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为什么昨天还很亲密的朋友，今天就突然不理自己了？为什么有人会躲在背后说坏话，抱团排挤人，甚至霸凌别人？比起男生间的“用拳头解决问题”，女生间的攻击似乎更为隐秘和复杂。然而从家长到老师，大多数人都将其视为女孩的天性，而非亟待解决的严肃问题。
在本书中，蕾切尔采访了曾是霸凌对象和霸凌者的女孩们，直面给无数女性带来困扰乃至创伤的畸形社交文化。相比男孩，女孩往往承载了更多社会要求：受人喜欢比表达真实想法更重要，成为“完美女孩”比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更重要。对冲突和愤怒的回避令女孩们惯于采取“另类攻击”的方式处理争端，也令她们频频陷入人际战争的泥淖之中。
《女孩们的地下战争》希望能够重构社会对于女性霸凌问题的认知，并为家长和学校提供实际的解决策略。让每一个女孩都能学会尊重和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是本书作者和受访者共同的期待。
作者介绍
蕾切尔·西蒙斯（Rachel Simmons），1998年毕业于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主攻女性研究和政治学；同年获罗德奖学金（Rhodes），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开始研究女性霸凌现象和女孩心理。她是女孩领导力学会的创办者之一，并在世界各地与 学校合作减少霸凌行为。她常常为《青少年潮流》（Teen Vogue）杂志撰稿，是著名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节目的常客。由本书改编的同名人气电影《怪女孩出列》（Odd Girl Out）于2005年上映，并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蕾切尔另著有《怪女孩大声说》《好女孩的诅咒：培养勇敢自信的真实女孩》等书。
部分摘录：
8岁那年，一个女孩欺负我。我对那年的记忆很模糊，时间流逝，我也不愿回想，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那时我三年级，扎着辫子，说话口齿不清。在老师们眼中，我是个猛打猛冲的孩子，总是一口气做完长除法练习和地图小测验，然后错不该错的题目。但我就是喜欢第一个写完。
我的朋友阿比也这样。她很受欢迎，我俩算不上特别亲密。我至今仍不明白，她当时为什么要那样折磨我。她先是跟我最好的朋友悄悄议论我，很快就说服了对方抛弃我去跟其他女孩玩耍。课后，我们一起到社区中心上舞蹈课，阿比拉拢了我的朋友们，劝她们也离我远远的。走进中心剧院，我发狂一般冲向她们，气喘吁吁，在突如其来的漆黑中睁大双眼。在一排排沉默的椅子间，在舞台上，我总是在追逐她们轻快离开的脚步，听着阵阵笑声远去。
日复一日，我站在半明半暗的走廊、楼梯井和停车场中。我对这些地方的记忆无一例外都是我在那儿孤零零地站着。晚餐前，妈妈在做饭，我便向她哭诉。这种苦恼难以排解，当时我觉得，我是唯一经历过这种痛苦的女孩。这是我记得最清楚的。
16年后，我去英格兰读研。一个雨天，我骑上自行车去图书馆，想弄清楚阿比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驱使我去那儿的。对我来说，这段记忆中的某些部分似乎严重失衡：一方面，我记不清太多细节；而另一方面，被所有朋友抛弃、在阿比手中失去最好的朋友的痛苦却真真切切。这是一件永远无法和其他童年回忆一同渐渐褪色的事情，我想自己需要填补这份空白。
那天深夜，我在学校和朋友们分享了这段回忆。随意吃了点夜宵后，我和六名朋友都承认，自己的过去中有一个“阿比”在纠缠不休。我们居然都经历过同样的困境，发现这一点真是叫人激动。朋友们和我一样，多年来都以为只有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
明白了这些后，我小心翼翼地骑上光滑的街道，相信图书馆中一定有解释女孩霸凌行为及其成因的书籍在等着我。前几轮电脑搜索一无所获，我将其归咎于自己糟糕的搜索技能，也许我又“猛打猛冲”了。接着我向图书馆员求助，结果发现不是我的问题。
关于男孩攻击和霸凌行为的文章比比皆是，讨论女孩霸凌问题的却屈指可数。没有相关研究，没有家长手册，没有为孩子们准备的可爱指南。我坐下来研读文章，在大部分研究者称作霸凌的行为中完全看不到自己或阿比的影子。我先是惊讶，然后转为失望。
我给自己认识的人挨个发了邮件，请他们尽可能多地转发给自己认识的成年女性。我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你是否曾被另一个女孩折磨或取笑？请说说那是怎样的感觉。那段经历对今天的你有何影响？”24小时之内，我的收件箱就堆满了来自美国各地的回复。回信越来越多，女性们在网络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情感。即便隔着电脑屏幕，她们的痛苦也同我自己的一般挥之不去、纠缠不休。素不相识的女性们告诉我，我是第一个知道这段故事的人。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主动询问她们的人。
沉默深深地嵌入了女性经验的结构之中。直到最近30年，我们才开始诉说女性生活中令人震惊的事实，公开处理强奸、乱伦、家庭暴力和女性健康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但直到通过唤醒公众意识、制定政策和增强认知，如今它们才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了一席之地。
现在该打破另一片沉默了：女孩中存在着一种隐性的攻击文化，其中盛行着瘟疫般的霸凌行为，独特且具有毁灭性。与男孩之间的攻击行为不同的是，女孩之间的攻击并不体现在直接的肢体或口头语言之中。我们的文化不允许女孩置身于公开冲突之中，她们因此被迫采取非肢体接触、间接、隐蔽的形式进行攻击。女孩通过背后说闲话、排斥、谣言、辱骂以及操控来引发受害者的心理痛苦。与通常欺负泛泛之交或陌生人的男孩不同，女孩攻击的对象往往来自亲密的朋友圈，这令攻击行为更难被识别，受害者的痛苦也会随之加剧。
在这一隐性攻击文化中，女孩用不着拳头和刀具，而是诉诸肢体语言和关系。在这个世界中，友谊成了武器，比起冲人大吼一声，一天不和对方说话更伤人。没有哪一种姿势比朋友转身离开更令人难过了。
在隐性攻击文化中，愤怒很少通过言语表达，在校的每一天都可能像是走进了全新的社交地雷阵，排列组合的变换毫无征兆。冲突期间，女孩会用只有她们自己才明白的语言和正义观来攻击别人。在女性友谊亲密无间的背后，隐藏着一片弥漫着愤怒的秘密土地，而滋养这片土地的，正是沉默。
这就是我想带领读者走进的世界。在喧闹的人声之下，一个女孩瞪着另一个女孩，然后默默冲她朋友微笑。第二天，小圈子领导者开始默默传阅一份秘密请愿书，要求其他女孩列出为什么讨厌目标女孩。再过一天，被排斥的女孩就会在教室里挨着男生区域坐下，低着头、缩着肩膀。这种伤害干净利落，不动声色，既看不出攻击者是谁，也看不出攻击目标是谁。
近年来，在青少年枪支暴力的悲剧的推动下，公众对霸凌行为的认识有所增强。然而，关于霸凌行为的全国性讨论主要把焦点放在男孩及其攻击行为上，狭义的霸凌定义完全聚焦于肢体和直接暴力行为。而女孩的攻击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和间接性，不存在肢体暴力，自然没有得到探讨。女孩的攻击行为甚至不会被视为攻击，而是被轻描淡写成一句“女孩就那样”。
然而，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都清楚这一点。我们所有人差不多都当过旁观者、攻击目标或霸凌者。许多女性都默默承受着，并努力试图遗忘这一切。的确，这是女孩成长期中始终存在的阴暗肮脏的秘密之一，差不多所有成年女性和女孩都经历过。现在，该打破沉默了。
我开始采访10岁到14岁的女孩，霸凌行为在这一年龄段最为盛行。第一天，我在东海岸一所男女同校的私立学校与几组九年级学生谈话。我的计划是用准备好的问题清单引导孩子们进行非正式讨论。在每个班级的学生面前，我先做自我介绍，说出我自己被欺负的故事，告诉女孩们我们要讨论什么。不出意外，她们通常都先是一怔，然后恍然大悟。讨论什么？在课堂上吗？她们偷偷笑了，窃窃私语。
每场讨论我都先问这个问题：“你们认为男孩之间的刻薄和女孩之间的刻薄有什么不一样？”悄悄话停止了。接着，一排排小手举起来。瞬间，她们的话匣子打开了，语速飞快。女孩们激动地又说又笑，大喊尖叫，时而发出嗤笑，一个个说起自己的故事。与此同时，小纸条满教室飞，伴着翻白眼和意味深长的对视。
我筋疲力尽，事先认真组织好的引导问题一直握在手中，没有派上用场。
那天的讨论一场都没有按计划进行，但结果表明这是件好事。我很快就明白，要是努力将女孩们的意见塞入事先安排的问题中，她们会觉得我才是权威，我可不想这样。我想让她们成为权威，毕竟，是她们正经历着我在努力理解的事情。相比策略，这更偏向于直觉。
女孩们也对我真诚相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互通邮件，发短信，谈论乐队、新鞋、暑期计划和如何追男生。她们告诉了我许多老师和父母不知道的秘密。有时我们会暂时跑题，聊聊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
久而久之，我发现了我们能够愉快相处的另一个原因。大部分和孩子谈论霸凌行为的成年人处理问题时都会说这种话：别欺负人，和小伙伴好好相处。
我则是从反方向入手，我没有上来就假定她们不应刻薄待人，而是她们的确能够表现出刻薄；也没有假定她们都友善待人，而是假设已经有女孩不够友好。我的出发点不是劝阻不良行为，而是希望她们帮助其他女孩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她们想参与小组讨论，那很好；如果不想参与，那就安安静静地坐着，不能干预其他同学发言。我告诉她们，无论如何都有免费零食可以吃。
在小组讨论中，通常会有女孩说出自己身为受害者的故事。这些女孩也许会从回应同学的某句话开始，然后像是突然吓了一跳一样，泪流满面地回忆起自己遭受的痛苦。虽然我明白自己只是一名研究者，但还是会对她们产生强烈的保护欲。
因此，我始终坚持采用非正式讨论的形式，让女孩们随心所欲地引领讨论方向。正如我在网上接触到的那些成年女性一样，大部分女孩从未被问及此类经历。和从前的我一样，她们似乎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战，认为自己是唯一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我对她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她们选择我来倾听这些故事，我希望能够尊重她们的声音。我也想让她们明白，很多人都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如果无视她们的痛苦，打断她们，然后继续问列表中的下一个问题，就太不人道了。有时我能问完所有的问题，有时不能。倘若我的研究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我也甘愿承担责任。
在此期间，我受到了心理学家琳恩·迈克尔·布朗（Lyn Mikel Brown）和卡萝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研究成果的指引，她们针对女孩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对我影响甚大。布朗和吉利根与同事们一起制定了一份用于访谈的“倾听指南”。[3]与传统采访原则完全不同，这种方法强调灵活性，强调与采访对象和谐相处。“倾听指南”要求研究者“跟着女孩引领的方向走”，同老一套的研究路线正好相反。这种方法对女孩们来说尤为重要，否则她们在面对采访者时可能会一言不发，因为对方看起来别有所图。跟着女孩的声音走，而不是强调自己的观点，“能够帮助女孩发展、坚持或寻回对自我、自身感受以及内在渴望的了解”。布朗和吉利根说道：“认真对待女孩，也会鼓励她们认真对待自己的想法、感受和经验，并将这种认知延续下去，甚至寻回那些已经失去的自我认知。”对于女孩霸凌这种情感问题来说，采用这种方法再合适不过了。
在不断寻找合作学校的过程中，我发现学校管理层对此态度不一。大部分学校对我与学生交谈这件事感到如释重负。教师们觉得女孩之间强烈的愤怒很神秘，对此倍感困惑，那些发生在身边的无法解释的小插曲让他们不知所措。
小镇学校和一些私立学校不太欢迎我。他们不允许我采访，尽管学校没解释原因，但似乎是出于紧张，担心会暴露自己学校女孩的真相：是的，她们的确会刻薄待人。在教育女孩周到、“友善”的社会中，这种曝光非同小可。
由于话题性质较为敏感，我还做了一个决定。为了全面描述女孩霸凌问题，我原本计划尽可能多地走访不同城市。密集采访几次后，我发现这不太现实。为了赢得女孩们的信任以及老师和家长的信心，我需要融入他们的社区才行。为此，我延长了在美国三地的逗留时间。大部分学校都无条件地允许我开展研究，并提供了宝贵支持。其中两所学校甚至为此改变了他们的规定，破格让我与女孩们相处——他们原本不允许研究者进入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