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系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代表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名著之一。 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理论、社会学、历史和人类行为学。作者从承认国家间的部分自然状态开始，详尽论述了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分析工具。在第一部分，阿隆基于权力和体系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框架。在搭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后，阿隆转向对社会学和历史的分析。在第二部分，阿隆对影响外交政策的形形色色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社会学原因一方面可以是物质的或有形的，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道义的或社会的。在第三部分，阿隆详尽分析了自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历史，提供了关于这一时期的权威性调查，深入体察了技术革命和外交全球化。在对理论、社会学、历史这三个范畴进行了透彻思考的基础上，阿隆于第四部分对人类行为学进行了分析，探索了有关治国方略的两个持久问题，阐明了一种不同于马基雅维利人性“幽暗”观点，也不同于理想主义者乐观态度的国际关系理论。
作者介绍
雷蒙·阿隆（RaymondAron,1905~1983），二十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知识分子的鸦片》《社会学主要思潮》《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雷蒙·阿隆回忆录》等。
部分摘录：
第一章 战略和外交（或对外政治的统一性） “战争是迫使对手服从我们意志的暴力行为。” [1] 我们将以克劳塞维茨的这一对战争的著名定义为起点，这个定义在今天的有效性并不低于它被写下的时代。战争，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假设了有斗争意愿的人的存在，即被政治化地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存在。这些共同体之中的每一个都希望能够凌驾于其他共同体之上。“暴力，即物理性暴力（因为除国家和法律的概念外不存在精神暴力），是手段，目的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 [2]
一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从这个战争定义出发，克劳塞维茨推断，战争具有升级至极端情况的倾向，或者说它具有升级至战争绝对形式的倾向。而个中的深层逻辑，我们可称为斗争辩证逻辑 （dialectique de la lutte）。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这种暴力是没有限度的。每个敌对者都将自己的法则强加给对方，从而形成了反馈性的相互行动，而从概念上讲，这将最终导致极端。” [3] 拒绝使用某些粗暴行为的一方会害怕对手因无所顾忌而获得优势。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一定会没有野蛮人之间的战争残酷。因为战争的深层原因是敌对的意图，而不是敌对的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双方均存在敌对意图的时候，激情和憎恨很快就会激起战斗。虽然从理论上讲，没有恨的大型战争也并非不可想象。对于开化民族，我们最多可以说，“智慧在他们的战争行为中占有重要位置，这让他们学会了比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的使用力量的方法” [4] 。然而，战争概念中固有的摧毁敌人的意愿却从未被文明的进步所遏制或驱逐。
军事行动的目的，抽象来说是解除对手的武装。正因为“我们要以战争行为来迫使对手服从我们的意志，所以就必须使敌人要么真正无力抵抗，要么陷入必将无力抵抗的境地中”。但敌人也不是“死物”（masse morte）。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在我没有打垮敌人之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我不是自己的主宰，因为我将自己的法则强加于对方，正如对方也将其法则强加于我一样。” [5]
战争在对手屈服于我们的意志的那一刻才算取得胜利。不过，在必要时，我们可以衡量对方拥有的资源、手段，以做出与之相称的努力，但抵抗的意愿终究还是难以衡量。对手也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每一方都不断将投入升级以满足敌对意图，这样竞争将再一次升级至极端情况。
这种斗争辩证逻辑是纯抽象的，它并不适用于历史上发生的现实战争。斗争辩证逻辑向我们揭示的是，仅仅因为相互敌视和战胜对方的意愿而成为敌人的双方，如果相遇会发生什么。同时，这种抽象的辩证逻辑也提醒我们，每当激情或者形势使历史上的现实战争向战争的想象模型靠近时，即向绝对战争靠近时，现实中又会出现怎样的图景。
在现实世界中，“战争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不是与国家以前的生活没有联系而突然发生的”。它不是由“唯一的决定或者若干个同时的决定”构成的。它“也不会自己做出一个终极决定” [6] 。对手们在战前就已经相互认识，并且对各自的资源大致了解，甚至对他们各自的意愿也大致心里有数。每一方都永远不会把所有力量全部集中起来孤注一掷。民族的命运也不会只在顷刻就成定局。 [7] 战胜者的意图也不是总会对战败者造成无法弥补的灾难。当多方因素被加以考量时——现实对手取代了抽象概念上的敌人、行动的持续时间、交战者看似真实的意图——战争行为便改变了性质：它不再是技术行动——以战胜和解除对手武装为目的的所有手段的积累和使用——而成了冒险行动，成了根据政治游戏中可能得到的盟友/敌人信息而进行的或然性计算。
战争是一种赌博。它同时要求勇气和计算：那是从不把风险排除在外的计算以及在不同程度地接受危险时一一体现出的谨慎和胆量。“它一下子就成了可能性和或然性的游戏，其中存在着好运和坏运，它们的影响沿着织成了战争大网的每一根经纬线延及各处，这让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游戏。” [8]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人类同动物一样，其初始元素都是必须被看作一种盲目自然冲动的敌意。战争行为本身则作为第二元素，包含了使其成为“灵魂之自由活动”的或然性与偶然性的游戏。不过还有第三个元素加入进来，并最终会主导前两种元素。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应政治形势而生，是政治动机的结果。它由于是一种政治工具而从性质上属于纯粹的智慧范畴。人民对战争的激情元素感兴趣，发令者及其军队关注的是它的偶然元素，智慧元素则是政府集中考虑的，而正是这最后一项起着决定性作用并且应当统领全局。
因此，克劳塞维茨的“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其他手段的实现” [9] 这一著名论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好战的哲学，而是对以下这个明显事实的简单陈述：战争不是以其自身为终点，军事胜利也不以其本身为目的。民族国家间的交际往来不会在硝烟升起之日即告终止，好战的表达也总是附着于关系的延续性，而关系的延续性又是由互相考量着彼此的那些共同体的意图所决定的。
战争服从于政治如同手段服从于目的，克劳塞维茨的论断暗示的这一点，确立并且证明了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之间存在的区分。战争向极端形式升级已令人害怕，如果暴力再脱离国家元首的掌控，使现实战争有了接近绝对战争的可能，这便更令人恐惧了。当政治把摧毁敌人武装力量作为其唯一目标时，政治看起来似乎消失了。但即使是这样，战争依然是政治计划的结果。不论政治在战争行为中是否可见，战争行为依旧为政治所主宰——如果我们将战争行为定义为“人格化国家的智慧”的话。仍然是政治，即国家决策者们对所有情势的全面考量，在做出把摧毁敌人武装力量作为战争唯一目标这一决定——不论这种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而不去考虑战争的最终目标，也不去思考胜利本身可能带来的后果。
克劳塞维茨是一个绝对战争的理论家，而非全面战争或黩武主义的信奉者，这就如同瓦尔拉斯是均衡论理论家，而非自由主义空论家。之所以有这种对克劳塞维茨的误解，是因为把他揭示人类行为本质的概念性分析错误地与目的性游说混淆了。克劳塞维茨有时的确好像对那些完全实现了其本质的战争表示赞许，而对18世纪那些用计谋和谈判把战争中的投入、暴行以及愤怒减至最低的不完全战争持蔑视态度。即使他有时会表现出这样的情感，那也不过只是简单的情绪而已。克劳塞维茨在被推向极端的战争面前感到了一种神圣的恐惧和不可抗拒的诱惑，是一种可以与宇宙灾难带来的灵魂震撼相比拟的情感。那些交战方为击败顽固抵抗的敌人意志而把暴力进行到底的战争，在克劳塞维茨看来既伟大又恐怖。每当有巨大利益被争夺，战争就会迫近其极端形式。对此，作为哲学家的他，既不欣喜也不愤慨。作为理性行为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提醒着战争及和平时期的领导者每个人都应遵守的原则：政治的首要性；战争只是服务于既定政治目的的工具，只是国家间交往中的某一时刻或某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应服从政治，即服从可为集体带来可持续利益的智慧。
我们在此把军事行动的整个组织和实施称作战略，把对外关系的组织和实施称作外交。战略和外交都属于政治，也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共同体或共同体的负责人给出的“民族利益”。在和平时期，政治可以利用各种外交手段，且不排除会动用军队来进行威胁。在战争时期，政治也不会让外交闲着，因为外交在对与盟友及中立方的关系中会有所作为，外交会隐晦地对敌人产生影响，要么威胁将击垮敌人，要么给敌人一个和平的前景。
在此，我们把“政治单元”视作行为体，它受智慧的启迪，受意志的驱动。每个国家都与其他国家有关系，只要国家间是和平状态，它们就必须想办法共同生活下去。尚未诉诸暴力时，它们会试图说服对方。到了它们互相开战的那一天，它们又会试图强制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外交可以被认为是不诉诸武力去说服的艺术，而战略则是用最小代价去战胜的艺术。不过，强制也是一种说服的手段。力量的展示让敌人却步，但它更多象征了可能发生的强制，而不是实实在在对敌人的强制，在和平时期，谁有武装优势谁就无须动用武器也能说服盟友、竞争者或者对手。反过来，有着公正或者节制声誉的国家也更有可能在不用取得完全军事胜利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在战争期间，它们也是说服多于强制。
外交和战略的区分是完全相对的。两者是独一政治艺术——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对国家间往来进行管理的艺术——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如果从定义上来说，战略作为军事行动的组织和实施在行动没有进行时就不起作用，那么军事手段还是属于外交工具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反过来说，言论、照会、承诺、保证和威胁都是战时国家首领的全套甲胄，用于对付盟友、中立方，甚至当前的敌人（敌人在昨天或许还是盟友，又或者在明天将变为盟友）。
说服艺术和强制艺术的互补二重性体现了克劳塞维茨由初始定义揭示出的一种更根本的二重性：战争是对意志的考验。战争因考验意志而具有人的特性，它本质上包含了心理因素，它可以用以下这个著名论断来阐述：战胜只发生在战败者承认其失败时。克劳塞维茨认为，拿破仑获胜的唯一可能在于亚历山大一世在莫斯科被攻陷后承认其战败。如果亚历山大一世没有失去勇气，即使身处莫斯科的拿破仑看起来像战胜者一样，却已经潜在地战败了。拿破仑的作战计划的确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计划，但其建立在打赌的基础上，认为亚历山大一世的顽强还不足以让法国皇帝失败。希特勒在1940年7月也曾叫嚣说英国人已经被打败，只是他们蠢到不愿意承认失败而已。不承认战败，对英国人而言实际上正是赢得最后胜利的首要条件。不论是勇气使然还是源于无意识，英国都应当坚持抵抗的意志。
在绝对战争中，在被推向极端的暴力打垮或摧毁其中一个对手的时候，心理因素最终也将荡然无存。然而这是一种极端情况。所有的现实战争都使得那些由共同意志凝聚起来、表达共同意志的共同体互相角逐。就此而言，战争都是心理战。
二 战略和战争目标 一个双重规则表现了战略和政治的关系：“战争应当完全与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应当完全同可用的战争手段相适应。” [1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规则的两个部分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因为第一部分意味着战争行为应当服从政治意图，而第二部分则让政治意图依赖于可用的战争手段。然而，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和行为分析逻辑并非没有留下任何可质疑的余地：一方面，政治不能撇开其所拥有的手段来决定目标；另一方面，“它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各个细节，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整场战争，对整个战役，甚至对战斗，常常都有决定性影响” [11] 。让我们举出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些抽象的命题。
战争行为要求确定的战略计划：“我们必须首先根据可由政治资料和政治情势推导出来的、战争可能会有的特点和主导特征来认识每场战争。” [12] 1914年，所有交战方都搞错了他们将要进行的这场战争的性质。没有哪一方的总参谋部或内阁部院筹划了对工业界或人民的动员。无论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都没有预料到这会是一场持久战，由双方中某一方的资源优势来决定胜负。将军们以为自己投入的是一场“清爽欢快”的战争，认为那些初期战斗会如同他们在1870年战场上见到的一样具有决定性。歼灭战略被认为会带来胜利，而战胜方的国家首脑们将最终把和平条款强加给战败的敌人。
当法国在马恩河的胜利和东西两线的对峙让短期战的幻想破灭时，政治本应重获其权，因为政治只会在战争的极点，也就是当暴力无所保留地脱缰而出，使每一交战方都只想着要强过对方时，才会消失不见。事实上，政治在1914～1918年也的确并非完全不起作用。只是，特别是在协约国一方，政治除了供养战争本身之外似乎别无他求。协约国起初是用歼灭战略寻求胜利，随后又试图用消耗战略求得胜利。然而，不论在哪个阶段，它们都没有认真地审视过那些它们可以在不获得绝对胜利的情况下便有机会达成的目标：打垮敌人，无可商议地强制和平。这就与战争的绝对形式接近了，它们都是国家首脑让位于军事首领，并将其无力决定的政治目标替换成摧毁敌军这一纯粹的军事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