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杨绛 豆瓣9.0
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至死的过程。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可以与《斐多》相比。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
《柏拉图四书》 刘小枫 豆瓣9.1
在柏拉图传世的36篇作品中，《普罗塔戈拉》《会饮》《斐德若》《斐多》四篇富文学色彩。本稿按戏剧时间先后编成四联剧，名之为“柏拉图四书”（亦可称为“苏格拉底传”），为大学本科生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柏拉图作品的基本读本。
《巫阳招魂——亚里士多德《诗术》绎读》 刘小枫 豆瓣9.1
亚里士多德的《诗术》（一般译为《诗学》）被认为是其难读的作品。刘小枫教授在这部讲课稿性质的著作中，将带领读者研读《诗术》，力求为有志深入细节者提供必要的基础。为什么《诗学》要译为《诗术》？一部讨论诗及如何作诗的著作，为什么实际上在谈立法术？希罗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智术师们与诗术有怎样的关系？模仿又意味着什么？要理解《诗术》，我们必须面对本书提出的这些核心问题。
《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韦伯 豆瓣9.5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核心关切，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国内学人如渠敬东、应星和田耕等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韦伯 豆瓣9.3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韦伯的学术演讲集，由著名学者甘阳教授编选。主要反映其学术阶段的基本旨趣和主要关怀。全书由四篇讲演组成， 其中第二篇与第三篇概括了此一阶段韦伯思考的中心问题，即德国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困境。尤其后者《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是韦伯1895 年就任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就职演说，被普遍认为是了解韦伯思想的重要入手点。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陈来
书中主要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中华传统价值观，讨论其哲学基础、传承与发展，关注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二、国学相关问题，关涉国学概念、流变，及其近代国学研究的发展、国学名家与大师。传统价值观与国学是目前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既是学术讨论的议题，亦是民众关注甚至投入热情的话题。
《孔子·孟子·荀子:先秦儒学讲稿》陈来 豆瓣7.6
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线，并穿插了郭店楚简出土儒书和《乐记》中的思想，将先秦儒学的思想来源、核心观点和传承脉络等做了概要的梳理与申说，尤其对孔子的“学论”、孟子的仁义原则高于皇权原则的的儒家左翼思想、儒学与德性伦理学的比较以及对荀子的理解等有新颖独到的阐释。全书为陈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既高屋建瓴又深入浅出，是对先秦儒学思想极佳的入门导读。
《论语本解(修订版)》 孙钦善 豆瓣8.4
《论语本解》包含对《论语》的注释、今译和附论。注释和今译是作者在《论语注译》(1990年)的基础上增订完善而成的。不同于目前通行的各种《论语》注译本，本书的注释更加精当，尤其十分注意运用《论语》自身的语词互解互证，这对于理解《论语》本意非常必要，而且更有举一反三的好处。加上简洁的译文和通过附论对孔子及《论语》的全面解说，凡是希望了解《论语》的人，这是一本合适的入门书；对于《论语》研究者，本书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仁学本体论》 陈来 豆瓣7.5
是作者陈来论述其儒学本体论的哲学著作。作者继承和展开了古典儒学的仁论、道体论等，批判地吸收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本体论，在综合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从而将儒学的仁论演为一仁学的本体论。其哲学建构既是对儒家古典仁学的传承，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接续与回应，是当代儒家哲学的综合创新之作。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 郭齐勇
本书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儒释道三家的人生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智慧、中国哲学的特点、何谓国学等问题，对于文化自觉、文明比较与文明对话有着积极意义。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作者将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这些归纳，揭示出中国梦的文化底蕴，它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文化基础。
《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 唐晓峰
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一书所收文章包括以拉铁摩尔的生平经历为纵线的阶段性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上半叶其在中国的边疆考察和其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更为重要而集中的讨论则在于跨越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边疆理论、区域史、比较史、中国学等方面。
《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吴飞 豆瓣8.3
本书的写作缘于作者对近代以来社会人伦关系发生深刻变迁的的长期关注与思考，以人类学、哲学和社会理论为基本学科框架，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聚焦西方形质论（形式/质料）思想传统影响下的人伦问题及其现代处境，尤其从现代人伦思考中的几个充满论争的理论与命题，如母权社会、乱伦禁忌和弑父弑君入手，细密梳理和分析了从达尔文、巴霍芬、摩尔根、涂尔干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相关理论与思考，并追问了人伦问题背后的形质论哲学根源（亚里士多德），尤其是西方人性自然与文明生活之间的张力关系。作者认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其现代文明语境中的人伦都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险，与之伴随的便是对家国的虚无与焦虑；而中国源远流长的“文质论”传统或许为我们重建人伦与道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作者介绍
杨绛(1911- 2016)，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和学者，江苏无锡人。业于东吴大学，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肄业。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后共赴英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52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剧本《称如意》、《弄假成真》，长篇小说《洗澡》，散文及随笔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我们仨》、《走在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译作《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小癞子》、《斐多》等。
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2003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李猛，1971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博士。2009年起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现代比较文化研究的先驱人物。在西方，他的名字经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联系在一起，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丰富的著述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鼻祖。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哲学史家。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2009年11月1日正式出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孙钦善，1934年生，山东乳山人。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郭齐勇 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2006年被评为教学名师，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与副执行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校哲学教指委副主任，现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唐晓峰，北京大学城环学院教授，专业历史地理学，译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吴飞，1973年生于河北肃宁，2005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基督教哲学、人类学、中西文化比较、礼学等，著有《浮生取义》、《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等。
部分摘录：
《斐德若》在柏拉图作品中的特殊位置 斐德若在《普罗塔戈拉》中并非起眼的角色，仅仅提到他在场而已（《普罗塔戈拉》315c6）。但在《会饮》中，斐德若成了起眼的人物——实际上是他提议把“爱欲”作为“神”来颂扬。斐德若与阿尔喀比亚德不同，没有搞政治的爱欲，但对言辞有与生俱来的爱欲。戏剧一开场我们看到的是：接近正午的时候，苏格拉底在城墙边碰到正要出城去溜达的斐德若——他一大早就在听吕西阿斯诵读一篇关于“爱欲”的讲辞。由于坐得太久，他带上吕西阿斯的讲稿打算到城外继续欣赏——斐德若对吕西阿斯的“爱欲”讲辞的爱欲到了痴迷的地步。
斐德若碰见苏格拉底后欣喜不已，他用吕西阿斯的“爱欲”讲辞引诱苏格拉底，要苏格拉底陪他一起去城外欣赏吕西阿斯的讲辞。于是，两人来到城外一处有树木、泉水、草地的郊野。《斐德若》是柏拉图作品中并不少见的单独两人对话，但这样的对话场景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却独一无二——场景不仅是城外的郊野，还是如今所谓民间宗教的祭神地。
吕西阿斯的“爱欲”讲辞是依据智术师的修辞术理论写成的一篇劝导文范本，模拟男同性恋的主动方勾引作为少男的被动方。由于讲辞模拟的勾引者声称自己是个“没爱欲的人”，吕西阿斯的“爱欲”讲辞要讲的道理是“应该爱欲一个没爱欲的人”——“没爱欲的人”引诱另一个人爱他，这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荒诞不经，斐德若却觉得这篇“爱欲”讲辞的立意绝妙无比，可见斐德若对言辞的爱欲被智术师的修辞术忽悠到了失去常识的地步。与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斐德若的爱欲被民众蛊惑家的修辞成功俘获——与在《普罗塔戈拉》中的说法一样，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把智术师视为民众蛊惑家。
斐德若诵完吕西阿斯的“爱欲”讲辞后，苏格拉底认为吕西阿斯的讲辞说得还不够完备，于是自己也就“应该爱欲一个没爱欲的人”这个题目即席发表了一篇“爱欲”讲辞。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一个相当可笑的内在矛盾：斐德若和苏格拉底都对吕西阿斯的这篇讲辞显得充满爱欲，而讲辞本身却赞颂的是没有爱欲的人。换言之，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真实的爱欲。其实，苏格拉底对吕西阿斯的讲辞的热情是假的——他就这个题目发表完讲辞后就对斐德若说，自己觉得冒犯了爱欲“神”，需要马上再发表一篇赞颂爱欲的讲辞。于是，苏格拉底又作了一篇被他称为“悔罪诗”的长篇讲辞来阐明相反的道理：“应该爱欲一个有爱欲的人。”与在《会饮》中借第俄提玛之口表达对“爱欲”的看法一样，在这里，苏格拉底说，他的这篇“爱欲”讲辞出自抒情诗人斯忒西科若斯。
《斐德若》的前半部分与《会饮》相似，由三篇关于“爱欲”的讲辞构成。不过，这里的三篇讲辞明显更具表演性，尽管《斐德若》是两人单独在一起的场合，本来无需什么表演。苏格拉底表演完后，随即与斐德若就应该如何制作讲辞展开了一场讨论，以至于《斐德若》在结构上泾渭分明地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三篇表演性讲辞，后半部分是讨论如何制作表演性讲辞的技艺——亦即修辞术——的对话。这样的结构曾经让人感到困惑，其实，不难理解的是：前半部分的三篇“爱欲”讲辞明显是在为后半部分讨论修辞术提供范例。
表演性讲辞是民主政治文化的基本表征之一。按照智术师的修辞术理论，这类讲辞的目的是迎合民众意见，把如今所谓“传媒”意见讲得来看似真实的东西，只要能让人以为是真实就行——吕西阿斯制作的讲辞就是按此理论搞出的一个范本。换言之，智术师的修辞术原理是为雅典民主政治而设计的，以便“通过关注杂众的意见把坏东西夸赞得像好东西”（《斐德若》260c9-10）。因此，苏格拉底在引导斐德若讨论修辞术时一开始就提出了表演性讲辞与城邦政制的关系问题。在整个讨论过程中，苏格拉底针对民主政治的修辞术理论提出了辩驳：即便在一个民主的政体中，表演性讲辞也应该讲真实。当然，无论什么事情，要搞清楚何谓“真实”的确很难——但问题在于，不能因为“真实”很难搞清楚，就不去搞清楚。在《会饮》中，苏格拉底拒绝参与颂扬“爱欲”的竞赛，理由就是：他认为先前所有关于“爱欲”的讲辞都不讲“爱欲”的真实。
据说，《斐德若》在柏拉图作品中具有独特位置，因为它让我们看到苏格拉底关于政治书写（从立法文告到城邦戏剧）的看法，甚至展示了柏拉图的写作原则。(15)其实，我们更应该说，《斐德若》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苏格拉底对公共性讲辞乃至书写的“辩证”看法——换言之，在柏拉图的其他任何作品中，对民主政治修辞术的批判都不如这篇对话明朗和透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斐德若》与《普罗塔戈拉》和《会饮》明显的对观性关联：《会饮》中的“爱欲”讲辞涵盖了民主政治修辞术的全部三种样式（诉讼讲辞、民主议事会的商议式讲辞和民众集会上的炫耀式讲辞），《斐德若》后半部分对民主政治修辞术的批判，无异于对这三类修辞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苏格拉底在《斐德若》中对成文言辞的贬低非常有名，引出了各种关于“书写”的哲理探讨。其实，无论关于“书写”的哲理有多少话可说，在苏格拉底那里，这个问题首先与如今民主政制中的所谓“公民教育”问题有关——《普罗塔戈拉》中的苏格拉底说：
毕竟，如果有人就同样这些事情与任何一个民众演说家讨论，大概也会［从他那里］听到这样一些说法——无论伯利克勒斯，还是别的哪个铁嘴。可是，倘若还有什么要进一步问，［他们］没有一个不像书本那样，既不能解答，也不能反躬自问。倘若有谁就所讲的东西中哪怕小小的一点儿问下去，［他们］就会像被敲响的铜盆响个不停，直到有谁摁住它。（《普罗塔戈拉》328e9-329a7）
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明确提到民主政治领袖伯利克勒斯的老师和朋友普罗塔戈拉，佯称他“发明了就任何话题都既能说得极短又能拖得老长［的能力］”（《斐德若》267b2-4），接下来就说到《普罗塔戈拉》中在场的另两位智术师（普罗狄科和希琵阿斯）。如果说《普罗塔戈拉》是柏拉图作品中智术师出场最多的作品，那么，《斐德若》就是柏拉图作品中提到智术师和修辞家最多的作品——苏格拉底一口气点了十位智术师的名，包括大名鼎鼎的高尔吉亚和在《王制》卷一中苏格拉底与之有过直接交锋的忒拉绪马霍斯，他们都声称具有能让人成为在说话方面有智慧的人（《斐德若》266c2-5）。修辞术的发明者都不是雅典智识人，但修辞术在民主政制的雅典才真正派上用场。在柏拉图的全部作品中，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的斗争占了很大篇幅——与智术师的斗争就是与民主政治文化的斗争。柏拉图的好些作品具有明显的时代相关性，绝非与现实不相干。(16)
吕西阿斯在《斐德若》中并没有亲身出场，但他的文章在场等于他本人在场，而他的在场显明的是民主政治文化的在场——我们可以说，即便《斐德若》的对话场景在城外，仍然没有摆脱民主政治文化的支配。吕西阿斯是雅典民主政制时期鼎鼎有名的修辞家，但他是外籍移民，没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只能替人写诉讼控辞或辩护辞来展现自己的修辞术才华。在雅典，没有言辞能力的人如果要控告谁或为自己辩护就得需要找代理。雅典的法律远不如今天繁琐细密、种类复杂，控告或辩护需要的不是熟悉法律条款，而是需要有言辞能力：凭靠修辞技艺把被告说成有罪或把被告说成无罪。吕西阿斯在《斐德若》中的角色非常重要，因为，他的修辞才华表明：在民主政体中，一个人的公共言辞能力非常重要——毕竟，民主政治的预设是每个公民不仅有参政的权利，而且有参政的义务。每个公民的参政义务不可能通过人人都当执政者来实现，但最低限度的参政义务则可以通过议政来实现。问题在于，无论当选为执政者也好还是仅仅议政也罢，每个公民是否具有参政所需要的政治德性是另一回事。换言之，民主政治的正当性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每个人天生都具有优异的政治德性——显然，这样的前提并非真实（对观《普罗塔戈拉》319a10-320c1）。
由此可以理解《斐德若》中的一个乍看起来令人困惑的情形：吕西阿斯的身份在这篇作品中并非是替人写法庭讼词或辩词的高手，而是写具有隐私性质的“爱欲”讲辞的高手——吕西阿斯的讲辞是一篇地道的“私人”之间的讲辞。同样，苏格拉底与斐德若谈的虽是政治修辞的问题，他与斐德若的交谈本身却具有明显的“私人”特征。这意味着，在苏格拉底看来，民主政治的根本困难在于每个人的德性是否齐一。雅典民主政制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谈论爱欲问题的政治语境，反过来说，苏格拉底谈论“爱欲”则从根本上暴露出民主政治原理的难题：民主政制只会开放“爱欲”的奇异和自由（如我们在《会饮》中看到的那样），而不会区分高贵与低劣的爱欲，从而也就谈不上培育高贵的德性。如何看待“爱欲”看起来是个私人问题，实际上是涉及政制德性的公共性问题——毕竟，现代民主政制的建立，以一套全然不同于古典的人性理解为前提。
宽泛地说，古典派反对民主制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德性。自由作为目标是含混的，因为它既是［可能］作恶的自由也是［可能］行善的自由。德性通常只有通过教育才会实现……古典派与我们对民主制的态度的差异只在于对技术的德性的不同评价：但我们没有资格说，古典的观点已经被驳倒。他们的含蓄预言——即技术和技艺从道德和政治的控制中获得解放将导致灾难或人的非人化——尚未被驳倒。
……无论现代自然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它无法影响我们对何为人身上的人性的理解。对现代自然科学来说，以整全的眼光来理解人意味着以次人（sub-human）的眼光来理解人。但从这一角度来看，人作为人完全不可理解。古典政治哲学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人——这肇始于苏格拉底。(17)
我相信，如果用这段话来概括《斐德若》的要义会非常恰切。在《斐德若》中，苏格拉底的长篇“悔罪诗”提供了“以整全的眼光来理解”爱欲的范例——理解“爱欲”不是理解“人性”，还会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