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民主四讲
本书作者以成熟的西方民主为例，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现实世界里民主体制的诸实证性问题。他从民主的起源和演化讲起，逐一讨论民主发展的历史过程、西式民主出现以及巩固的条件、西式民主的机制与运作及其实效与反思。
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
本书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发生重大转向的史学定论，提出质疑。从史源学研究和新史学的思路出发，论述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认为汉武帝晚年并没有司马光所期望的政治路线转变。指出《通鉴》不能作为研治秦汉史的一般史料使用。本书是一个案式的史学研究，提示研究者和普通读者史料的准确性是历史著作立论的基础。
通三统
本书体现了作者近年的主要关切即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明自主性问题，认为唯有自觉地立足于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中，方有可能在全球化时代挺拔中国文明的主体性。为此，本书上篇提出了“新时代的通三统”问题，强调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中篇则提出，全球化加速带来的所谓“空间化”和“当代性”导致文明空洞化和庸俗化的危险，对此必须自觉地拉长时间和历史的长度来强化文明的厚度和深度；下篇论述了以经典阅读为中心的通识教育主张，认为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成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即中国文明主体性意识。
朱子思想再读
近些年来，阳明学研究如日中天，相比之下，朱子学研究却略显冷清。作为宋代新儒学的代表，朱子思想的丰富性仍有不断解读和展示的空间。面对当下“朱子学再出发”的学术呼吁，这本书对朱子学进行了一次“重新解读”，旨在通过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进路，从朱子文本中“重新解读”出以往被忽略或被遮蔽的朱子哲学的意义。
人生史与人类学
“人生史”指的是一种不怎么像社会科学的方法，它不同于“量化研究”，虽则相比更接近“质性研究”，却与之差异也大。这个意义上的“人生史”，与古代中国的“人物志”是有相通之处的。对整体的人生的关注，不同于现代社会对于个体的关注。现代社会之所以“照顾”个体，是因为要文明地在关怀个体中消灭个体，促成结构对个人的“全权监控”。在这个社会学的视野中，“人生史”若有意义，便是在于它对于“生命政治”的揭露。“人生史”研究者关注个体，不以认识“全权监控”为最高宗旨，不轻言“生命政治”，而是以更好地把握“生命的意义”为目的。
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
《儒家与启蒙》以自己的方式探究了古今中西之辩的思想症结，并从哲学会通的角度加以深入。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主要线索是启蒙主体性自我扬弃的辩证法。而在以西方古典哲学的方式观察并描绘出现代生活世界本身的政治性之后，被扬弃的启蒙主体性就在本质的政治一维上重新获得了一个体会、进入并激活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道路。
汉语的意义
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对汉语的认识构成了西方现代知识的一部分。本书从世界文学的思想谱系出发，论述了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主要考察西方汉语观形成、发展、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尤其重点关注它在西方思想史内部的承续，以及对现代中国语言、文学和思想的影响。通过将西方汉语观与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作者发掘了现代语言思想和知识话语体系之间的联系，说明中国语言改革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完全本土化的社会实践，而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汉语成为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中国文化之间接触的纽带和媒介，这就是“汉语的意义”。
治国与理财
围绕国家建设和公共预算这个主题，从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现代预算制度的确立和中国的预算改革、预算与国家治理、预算与政治问责等多个角度，论证了作者的基本认识与核心关切——“治国即理财”，即财政体系在国家治理与政治问责方面的重要性。
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
如书名所示， 本书的主旨是“做中国哲学”。这个表达结构是维特根斯坦的“ 做哲学”（dophilosophy）的衍生形式。它强调的重点，一是区别于只述不作的哲学史论述，一是追求“做”出它的中国特色。
由凡至圣:阳明心学工夫散论
本书是关于王阳明及其后学致良知工夫的相关研究，力图脱开哲学概念式的“工夫论”分析，如实呈现“工夫”本身：致良知的具体工夫阶次、工夫要点、障难及克除方法、实践之运用、终极境界等，以期于儒家心性之学的研究有所裨补，并为现代人提供一条可实践的身心转化之路。
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
《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是作者的论文结集，主要研究康有为中晚期的政治思想，力图从“保教”与“立国”两个维度来分析康有为有关现代民族国家政制建构的核心问题与一系列设想，即：中国如何从一个王朝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如何设计这个新国家的内部秩序与治理体系。
灯光，永远的灯光：我的母亲朱君允
本书内容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朱君允的女儿熊性淑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其从幼年一直到成人、从20世纪30年代到“文革”其间，母亲朱君允及其家人的经历。熊性淑的文字质朴而内敛，为身处不幸命运中的母亲而悲伤，亦为自重自强的母亲而自豪。第二部分是朱君允四十年代发表的散文、诗歌以及译文，文字雅丽而深情，也体现出作者坚忍的性格和爱国的情操。
作者介绍
甘阳，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主编、“西学源流”丛书主编，译有《人论》、著有《八十年代文化意识》、《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与崔之元合编）、《古今中西之争》等。
部分摘录：
一 民主从何而来？ “民主”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早就有，它要么指君主（如“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书·多方》），要么指官吏（如“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三国志·吴志·锺离牧传》），总之其含义与今天讲的“民主”非常不一样。
我们今天使用的“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的两个字，一个是δημος（demos），意指人民或者是公民，一个是κρατος（cracy），意指某种公共权威或统治。西文里的“民主”（δημοκρατíα或democracy）就是demo加cracy，其含义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但是今天讲民主时往往都背离了“民主”的原意，后面会谈到今天的“民主”在哪些方面背离了人民主权的原旨。
古希腊地图
既然“民主”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很显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发源于古希腊。
上图是古希腊的地图。可以看到，希腊是在爱奥尼亚海、爱琴海、地中海交界处，这里人流比较通畅，思想也比较活跃。在古希腊这片区域里，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大大小小的城邦国家；每个城邦里，都有一小部分富人和很多穷人。当富人和穷人差距很大的时候，就会产生冲突、阶级斗争，甚至出现政治上的僵局状况。在公元前6、7世纪的时候，很多古希腊城邦国家都有这种由于阶级斗争造成的政治上僵局的情况。有一些城邦国家当时就推翻了暴政，开始采取民主这样一种政体，也就是由人民来进行统治。有证据显示希俄斯岛（Chios）早在公元前575至前550年之间就出现了公民的议会和大会，大概是第一个采取民主政体的地方。至于最著名的雅典民主，据记载出现于公元前508年，延续至公元前323年，也就是雅典城邦被马其顿击败之时。
讲到“民主”，明确“民”的含义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民主是“人民的统治”，民主就意味着“所有人的统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代，“人民”从来都不是数人头，不是所有的自然人都属于“人民”，只有“公民”的人头才算数。那么在雅典，谁够格当“公民”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公民”定义为“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即一个人必须具备两种权利才能叫公民：一种是作为陪审员他有权利参加审判，审判他人有罪还是无罪；一种是他有权利参与统治，或者他有权被人选为治理国家的官员。有权行使这两种权利的人才叫作“公民”。问题是，什么人才够格行使这两项权利呢？有多少人可以行使这两项权利呢？
首先，只有年满20岁的雅典男子才可能具有公民资格。年龄并不是唯一的限制，成年妇女就不具备公民资格。性别也不是主要的限制条件，男性的奴隶和外邦人都不是公民。年满20岁的男子也未必都能取得公民资格，如伯里克利时期的法律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能成为雅典公民。古希腊城邦数量很多，面积都不大，一不小心就成了外邦人。而只要父母一方不是公民，就别想成为公民了。雅典一共有多少公民呢？那时没有人口普查，难以有个准确的数字。据估算，在不同时期，公民的数量介于3万至6万之间。那么，同期雅典的总人口是多少呢？估计在30万至50万之间。在雅典全盛时代，据测算，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4万人，他们的妻儿约有5万人。此外，还有4万左右外邦人，以及35万左右奴隶。不管确切的数字是多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公民人数在整个人口里面的比例是比较小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因此，雅典的民主仅仅是极少数“公民”享有的民主，是排斥绝大多数人的民主；雅典民主政治所谓“多数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统治。无怪乎有学者（如当代西方以研究古希腊历史著称的M. I. Finley）认为，正是因为雅典是奴隶制发达的城邦，那儿民主才比较兴盛。
那么在公民之中，民主是如何实现的呢？雅典的政治体制非常复杂，其中有三个机构最重要：一是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议并决定一切国家大事；一是五百人的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附属机构，负责政体的日常运作。第三个是民众法庭。当然还有其他机构，比如行政机构、军事机构等等。
公民大会是雅典政体中最重要的机构，与今天的民主政体相比，它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它不是由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而是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大会。为此，必须准备一个巨大的会场。据考古发掘推算，公民大会的专用会场普尼克斯（Pnyx）I期（公元前5世纪）可容纳6000人；公元前400年左右经扩建后，普尼克斯II期可容纳更多的人，一说是6500—8000人，另一说是14800人。第二，公民大会可以对关系到雅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和表决，并没有严格的“公”“私”区别，既包括战争、条约、外交、财政、法律、流放等重大事务，也包括宗教、喜庆、摆渡等不大不小的议题。第三，公民大会是相当频繁的，每年至少要召开40次大会，每次的会期是5个小时。所有合法的公民均有权在大会上发言，阐明自己的主张，并参与辩论和表决。雅典人把这一权利称为“平等的发言权”。也就是说，每隔不到10天时间，雅典的公民就会聚集在一起，叽叽喳喳共商国家的大小事，并表决做出决策。现在很多学者反思西方的选举民主，提出民主的出路在于商议式民主。其实在雅典民主中，商议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以前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看来共产党的“会多”与雅典式民主倒是有一脉相承的地方。第四，既然公民大会如此重要，它必须达到法定最低人数才能开会，一般认为，至少要有6000人来开会，这个会才是合法的，因为当时规定一些法律至少需要6000票方能获得通过。如果参加公民大会的人太少，就派警察到各家各户把人抓去开会。这说明，当时民主不仅仅是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在今天西方民主里面，民主往往更多的是一种权利，比如说投票权。在一些国家，自己爱投票就投票，不爱投就不投，所以投票率是非常低的。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把投票作为一种义务，强制公民投票；这种体制安排的历史沿革就可以追溯到雅典时期。总之，在4万公民中，每次能有6000人参会可以说是个很高的比例。就参与的广度而言，这是现代民主政治所无法比拟的。这才真正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虽然这个“民”是打了折扣的“民”。
公民大会的规模显然有点太大，也不是每天开会，因此需要一个常设机构。这就是雅典民主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五百人议事会。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首脑及其下属行政机构，而只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任何公民都有权经五百人议事会向公民大会提出建议与议案。五百人议事会最重要的职能是安排公民大会的所有议程，包括起草议案，预先审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召集并主持公民大会。对五百人议事会拿出来的方案，公民大会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要求它进行修改。此外，在两次公民大会的休会期间，议事会是大会最高权力的代表，负责监督行政官员落实大会决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议事会每天都在雅典亚哥拉市集中的大会堂内召开会议，只有节日和不吉利的日子除外。据统计，雅典每年大约有75天节日和15天不吉利的日子，所以议事会每年至少要开260天会。
那么议事会的500位成员从何而来呢？首先，当时雅典有10个部落，每个部落可以产生50位议员，加在一起就是500人。其次，这些议员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从年满30岁的自愿候选人（当然必须是公民）中抽签抽出来的。原始的抽签方式是在预先准备好的罐子中放入与其席位相等的白豆和一定数目的黑豆，凡抽到白豆者为议员。公元前4世纪以后，抽签石盘代替了抽签罐。再次，和其他官员一样，五百人议事会的议员任期是一年，不得连任，而且每个公民一生也最多只可以担任两次议员，其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这与现代很多国家的议会被大量连选连任的议员“专业户”占据形成鲜明对比。资料显示，当时曾经两次担任五百人议事会成员的例子其实并不多。这就意味着，以30年为一代，每代人之中，大约15000人有机会直接参与管理城邦的日常事务。公民不仅参与政治生活，而且直接参与国家管理，这是现代民主难以比拟的。最后，当议员并没有太多油水。最初，议员完全没有津贴，纯粹尽义务；后来，它才变成有给职。亚里士多德时期是每天5个奥波尔，而一个工匠一天至少可赚1个德拉克马（1个德拉克马等于6个奥波尔），熟练工更可赚到2至2.5个德拉克马。所以，议员的薪酬不过是象征性的补贴而已，这一点也与现代代议士的高薪形成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