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五分钟经济学：互联网时代的经济逻辑》是寇宗来教授所著经济学短文集。本书旨在用通俗简练的语言、生动前沿的案例，阐释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分析方法。作者相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此在本书中将经济学的原理知识与生活中的现实场景紧密结合，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了解到：面对互联网时代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热点，须以决策者和亲历者的视角，洞察利弊得失、检讨经验教训，实现理性决策的知行合一。
作者介绍
寇宗来，1975年10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创新与知识产权以及公司金融方面的研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1）、上海市曙光学者（2013）、甘肃省飞天学者（2016）；担任SSCI期刊Economic Modelling副主编、CSSCI期刊《世界经济文汇》编辑；曾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三等奖，也曾获得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经济学》（季刊）、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Economic Inquiry、Economics Letters等国内外著名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部分摘录：
经济学并非无聊的数学规划，凯恩斯不是凯恩斯主义者 经济学是唯一设有诺贝尔奖的社会科学, 也因此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而之所以如此,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强大的、一以贯之的理性分析范式, 即约束最优化。在这个范式下, 人们拥有超级理性, 运算能力无限, 因此不管约束最优化多么复杂, 理性人总是可以立即准确地得到最优结果。
正因如此, 在各种社会科学中, 经济学是数学化最为厉害的。许多经济学论文中使用的数学工具, 甚至可以令自然科学家难以望其项背。实际上, 许多成就斐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数学家。
关于经济学数学化的利弊, 2014年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让·梯若尔在他的普及著作《公共利益经济学》中做了精辟的阐释。它的好处是, 经济分析从假设到结论都是有清晰定义的, 因而绝少因为语言模糊而产生各种争论, 进而更有可能实现“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累积创新。在任何时点, 针对某个研究领域, 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前沿”在哪里, 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而一旦发现了新的问题,或者解决了前人尚未解决的问题, 就是重要的学术创新。
但是, 数学化也会给经济学造成潜在的严重伤害。正如物体总是向着阻力最小的方向运动一样, 被数学化范式绑架的经济学, 也会向着数学化阻力最小的方向发展。由此导致的结果是, 人们在选择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时, 就可能不是考虑问题本身的重要性, 而是看哪些问题更容易被数学化。
不可否认, 很多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是既重要又可以被数学化的; 但还有大量的经济学问题, 虽然极其重要, 但是本质上难以用数学方式予以刻画。
遇到这类难题, 从使用数学分析工具的角度看, 人们不外乎有两种选择: 一是“惹不起躲得起”, 既然难以用数学方式刻画, 那就不研究了吧! 二是“削足适履”, 既然符合真实世界运行的方式难以用数学方法刻画, 那就采取一个不符合现实但可以适用数学工具的假设吧! 至于内心对于不靠谱假设的担忧,总是可以用“不失一般性” ( without loss of generality) 、 “无害的”( innocuous) 之类托词予以掩盖的。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 经济学数学化的利弊可以这样来阐释:对于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加尔布雷斯等人的某段表述,不同的人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但对于萨缪尔森、阿罗、马斯金等人的众多经济学模型真实含义的理解, 通常是没有什么歧义的。的确, 只要你数学好一点, 你一定会清楚阿罗是如何从他的假设得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但试着读一下下面这句加尔布雷斯的名言, 我相信, 不管你英文有多好、学识有多高, 对于这段话, 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讲什么。
Under capitalism, man exploits man. Under communism, it’s just the opposite.
这段话的字面翻译似乎是: 在资本主义下, 人剥削人; 在共产主义下, 这恰好相反。但这个“恰好相反”又意欲何指?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既然在资本主义下“人剥削人”, 那么, “恰好相反”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下人人平等, 没有任何“人剥削人”的情况。而另一种同样成立的解释是, 在资本主义下是A剥削B, 那么, “恰好相反”就意味着在共产主义下是“剥削剥夺者” , 所以是B剥削A。
进一步来说, “ exploit”一词在英文中不但有“剥削”的含义, 还有“利用”“开发”等意思, 这句话或许又可以这样来解读: 在资本主义下, 每个人的价值是通过“外在的”雇佣关系而开发出来的; 而在共产主义下,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 每个人都到达了“自由王国”, 其价值完全是“自我发挥”的结果。
鉴于加尔布雷斯已经作古,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的“恰好相反”的真实含义了。
对凯恩斯的解读亦是如此。针对1929年经济大危机, 凯恩斯写下了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以下简称“ 《通论》 ” ) , 并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但读过《通论》的人都知道, 这本书并不好懂。这时候, 约翰·希克斯爵士, 也就是和肯尼斯·阿罗同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位经济学大神闪亮登场了。他以无与伦比的化繁为简的功力, 从《通论》中提炼总结出了著名的IS-LM模型, 这个模型不但让理解《通论》变得容易, 而且也成为积极干预市场的基本分析框架。
但是, 面对 IS-LM 模型, 凯恩斯估计只能说他自己并非“凯恩斯主义者” 。的确, 没有了“动物精神” ( animal spirits) 的“凯恩斯主义”是后来者的“凯恩斯主义”, 而非凯恩斯的“凯恩斯主义”。看看“贪欲” “动物精神” “选美理论”及“非理性繁荣” ( irrational exuberance) 在金融泡沫催生或破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你就知道这种“简化”真的不是“无害的”, 而是切掉理论命根子的无情“阉割”。
当然, 经济学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 除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持不同政见者”。这种“门派林立”的事实就表明, 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门社会学科,而非社会科学。的确, 按照卡尔·波普的定义, 科学进展是一个在理论建构和经验证据之间不断猜想与反驳的过程, 而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将不可测的东西变得可测, 将原来可测的东西测得更加准确。最终, 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性, 在本质上就取决于其经验证据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我们之所以认为物理学是“硬核”的科学, 就是因为物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可控实验, 因而物理学经验证据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很高。与之相比, 经济学之所以更像是“软科学”是因为在经济学研究中难以找到真正的“自然实验”, 而且如著名的“卢卡斯批判”所述, 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会对各种经济政策做出预期和反应, 并最终导致这些政策干预趋于失效。
所以, 即使采取了数学化的表述方式, 或者数学化程度很高, 经济学都无法改变其作为一门社会学科的本质。换句话说,即使借助于数学化的形式和外衣, 经济学只能假装是科学。
如上所述, 按照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梳理, 新古典经济学的精髓就是约束最优化。这种一以贯之的理性分析范式极其强大, 经济学家借此不断“入侵”婚姻、家庭、歧视、文化、政治等传统上不属于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 造就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正是在这种约束最优化的分析范式下, 经济分析变成了无聊的数学规划, 经济学也变成了经济学家自我解嘲的“沉闷科学” ( dismal science) 。
按照奥地利学派尤其是冯·米塞斯的批评, 新古典分析范式最大的问题是抽象掉了“企业家” ( entrepreneur) 和“企业家精神” ( entrepreneurship) 在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对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在我看来,其本质功能是发现和实现经济体系中隐藏的各种“套利机会”( arbitrage) 。
套利机会是指在现行的价格体系下, 某些新颖的组合方式能够使得产出价值大于投入成本。这可以表现为柯兹纳所强调的、而被普通人视而不见的“低买高卖”机会; 也可以表现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 即形成了新产品、新市场、新过程等。
如果经济问题只是求解约束最优化, 而且不论这个约束最优化问题有多复杂, 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求解出来, 我们将很难理解企业家到底会有何过人之处。但从现实来看, 估计很少有人会否认企业家对于产业发展和创新过程的核心作用。由此反过来也说明, 新古典分析范式或是将人假设的太过理性了,或是将经济问题的本质简单化了, 或是兼而有之。即便假设人们可以随时求解自己面临的约束最优化问题, 那么在我看来,比求解约束最优化更重要的事情是人们如何设立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如何看待所面临的约束。
目标设立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凡大成就者必是“志存高远”。如我们之前的分析, 设立不同的目标在本质上是设立不同的“参考点”, 而不同的参考点则对应于不同的视野和格局。牛人之所以牛, 是因为他们既能在不同环境中找到最合适的短期参考点, 同时又能永远铭记自己需要一以贯之的长期参考点。
更加微妙的是如何看待约束。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了分析方便, 主要考虑了“预算约束” ( budget constraint) , 但在日常决策中, 人们面临的更严重的约束或许是“时间约束” ( time con-straint) 、 “信息约束” (information constraint) 和“有限理性约束”(bounded rationality)。这三者既相互关联, 又各有差别。受时间限制, 在任何时点上我们都不可能收集充分的决策信息, 因而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窘境。但是即便假设我们有充分的时间, 考虑到社会博弈极其复杂而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又是有限的, 我们还是无法达到拥有充分信息和完全理性的状态。
正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所认为的, 社会总是处于人们不断相互学习 ( mutual learning) 的演化进程之中, 因而根本就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刻画的均衡状态。可以设想, 在任何时点, 只要决策者的信息集发生变化, 其“最优决策”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 但很显然, 由于相互博弈、时间有限及信息沟通成本, 所有人的信息集完全“连通”的状态永远都不可能实现。
一旦引入了有限理性, 即可发现最优化范式的一大弊端是将约束条件看成“消极的” ( passive) 和“静态的” ( static) , 因为它要求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的解决方案。但无数案例表明,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 会对约束采取“攻坚克难”甚至是“见佛杀佛”的积极态度。
西谚有云,汝之蜜糖, 彼之砒霜 ( One man’s meat is another man’s poison) ; 类似的道理, 普通人眼中的约束和障碍, 可能是企业家眼中的机会和利润。这里必须赞叹马云: 很多年前, 当其他人抱怨中国的商业成本太高时, 他看到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一巨大机会。
简单地总结: 经济学不是给定目标和约束下的无聊的数学规划, 它最好玩之处在于如何确立目标、如何看待约束。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看, 经济学绝不止于解释, 而应该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行动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