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者在这本书中试图解释我们从何而来，向何方去这样的终 极问题，而且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我们从很多科普读物中已经知道人类是如何进化的，我们与猿猴的关系，我们与古人类的关系，等等。而加亚则从两个作用力——环境（Earth Forces，地球塑造了我们）以及文化（Culture Forces，我们塑造了自己和地球）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交织的巨大力量解读人类的进化。本书分为三个部分进行阐述： 第 一，现如今的人类如何产生？为何4亿年前的泥盆纪无法产生人类，环境如何塑造了人类（包括几率极 小的小行星撞击，月球的大小以及产生事宜生存的地球环境的真菌等）。 第二，也是本书的重点，就是人类为何可以成为人类。我们不缺乏尼德兰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后期被写入文学中而声名大噪的“霍比特人”（佛罗勒斯人），但如今生存下来的是“智人”（Homo sapiens）。古生物学者会告诉你，我们与尼德兰人的基因和生活方式及其相仿，如果你发现自己特别容易抑郁或对尼古丁轻易上瘾，请责怪你的祖先，虽然彼时并没有烟草。但是自从11000年前的冰河时期开始，智人成为了唯 一存活的人类物种。自此，文化的演化成为了主角，作者认为其中颇具关键的四点是对获得控制，语言的发明，衣服的发明，时间的发明。 第三，作者将会通过对历史的科学分析来试图预测我们的未来，预测人类将向和方向发展，如果现如今人类的强大导致我们得以重塑这颗星球，我们是否足够强大到重新塑造我们自己？作者预言，今后智人可能会发展成为“全人”（Homo Omnis）。
作者介绍
加亚·文斯 英国学者，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化学期间，她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兼职讲解员，并在毕业后成为一名全职记者，还曾担任《自然》杂志的编辑以及《新科学人》杂志的在线编辑，作品常见于《卫报》《泰晤士报》《科学》等报刊。她为BBC写作常规专栏，还担任BBC科学节目的广播员。2015年凭借处女作ADVENTURES IN THE ANTHROPOCENE赢得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图书奖（Royal Society Winton Prize for Best Science Books of the Year），并成为本奖项首 位单独获奖的女性。
部分摘录：
直布罗陀巨岩屹立于欧洲南端，即便隔着地中海从非洲望去，这个荒凉的白色地质图腾依然清晰可见。巨岩底部有一个泪滴形裂口，里面便是戈勒姆岩洞，其内部巨大，宛如一座教堂。这里上演过怎样的故事？又是谁，在何时，在这古老的由海浪冲击形成的岩洞内出生、恋爱、工作、生活，直到死去？这个岩洞是我们祖先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最后的家园，它们在此生活了数十万年。
回溯到35 000年前：彼时的欧洲大陆还处于极寒的冰川时期，局部出现了物种灭绝，而本可以迁往气候温暖地区的一些动物却选择留了下来。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时间里，戈勒姆岩洞着实是一个世外桃源。海平面比别处低上好几米[1]，辽阔的狩猎平原一直延伸到海边。岩石高处会有人放哨，随时提醒下面的人注意猎物或是危险，比如狮子。岩洞前地势开阔，矮丘上碧草如茵，泉源湖波光粼粼。湖附近的湿地是鸟儿和鹿的天堂。半岛周围蛤蜊成群，燧石成丘。附近的洞穴是尼安德特人的聚居地。
来看看尼安德特人的日常生活。岸边，孩子们在收集河中的浮木。平原上，两个女人刚刚伏击了一只漂亮的黑羽秃鹫，准备把它带回戈勒姆岩洞。岩洞的中庭有一个大壁炉，人们聚集于此，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准备食物，有的在打磨工具、制作衣服。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高大，正用石刀削着一根笔直的白杨树杈，削下的木屑卷被他踢进了壁炉的柴火堆中。小伙子身边一个红头发的矮胖女人正在剥蛤蜊，并把它们串在一根削尖的骨头上。弄好后，她先送给她虚弱的婶婶吃。婶婶的孩子夭折了，人们已经将孩子埋葬。
这边在准备食物的时候，另一边，一个年长的男人，好像是个巫师，正在用打来的秃鹫制作漂亮的黑羽披肩和头饰。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还有时间思考和创造艺术。洞穴深处是一间间小卧室，每间卧室都点着用来防御的火堆。一个特殊角落里有一块石雕，上边刻有交叉着的平行线，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中。相比较来说，偏北部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创造的东西更容易理解，比如赭色的动物画、手印、鹰爪串成的项链和赭色蛤蜊壳制成的盒子。
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走出非洲，有着先进的文化和超强的生存本领，最后仍将走向灭亡。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干旱的气候将适合打猎的茂密森林变成了尼安德特人不了解的草原。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生育率也不高，婴儿总是生下来就夭折，大人们也更容易染上疾病。或许他们已经遇见了体型稍小的智人，这些人大规模地迁移，来到尼安德特人雄踞已久的地盘上建起他们的家园。这样一想，就觉得人类是如此脆弱。而又是怎样的偶然让今天坐在这里的是我们，而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子孙呢？
要想回答“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首先要问，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即我们的文化，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文化其实是个特例。尽管动物有着越来越多令人着迷的行为，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文化会像人类文化一样复杂和灵活。大多数动物都依赖天生的技能生存，而非相互学习。它们的文化不具有累积性。同人类日新月异的科技不同，几百万年来动物们使用的简单工具似乎没有任何显著的改良。
不过，部分动物的文化确实可以在同类之间传播。这些物种必须要足够聪明，能够学习全新的行为，还要有足够的社交能力来传播文化。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使用的工具复杂程度最高。原本，人类与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在600万年前二者出现了分化，走上了各自的进化道路。灵长类动物学家在非洲黑猩猩身上发现了39种不同的行为（大部分黑猩猩群体有20种），其中最复杂的是砸坚果。
文化的累积性是指文化发展像棘轮一样，一环搭一环，根据自身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并代代累积下来。而一种文化想要具有累积性，需要达到很高的要求。一只黑猩猩可以用石头砸开坚果。另一只黑猩猩能学习这种行为（文化）。但是它不需要思考用什么样的石头砸、怎么砸，只知道拿石头砸，坚果基本能被砸开。但是，如果想要让砸坚果变得更有效率，就要考虑选择哪种类型、哪种形状的石头，甚至可能还需要自己磨石头。简言之，就是要增加步骤。黑猩猩要把每个步骤按顺序准确地记下来，然后向另一只黑猩猩展示，让对方学会正确的流程并能教会下一只黑猩猩。久而久之，随着新步骤不断增加，砸坚果的方法得到改良，坚果夹就被发明出来了。同基因进化一样，文化只能在足够精确的复制下才能进化。这就要求某一文化中成功的方法，比如选择合适的石头，必须要被长期保留下来，直到有更好的方法出现。黑猩猩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人类对此很在行。
那么，一种拥有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动物，它自身的进化是何时发生的呢？
如果拿着儿时的照片站在镜子前，我们很难把照片中的自己和镜中的成年人对应起来。明明是同一个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却发生了很多变化。
要追溯过去，一探几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强大的同理心。事实上那些人与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也需要食物、居所和友谊。面对人生的挑战，生活上的也好，技术上的也罢，他们同样需要思考解决方案。他们成功了——有些只是昙花一现，而有些，比如直立人，则延续了100多万年。我们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早已逝去的近亲祖先，但是每次接触都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比如支撑身体奔跑的股骨、容纳智慧大脑的头骨。比起这些身体化石，更让人感慨的是他们留下的遗产：亲手制造的工具和在墙上留下的标记。可见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有装饰的想法了。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存在的痕迹。他们用兽皮和纤维制作衣服和工具，但这些东西最后都腐烂成泥，就连他们自己的身体最后也都归还给了养育他们的大自然。但在我们的DNA中，在我们的性格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都有我们祖先的身影。我们对他们无比好奇，不仅因为他们跟我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因为他们是我们文化的祖先。
依据这些线索，包括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在内的许多专家尝试还原地球上某个时期数十种古人类一起生活的场景。1965年，鲁道夫·扎林格绘制了著名的《进化进行曲》。从这幅画看，人类进化就是不同人科动物[2]排队依次行进，远古人类朝着现代人的方向在进化。画中展现的是一个线性进化过程，从左到右，每一个角色都是其左侧角色的直系后代。这幅画将现代人类形象放在了进化过程的最前端，象征着我们在进化竞赛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发现表明，《进化进行曲》不过是一幅卡通画，唯一接近事实的就是现代人类的诞生时间距今不太久远。《进化进行曲》中描绘的不同形象很多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种，他们之间并不是继承—进化的关系，有的甚至还是混种繁衍而来。最近的发现表明，这种混种繁衍在以前很常见。在进化的某个阶段，一种特殊的文化出现了。追溯它的出现要从我们和古人类共同的过去中寻找线索。
最早的候选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直立人，他们出现的年代最早，大约在180万年前。当时，古代人种的大脑体积从600立方厘米增长到1 300立方厘米。[3]他们有亲社会属性，极其聪慧，可以记忆多步骤的行为，使用的工具也越来越复杂，不像300万年前早期人科动物制造的工具那样简单。这些简单工具一人即可制作，不需要他人帮忙。直立人是非常成功的猎人，他们会生火，能够使用工具，还善于社交，足迹遍布亚非欧。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还会制作简易的船只横渡大海，去小岛探险。从基因上看，直立人非常多样，种群丰富，分布广泛。数十万年的时间里，他们与其他古人种混居在一起，繁衍出下一代。120万年前，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直立人几乎全军覆没，全世界仅剩下18 500人。[4]在长达100多万年的时间中，我们祖先的濒危程度甚至比现在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还要严重。但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瓶颈，尽管人种的多样性有所减少，我们自身物种的进化反而得到了推动。
我们不知道曾经有多少种不同的人类，换言之就是有多少“人种”[5]。但是有证据表明，50万年前，非洲海德堡人掌握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利用大地回春的时节，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欧洲及更远的地区。但是到了30万年前，他们却停止进入欧洲。这可能是因为极寒的冰川时期在撒哈拉创造出了一片茫茫沙漠，隔绝了海德堡人和其他人种的交流。这种隔绝导致基因差异进一步发展，最后形成了不同的人种。也就是从那时起，非洲首次出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即智人。[6]在非洲，智人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新近发现的纳莱迪人（现已灭绝）等其他人种混居在一起，繁衍生息。而那些离开非洲的人种逐渐适应了欧洲北部较冷的环境，最终成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只能通过遗传学才能被了解的人种。
大约8万年前，第一批现代人类家庭成功走出非洲。[7]当时，尼安德特人十分活跃，从西伯利亚到西班牙南部都有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人类现存的基因中还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因为我们似乎无论在哪里遇到其他人种，都会与他们繁衍后代。[8]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有欧洲血统的人，基因图谱中都有尼安德特人的DNA。其中有多达20%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或许曾因帮助过人类在欧洲生存下来，现在仍在代代相传。[9]其他古人类也在现代人类的基因中留下了遗产。澳大利亚原住民携带着我们所知甚少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还有那些还没能辨别出名字的古人类种族，也影响了世界各地其他人种的基因，包括距今两万年的非洲人种。[10]可能是天性使然，我们的祖先总能从自己遇到的各类人种身上获得有用的适应性基因，这帮助我们的祖先将活动范围成功地扩大至全世界。
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遇到那些真正不同种族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进行文化试验。我们当时都很脆弱。把生存的“鸡蛋”全都放在了文化一个“篮子”里，要与凶猛的野兽和残酷的天气斗争，人类的进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自身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生存都岌岌可危。例如，74 000年前，印度尼西亚托巴的火山大爆发导致全世界人类数量骤减至几千，濒临灭绝。今天，尽管世界上还有不同种类的类人猿，但存活下来的人类只有一种。
在这场“赌博”里，人类文化赌赢了。人类的近亲全都灭绝了，仅有星星点点的记录表明他们曾在地球上生活过几十万年。因此，如果要把人类在地球上取得的成功归因于我们的文化，就要认识到，人类的辉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点，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甚至跟我们相比，他们身体更壮，大脑更大，更能适应寒冷的环境，但到最后，他们还是灭绝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成功存活了下来呢？
有运气的成分在。气候变化对草原猎人十分有利。我们或许携带了欧洲人没有免疫力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在尼安德特人遇上草原猎人之前，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近亲繁衍[11]，他们的人口总数仅是同时期智人的1/10。据遗传学家估计，尼安德特人的进化适应度比同一时期的现代人低40%。进化适应度是衡量一个物种生存和繁殖能力的指标。较低的进化适应度导致尼安德特人的相对人口和基因多样性水平较低。曾有人利用电脑模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互动情况，根据人口数量、迁徙模式和生态因素等资料，电脑演算出，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在人类到达后的12 000年内灭绝或被完全同化[12]的。
进化的成功最终是通过数量来衡量的——进入欧洲的人类数量更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们比我们的近亲更聪明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事实是，无论是大脑的大小，还是使用的工具，我们都和尼安德特人极其相似。尽管如此，我们的生理或文化中必定存在什么东西，使得人类的发展可以欣欣向荣，并使人类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中具有更强的适应力，毕竟当时世界上多达1/3的土地都被冰层覆盖。
基因库的规模和多样性为我们了解文化规模和多样性提供了一条线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人口数量越多，就让人类整体拥有越多可利用的文化知识。相比其他人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可能更擅长社交和互相学习，对外部世界更加好奇。还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尽管尼安德特人已经生存了几十万年，但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家园，而我们的祖先早已开始探索世界。化石记录证明，对于所有物种来说，遍及全球的分散性会让它们遇到灾难时最有可能存活下来。
正如本书所讲，长期以来，人类之所以能够成功存活，同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种群规模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气候的急剧变化、人口扩张或减少都会带来人类的创新和文化活动的大爆发，当然也有可能是大幅下降。在这些经历中，我们试验、学习并教会彼此生存的技巧。我们分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因此我们的基因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地球，但随着文化发展，人类开始改造地球家园，控制生育率，直到我们成为唯一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物种。
让我们通过4个关键因素一探变化的究竟。首先，从推动文化进化的火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