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的作者上野千鹤子，是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最有名的女性知识分子、女性主义学者。她的著作在内地翻译出版的有《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一个人的老后》，在台湾翻译出版的还有《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女性主义》、《裙子底下的剧场》（对女性内衣的理论分析）。
所谓“厌女 ”，来自英语Misogny，指厌恶女性、仇视女性的行为或心理。《厌女》出版后，在日本受到普遍欢迎，各大主流媒体都发表了书评。
《厌女》不是一部纯理论性著作，而是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针对日本当代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践性分析。她运用的理论资源中包括上海三联出版的赛吉维克著《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但与那种纯理论性的晦涩论著不同，《厌女》用比较浅近的语言对现象进行了解读。在目前的中国，尚没有一部在理论上很有深度但针对的却是非常具体的现象的性别论著。
《厌女》处理了广泛的日本题材，其中既有文学性的，比如谈到小说家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林真理子等，更多的则是社会性的，比如“东电ＯＬ”（东京电力的女职员在工作之余卖春，后被害）、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失意白领在闹市区一路疯狂用刀捅人）等。上野千鹤子谈到的许多现象，尤其是家庭的、婚姻的，在中国也有很类似的情况。知性的读者会从这些论述中获得强烈共鸣并得到理论上的指引。《厌女》一书实际上是围绕着“性”展开论述的，相信有许多读者会对这个题材本身产生浓厚兴趣，比如她谈到的性虐待、情色画等等。
《厌女》为渴望理论又找不到容易理解的理论的中国文化人提供了性别分析的利器。
作者介绍
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 1948年生。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日本女性主义理论及运动的领袖人物。著述甚丰。主要著作的中文译本有：《裙子底下的剧场》（台湾时报文化1995）、《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台湾时报文化1997）、《近代家庭的形成与终结》（商务印书馆2004）、《一个人的老后》（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等。
部分摘录：
吉行淳之介与永井荷风 一说起喜欢女人的厌女症男人，伴着苦涩的滋味浮现在我的头脑中的，便是吉行淳之介[1]。吉行是文坛著名的风流公子，据说很得女人喜欢。他描写的是娼妓的世界，即以出卖身体为业的“内行”女人们。其成名作《骤雨》曾获芥川文学奖，据说是意识到永井荷风[2]的《濹东绮谭》而写的。永井也写做身体买卖的女人。好色的厌女症男人都喜欢娼妓。他们的喜欢，并不是把娼妓当作人来爱。他们喜欢的，是对用钱买来的女人的任意玩弄和控制，让她们甚至身不由己地主动服从自己。被视为永井所作的《榻榻米房间秘稿》〔1972〕[3]，写的是让卖身女人因性快感而达到忘我的嫖客“达人”的文化，是一个将终极的男性支配通过语言来实践并完成的文本。
奥本大三郎〔1981:162〕对吉行淳之介的评语是“毋庸置疑属于厌女思想谱系中的作家”，他还加一句，“可是，有厌女思想的人却又不能不在意女人，这便成为他们的软肋”。奥本嘲笑吉行的女性读者增多的现象，“那情形仿佛小鸟停在猎枪上”。
奥本一语道破了好色男人的厌女症。“好色男人的厌女症”之谜，应该如何解释呢？是否可以说，因为他们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不得不依赖他者女人这一悖论非常敏感？换个说法是，每一次想要证明自己是个男人时，都不得不依赖女人这种恶心污秽不可理喻的动物来满足欲望，男人们对这个事实的怨与怒，便是厌女症。
男人们在内心深处某个角落一定想过，要是能不靠女人自己也能过该多好。所以，崇尚少年爱的古希腊人的厌女症，比异性恋的现代人更彻底。我对美化男性形象的同性恋者的不信任感，正是来源于此。
约二十年前，我和富冈多惠子、小仓千加子三人合著出版了《男流文学论》〔1992〕，那本书开篇便拿吉行淳之介来开刀，是因为我对他抱有满腔怨恨。虽然我并没有受到过吉行本人的性骚扰，却不能不忍受来自吉行读者的同龄男人们的近似性骚扰的话语。他们对我说：“去读吉行！读了你就懂得女人了。”
甚至有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女人而研读吉行。的确，别的女人在床上的举止，不问男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要向女性经验丰富的男人请教。不过，她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里描写的，不是真实的女人，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当然，即便如此，女人可以从中学到配合男人、当他们的合演伙伴的“智慧”——把吉行的书当作这种教科书来“学习”的女人，也会有的吧。
吉行仅仅因为性交的次数多、人数多，并将那些经验当作小说的主题，便在文坛上被视为“精通女人”的人。性交过的人数多，实在不足为夸。尤其当对方是“内行”女人时，夸耀的不是性能力，而是权力和财力。身为作家吉行荣助和成功的美容家吉行安久利这对夫妻的儿子，吉行想必是衣食无忧的公子哥儿吧。女人是会轻易地屈从于权力、财富和权威的。吉行在银座的酒吧深得女人喜欢，不单因为花钱大方，更重要的是他用作家头衔做自我介绍吧。现在的流行作家渡边淳一也是这样。当年永井荷风去问访花柳巷时总是隐瞒作家身份，仅仅因为擅于应对女人而大受欢迎；可没听说吉行和渡边有此类逸闻。
吉行有妻室，但同时又与一位著名演员过着俨然夫妻的生活。他死后，有个女人自称是其小说《暗室》里的女主人公，所以世人知道他晚年还养了一个女人。《暗室》几乎就是写实的私小说。女演员自己有经济能力，但另一个情人靠吉行包养。这个情人与吉行之间的关系既然完结在“暗室”之中，那就应该保持沉默、封存起来，但她那份做过“那个吉行的女人”的骄傲，让她不公诸天下便得不到满足。吉行死后，她把两人的“暗室”生活翻来覆去写了好几本书。
我很难忘记，自己曾经读过的一篇某娱乐界笑星发表在一家周刊杂志上的随笔。此人现今名气很大了。他说，在他陷入自卑低潮的时候，他就翻出记事本，找出女人们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挨个打电话，“我是艺人某某，现在没空来哄你好听的话，限你多少多少分钟之内自己赶到我这儿来。”如果确有女人来了，他才终于感到“看来我还能行”，从而安心。读到那篇随笔时，我被那个艺人的过分坦白吓了一大跳，也知道了靠人气吃饭的男人心理之脆弱。接到电话就赶来的女人，只是冲着艺人的名气，不是因为他的人格或身体。因为是名人便欣然前往的女人，与等候歌星、球星叫陪床的追星粉丝没什么两样。对于打电话的男人，女人换谁都无所谓；同样，对于女人，对方也不是一个特定人格的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道理，男人当然完全懂，但他还是会因为有女人愿来而得到安慰治愈。这时，男人想要确认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声权力的符号效应。我当时的感想是，男人的性倾向已经异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吉行淳之介的小说《砂石上的植物群》〔1985〕中有个情节：一个郁闷消沉的工薪族走投无路，便去找娼妓，在女人身上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其实，娼妓本来就是为了方便发泄“类似愤怒的感情”而存在的。在吉行看来，女人就是一种不但不反抗，反而完全接受，甚至转换为自己的快乐的、方便无比的东西。女人被男人当作发泄郁闷愤怒的垃圾场，可如果那是女人自己想要的，甚至还很享受，男人就不必背负罪恶感了。而当女人“不再痛苦，发出欢喜的呻吟”时，男人又在心中感叹“女人这东西真是妖怪魔物”，由此将女人放逐到未知的世界里去。这样，男人便把女人双重地他者化了。
吉行的这篇小说是否基于真事，我无从得知。不过，很难想象嫖客还介意娼妓的快感（之所以花钱买娼，本来不就是为了无需在乎对方的反应吗？），而且，女人是否真的得到快感，不问本人谁也不知道。那样的女人也许的确存在，不过，即使没有快感，“发出欢喜的呻吟”这种小动作，也是女人的拿手好戏。根据《新·摩尔报告》〔モア·リポート班编，1990〕，六成以上的女人回答“假装过性高潮”，其中七成以上确信“男方没看出是假装”（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出现的《海蒂报告》〔Hite,1976〕一书，是对女性性生活的大规模调查报告，具有里程碑意义。仿效该书对日本女性性生活实态所作的调查，即《摩尔报告》，《新·摩尔报告》为修订版）。有男人夸口能识破女人的伪装，其实不过是你哄我骗，真相谁也没法知道。
有些标榜反世俗姿态的所谓“性探索小说”，其情节展开与色情文学的常规套路相似得令人吃惊。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首先，“是女人先勾引我，可不是我的错”。男人的欲望由此得以免责。然后，即便是把不情愿的女人强行推倒在地的强奸，最后还是以女人的快感结局，仿佛在说：“怎么样，你不也有快感了吗？”好像女人的性器是可以把所有的痛苦和暴力都转换为快感的无底黑洞。为男性读者制作的色情文学，最后终点不是男人的快感而是女人的快感，这个现象看似矛盾，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谜。
因为，女人的快感，可以成为测定男人性能力达成度的指标，也是男人对女人的性支配得以完成的地点。“我那活儿好，女人离不开”，不想这样夸口的男人，有吗？
在这里应该陈述一个事实，女人的快感并非如此便利的东西（对男人而言的便利）。因为这种幻想被播散得太广，我担心有人会信以为真。吉行就是散布这种性幻想的犯人之一。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对此确信不疑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他们就是那些以为“读了吉行就能懂得女人”的男人和女人们。对男人来说，这种话语不过是一种便利；可对于女性，却成为一种压迫。因为女人们会想，“我不能像吉行笔下的女人那样得到快感，是不是意味着作为女人我还不够成熟？”让女人去读吉行的男人们，不过是想大量产出便利于自己的女人。
实际上，读了吉行，也不懂女人。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人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服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东方主义》〔Said,1978〕一书的发现。
在吉行的心目中，其实有个对手，就是他奉为范本的、被称为“置身陋巷的反俗作家”永井荷风。作为战后文学“第三新人”成员之一的吉行淳之介，不过是即将被日本文学史忘却的二流作家（吉行的读者现在还有多少呢），但永井荷风不同。永井是至今尚被反复回顾参照的文学史上的大师。倾慕永井并以之为摹本的男性写手，远远不止吉行一人，至今不绝。这让我不得不忧虑奥本大三郎所说的“厌女思想谱系作家”的再度产生。
永井也喜欢女人，他出没于花柳巷，比起当娼妓的客人更喜欢做娼妓的情人。与吉行不同的是，永井隐去作家身份，以“职业可疑但性情很好的大叔”的面目出现在娼妓们面前。他颇得她们的喜欢，当然花钱大方可能是一个理由，不过他从来不以社会地位作诱饵，却能得到娼妓们给他的情人待遇。吉行看到成了自己情人的娼妓去接别的客人会感到嫉妒，但永井看到相好的女人有客来，会节制地躲起来，不打扰她的生意。不难想象，比起吉行，永井更精通男女之道、更会把握女人，性爱技巧亦应非同寻常，据称他曾将竭力自我控制不去达到高潮的“内行”女人身不由己地引入高潮。看到这里，是否会有读者在心里想：“真想和这种大叔交朋友？”可是，要是我说，永井也是“厌女思想谱系的作家”，是否有些难以理解？
在《濹东绮谭》中，永井对陋巷中的女人这样写道：
吾年少时便入脂粉之巷，至今未悟其非。曾因一时因缘，随女所愿，纳入家中，使其把帚持家，然皆以失败告终。彼女一旦境遇得变，不再以身为贱，便一变而为不可教之懒妇，若非懒妇，则成不可御之悍妇也。〔永井，1971:104〕
虽然永井为了接近娼妓而隐去身份，但自从有次被警察盘问之后，便很小心周全地把证明自己身份的印章、印章证明和户籍抄本随身携带。当然，这是为了向警察显示，自己本为有相当身份地位的绅士，并非真正属于出入此等陋巷之辈。也就是说，永井一面与陋巷中的女人们交际，同时手持自己属于另一世界的证明，他绝不会允许女人们越界侵入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与娼妓们的关系成立的前提，是把女人视为全然的另一个人种，并非以同等高度的视线在与她们交往。
如永井这般，在一个阶级和性别严格分界的舞台装置之中，对挣扎在苦海中的女人表达同情、聆听她们的不幸身世，便成为身处绝对安全圈之内的人们自我满足的精神资源。即便这样，有时也不过是逢场做戏。娼妓根据客人爱好编制各类身世故事讲给客人听，让客人当“好人”，给客人“增值”，这实为一种广为人知的商业行为。永井绝非不谙此道的纯情少年，当然不会把娼妓的故事全盘当真。《濹东绮谭》中有个叫阿雪的女子，她向永井表现出超乎游戏的纯情，结果，正如永井自己承认，“非但玩其身，连其真情一并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