和优质的用户体验，员工也不再安于追求经济报酬，而是价值创造和自我实现，海尔制应运而生，它顺应时代趋势，是面向未来的生态管理范式的新形态。
中国工信部旗下媒体《中国电子报》认为，人单合一管理模式必将成为新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
● 人单合一模式正引领世界管理潮流，我们正在证明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可以成为走向世界的管理模式。海尔探索的物联网模式，是“换道超车”，从传统产品经济模式和互联网电商模式的“道”换到物联网生态圈模式的“道”。物联网时代在人类进化史上如何定位未为可知，但可以明确的是，物联网时代的企业必须变成生态圈，物联网时代的组织必须变成自组织，物联网时代的管理必须变成人单合一。
作者介绍
胡国栋
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管理哲学与组织理论研究。
曾任海尔集团海尔模式研究院副院长，现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哲学与组织生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哲学专委会副会长，博鳌新儒商书院“儒商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委，《中国工业经济》《南开管理评论》等期刊匿名评审专家，《管理学报》“中国企业家管理思想”专栏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哲学研究》《清华管理评论》《中国工业经济》《中国软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近30篇，在管理哲学、商业模式与组织转型等领域具有丰富的培训与咨询经验。
部分摘录：
世界史视域：物联网在重新定义时代 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人们在短短的200多年里积累了远超过去一切世代总合的物质财富。但两次世界大战也让人类反思工业化的弊端。早在20世纪70年代，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就高呼“后工业社会” (4) 的来临，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工业发展以及工业企业的运行逻辑似乎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只不过是在不同区域空间上不断发生产业链的转移——从美国，到欧洲各国及日本，到中国，再到亚洲其他国家及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但进入21世纪之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云计算与物联网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使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深层次的利益矛盾逐渐凸显，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类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借鉴《瞭望》新闻周刊里的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世界经济重心在变，从北大西洋向太平洋迁移；世界政治格局在变，变为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全球化进程之变，其主要推动力量正面临重组；科技与产业之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之变，新兴国家正在成为重要角色。 2 这些变化极大地增加了商业世界的不确定性并改变着传统的商业模式，其间最根本的影响力量是以物联网与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
1999年，“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Kevin Ashton）首次提出了“物联网”的概念，但物联网产业一直不温不火。物联网的英文名称是“Internet of Things”，简写为IoT。与互联网相比，其核心特征是“万物互联”。物联网继计算机、互联网之后带来了冲击商业社会的世界级信息技术革命。物联网技术为企业带来的一种基本变化是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进而影响企业内部组织形式以及企业与外部市场的关系边界。互联网旨在通过技术手段搭建虚拟平台，建立人与人、人与服务之间的联系。例如，人们在电脑上浏览网页时，需要通过鼠标点击的方式，才能实现信息的自动跳转和串联。而物联网却大大不同，它是由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协同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智能识别、即时感知、数据采集、普适计算的融合应用，自动实现万物互联。在物联网时代，每个人、每个物体都是生态圈神经系统中的一个节点，这也意味着信息孤岛终会消失，人们几乎能够从任何物品及其联网数据中获得可推动人们生活发生变化的有价值的信息，市场和用户需求可以被有效分析和及时感知。“物联网帮助人类重新融入复杂的生态圈，在不损害地球生态关系的情况下大大提高生产率。” 3 因而，物联网是改变人类经济生活的颠覆性科技，会对人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摧枯拉朽之力重塑企业经营者的管理哲学与战略选择。
2015年1月，谷歌董事会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在瑞士冬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发言引起巨大反响。有人问他对互联网未来的看法，他不假思索地说道：“我的答案非常简单，互联网将会消失。”当移动互联网的创新遭遇天花板时，人们重新认识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物联网才是真正的颠覆力量所在。在世界范围内，信息科技公司率先布局物联网战略，如通用电气的“工业互联网战略”、思科的“万物互联战略”、IBM的“智慧星球战略”以及西门子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战略”。
2016年6月26日，张瑞敏出席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在和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先生交流时，张瑞敏谈及施瓦布先生的一本书《第四次工业革命》，重点探讨了其中第三章“颠覆性影响”中的“企业：不改变就灭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即物联网科技，近年来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网络、传感器等技术，无一不是物联网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本次论坛，2016年被视为“物联网元年”。论坛交流结束后，施瓦布先生送给张瑞敏一本亲笔题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中写道：“致我一直尊敬的张瑞敏先生，在您这样杰出的领导力之下，我们共同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海尔堪称传统大企业，却一直在转型之中，您成功地抓住了互联网、物联网以及网器这些新时代科技产物的价值，从而让海尔的价值链不断往上攀升，保持企业持续繁荣。”正是由于张瑞敏带领海尔进行的这种空前的企业转型探索，以及中国其他卓越企业的努力，与中国企业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或是错失良机或是模仿跟随不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企业已然走在了世界物联网经济的前沿。
早在物联网时代到来之际，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了物联网时代到来的深刻影响。2016年9月26日，在海尔全球创客峰会上，张瑞敏做了题为“人单合一机制驱动下的物联网时代引领者”的演讲，提出“要么海尔成为物联网的引爆、引领者，别人跟在海尔后面；要么别人引爆物联网，海尔只好跟在别人后面”。2017年9月20日，在首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张瑞敏以“创建物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人单合一”为题发表演讲。2018年9月20日，在第二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张瑞敏以“首创‘三生’体系，率先引爆物联网范式”为题发表演讲。2019年1月16日，在海尔集团创新年会上，张瑞敏进一步以“为人单合一成为世界级物联网模式而努力”为题发表演讲，并明确提出了“2019年人单合一成为世界级物联网模式”的明确目标。
张瑞敏在第二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物联网已经在重新定义时代。企业经营的物联网范式是时代的产物。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是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是内燃机和电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动力是互联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就是物联网。物联网是在移动互联网之后的下一个重大经济活动，万物互联正在创造着上一代互联网所无法比拟的巨量市场空间。 物联网不只是硬件层面的互联互通，而且是企业以硬件为入口实现的与用户的持续互动。在与凯文·阿什顿的交流中，张瑞敏指出，物联网最重要的是“用户传感器”，而非“产品传感器”。张瑞敏在第二届人单合一模式国际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物联网到现在都没有做起来，特别是中国一些企业走进了误区，就是因为只注重‘产品传感器’功能。”如果没有用户传感器，企业不知道用户是谁，则无法持续深度挖掘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2017年11月10日，“物联网之父”凯文·阿什顿在探访海尔后，指出他到访过很多企业，还没有见过像海尔这样做好了准备迎接物联网时代的企业。阿什顿认为，物联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众多的传感器。以用户为传感器的海尔，随时可以接收到用户传递出来的情感，用户和海尔一起，把海尔的产品与用户的使用场景融合起来，而这才是凯文·阿什顿心目中真正的物联网。
物联网真正的颠覆性力量在于，它引起了互联网之后万物互联的一场连接革命，数据成为企业经营的战略资源和信用凭证，是企业降本增效和价值创造的新引擎。物联网使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实现耦合，物理实体的状态可以被追溯、分析和预测，物质实体因此具有了智能化和生命化特征，从而为个性化、场景化和生态化的商业模式提供了物质与技术条件。与互联网相比，“物联网不再以人作为唯一的连接中心，物与物的自主互联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传递内容的客观性、实时性和全面性”。 4
物联网使数据具有了新的属性并改变了商业运行的基本逻辑。
第一，物联网创造了实时的、无感交互的隐数据。物联网改变了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触点有限而导致的获取数据的碎片化与非连续性，信息的互联互通不再依赖于人作为中介，从而释放了人的精力，并使之可以多端口、分布式地同时“在线”，为使用权重于所有权的分享经济提供了技术条件。
第二，物联网创造了个性化的全面、立体的小数据。物联网使企业可以随时获取用户的许多被动数据，如小米手环可以在尊重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获得用户的睡眠状态信息。这样，企业就可以立体、全面地了解用户需求，进而通过柔性生产线和智慧供应链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这意味着智能互联工厂的崛起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界限的模糊化，共创共享的生态型企业成为物联网时代的新宠。
第三，物联网创造了动态迭代和体验导向的流数据。物联网可以动态地捕捉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状态，“器物网器化、硬件软件化”，使消费者购买的不再是既定的单个产品，而是基于场景的不断迭代升级的整体价值体验， 5 产品将被场景替代，并成为场景的构件，由此推动个性化、场景式体验经济、共享经济和社群经济的快速到来。
2018年的第一季度，海尔、华为与阿里巴巴三家中国领先企业，同时把企业经营的战略方向锁定物联网。2018年1月6日，在海尔集团创新年会上，张瑞敏的演讲题目是“生活X.0：定制物联网时代的美好生活”。该演讲指出，海尔探索的物联网模式与传统的依托于电商平台或社交平台的商业模式，导向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海尔称之为换道超车，就是要从传统产品经济模式和互联网电商模式的“道”换到物联网生态圈模式的“道”。2018年3月28日至29日，以“驱动数字中国”为主题的“2018云栖大会·深圳峰会”召开，阿里巴巴在峰会上宣布全面进军物联网领域，并展示了其在智能城市、智能生活、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的创新。时任阿里云总裁胡晓明宣布阿里巴巴将全面进军物联网领域，物联网将成为阿里巴巴集团继电商、金融、物流、云计算后新的主赛道。2018年3月30日，华为发布2017年年报，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明确提出华为的新愿景与使命是“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2018年4月14日，凯文·阿什顿在第十届中国商界木兰年会上发表演讲，指出物联网技术可以说是一项由中国引领发展的革命性技术，而21世纪物联网革命应该属于中国。
中国史视域：开启民族复兴的“中国时代” 1872年（同治十一年）5月，晚清重臣李鸿章上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形势，他指出当时的清政府面临“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875年（光绪元年），在《因台湾事变筹划海防折》中，李鸿章再次感慨道：“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的喟叹源于清末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外来冲击，在列强环伺的夹缝中求生的清政府无力改变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运。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屈辱与奋斗，21世纪的中国再次感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已是另一番景象。早在1974年，中国正处于经济衰退、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特殊时代。这一年，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与日本“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池田大作，在英国约克郡进行了为期十日的会谈，这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东西方文化的世纪碰撞。两位思想家的会谈内容其后被整理为《展望二十一世纪》（Forecast 21st Century ）一书。在此书中，汤因比指出：惯于暴力征伐的西方世界无法引领人类未来文明，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文化是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剂。当时，因被西方列强欺压一个多世纪而长期积贫积弱的中国，对汤因比的这种未来预言自然难以置信。
改革开放以后，无数中国企业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创立、改制，甚至从为发达国家的企业代工、代销的过程中草创起家，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争先恐后地模仿、复制和移植西方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并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创造着一个个后者居上，甚至并购国际行业巨头的发展奇迹，成为中国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的一股核心力量。2019年7月，在财富中文网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里，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16年增长，已达到129家，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而居世界第1位。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时代”。在这个历史关口，有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够代表“中国时代”，展现“中国自信”，为新时代的世界管理范式创新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呢？中国目前业已涌现诸多世界级的领先企业。但经济指标上的“领先”并不能说明一家企业称得上是“伟大”的全球性企业，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一书中指出：“利润不是企业和企业活动的目的，而是企业经营的限制性因素。”也就是说，在经济绩效之外，伟大的企业还应该承担更多与人类命运相关的使命、责任与担当。因而，新时代历史转折点上的中国标杆企业不是经济体量最大的中国企业，也不是市值增长最快的中国企业，更不是创业者富可敌国、风光无限的中国企业，而是在企业发展史和管理思想史上契合历史规律、引领时代潮流、服务人类福祉且具有“中国智慧”与“中国时代”标志性意义和模式内涵的企业，是在企业经营道路、管理基础理论、组织根本制度和企业核心文化等维度展现“中国自信”和贡献“中国方案”的企业，海尔集团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