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作为具有世界级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在其50多年有关政治、哲学和语言的写作中，为现代语言学带来了变革，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蕞具原创力、蕞广博的政治和社会评论家之一。《乔姆斯基精粹》集合了他1959年以来蕞重要的作品——从他对B. F. 斯金纳的开创性评论到其畅销著作《霸权还是生存》和《失败的国家》——涉及的主题从对公司媒体和美国干预越南、中美洲、巴尔干的批评，到思想自由和有关人权的政治经济学。该书是对乔姆斯基思想前所未有的一次全面概览。
作者介绍
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1928年12月7日生于费城，1955年起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代表作有《句法结构》《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因为国家》《客观性与自由主义学术》《论无政府主义》《论语言》《走向新的冷战：从越南到里根的美国外交政策》《理解权力》《霸权还是生存：美国对全球统治的追求》，以及《失败的国家：滥用权力与践踏民主》等。现居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安东尼·阿诺夫，著有《伊拉克：撤退的逻辑》，编有《被围困的伊拉克》和《另一半美国史——民主进程中被掩藏的声音》（与霍华德·津恩合编）。现居纽约。
部分摘录：
华盛顿示威游行结束数周之后，我还在努力整理有关那一周的思绪，其性质很难捕捉或表达。也许我的一些个人反思会对其他人有所帮助，他们和我一样凭直觉就不喜欢激进主义，但又发觉自己正在逐渐地靠近一个不必要却又不可避免的危机。
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华盛顿示威游行象征着“从异见到抵抗”的转变。我会再谈谈这个口号及其含义，但我想在一开始说明的是，我确实认为，该口号不仅就示威游行的气氛而言是准确的，而且恰当地理解的话，它与反战抗议的现状也是相称的。这种抗议有一种无法抵御的力量。人人都能从很多方面帮助营造表达关注和义愤的气氛，从撰写有关战争的文章或发表演说就可以做起。少数有勇气的人会付诸行动，拒绝与我们一直鄙视的“德国好人”站在一起。一些人应征入伍之后却被迫这么去做。年轻人拒绝为其鄙视的战争服役时，持异见的议员、作家和教授都在一边旁观。那么然后呢？说自己没有怂恿或鼓励应征入伍的人去反抗，只是促成了舆论气候，认为正派之人都会拒绝加入一场悲惨的战争。那些写反战文章或发表反战言论的人能从这一事实中求得安慰吗？差别并不大。当其他人被迫迈出严肃、痛苦的一步时，我们很难从安全立场看待问题。事实是，在10月20日交给司法部的一万张征兵证和其他文件中，大部分来自能够逃服兵役的人，他们却坚持与弱势人群共命运。这样一来，抵抗的圈子扩大了。此外，人人都明白，若是限制抗议、拒绝采取应有的行动，那么自己就和政府一样接受了共谋。有些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采取行动，并尖锐地提出有良知之人无法逃避的道德问题。
10月16日，也就是星期一，我在波士顿公园聆听霍华德·津恩(92)解释他为何耻于做美国人，并看到数千名年轻人（一些还是我的学生）做出了年轻人不该承受的一个可怕决定：与选征兵役制度(93)断绝关系。这周之后的星期一，在剑桥进行的一场讨论中，我听到一位国防部学术顾问估测说，必须用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拿掉”北越（“有人会觉得这太骇人听闻了，但是……”；“据我所知，政府中的文职人员不会如此建议……”；“我们别用像‘毁灭’这样的情绪词”等），我还倾听了一位苏联事务首席专家解释克里姆林宫方面如何一直密切地关注并决定民族解放战争的成败（一旦成功，他们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族解放战争）。（如果我们试图给这位专家指出：按照这些假设，如果克里姆林宫的人有理性的话，肯定会立刻支持几十场这样的战争，因为他们无需付出太大代价就能挫败美国军队，把我们的国家撕成碎片——他会说我们不懂俄罗斯人的内心。）
华盛顿示威游行的那个周末给我留下了生动、深刻的印象，但我依然对其影响力不明就里。主要的记忆是场景本身，几万名年轻人围绕他们所认定的（我必须补充一句，我也赞同是这样）全世界最糟糕的形势，要求停止施加痛苦和破坏。是几万名年轻人啊，我认为这令人费解。可悲而又真实的是，对我们所有人目睹的一切，是年轻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在惊呼呐喊，他们在坚守阵地却被打压，他们必须决定是进监狱还是被驱逐，或参加可恶的战争。他们必须独自（或几乎独自地）面对这种决定。我们应当自问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为什么参议员曼斯费尔德（Mansfield）“为他们所表现的国家形象感到羞耻”，却不为他们所对抗的机构呈现的国家形象而感到羞耻呢？这个机构由一位清醒、温和、异常理智的人领导着，他在国会冷静地证实，用在越南的军火已超过“二战”期间用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军火总和。参议员曼斯费尔德谈起那些辜负了我们建设“法治政府”承诺的人时，为什么总是振振有词？那些人是指进行示威游行的少数群体，不是指九十几个负责任的人，他们在所效力的国家公然违背国家最高法律——《联合国宪章》——的明确规定时，心知肚明地站在参议院观望着。他十分清楚，在我们入侵越南之前，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采取任何武装袭击。参议员曼斯费尔德还告诉我们：“1965年初，美国的军事行动突然增加时，据估计当时仅有400名北越士兵与14万南越敌军对峙”；我们从曼斯费尔德的报告中才得知，当时在南越已有3.4万名美国士兵，这违背了我们1954年在日内瓦的“庄严承诺”。
这个观点需要继续讨论下去。在1965年10月第一个国际抗议日(94)之后，曼斯费尔德批评示威者们“毫无责任感”。他只字不提（此后也从未提起）自己和其他人所表现的“毫无责任感”：当北越的城市和村庄被摧毁时，当千百万南越难民因美国的轰炸而背井离乡时，他们悄然袖手旁观并投票支持拨款。他现在也未曾说起过，那些允许实施这种策略的人，其道德标准或对法律的尊重何在。
确切地讲，我提起参议员曼斯费尔德是因为他绝非捶胸顿足、想要美国统治世界的狂热爱国分子。从最佳意义上讲，他是一位美国知识分子，是有学者气质、有理智的人，这种人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惧怕的人。也许这纯属个人反应。但当我看到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时，我发现最可怕的不是兴致勃勃地建议把我们的“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柯蒂斯·勒梅(95)，而是政治科学家们的专题研究，他们在讨论必须动用多少军队才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或者什么样的越南政府才能让我们接受。我发觉可怕的是，我们看待和讨论一个无法承受的悲剧时所抱有的冷漠和镇定的态度。我们都知道，如果苏联或中国犯下我们在越南所做的罪行，我们会对这些可怕的罪行迸发道德义愤。
我认为，华盛顿示威游行的计划严重失算。本以为五角大楼游行之后会有一些演讲，那些奉行非暴力抵抗的人会从人群中分身，前往空地对面几百码之外的五角大楼。我之前决定不参加非暴力抵抗，所以对策划的内容一无所知。正如每个人必须意识到的那样，在这些事情上很难分清“合理化”和“合理性”。但我认为，第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行动应该被规定得更具体、更清楚，才能支持那些拒绝去越南服兵役的人，表达异见的担子真正是落在他们肩上的。有人希望能更直接地表达对战争的厌恶之情，我也理解其观点，但我当时不认为对五角大楼的非暴力不抵抗行动将会有意义或有成效。
无论如何，实际发生的一切与之前所预想的大相径庭。为了聆听演讲，几千人聚集在一起，但是大批游行示威者直接去了五角大楼，一些人去那里是因为他们奉行直接行动，更多的人是因为受鼓动而前往。从我所站的演讲者讲台上看去，很难确定五角大楼那边发生着什么。我们只能看到涌动的人群。我从二手的叙述资料中得知，游行示威者穿过并绕开了前排的守卫部队，在五角大楼的台阶上占领了一个位置坚守着。不久便显而易见的是，几位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和聚集在其周围并以中年人为主的人群还在演讲台那里原地不动，这是错误的；游行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人）都去了五角大楼。（我回想了一下，在演讲台附近看到的人有罗伯特·洛威尔(96)、德怀特·麦克唐纳、莱斯蒙席(97)、西德尼·伦斯(98)、本杰明·斯伯克(99)及其妻子、达格玛·威尔逊(100)、唐纳德·卡里什(101)。）戴夫·戴林格(102)建议说，我们应该试着靠近五角大楼。我们找到一处没被游行示威者堵塞的地方，向站在大楼几英尺之外的士兵走去。戴林格建议，在集会上没有发言的人应该用小型便携式音响设备直接与士兵对话。从这里开始，我的记忆就支离破碎了。莱斯大人发言了，我也发了言。我发言的时候，士兵队列路过我向前行进——很奇特的经历。我记不清自己说了些什么，我想大意是，我们在那里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士兵们去杀害别人，也不想让他们被杀害，但我记得当时感觉自己那么说的样子好像很愚蠢，而且与他们无关。
行进中的士兵队列从局部上分散了与戴林格一起前来的一小拨人，我们这些留在士兵队列后面的人又重新聚拢，斯伯克博士这时开始演讲了。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排士兵突然出现，这一次他们的队形排列得十分紧密，并手持来复枪缓缓地推进。我们席地而坐。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那一刻之前我无意参加任何非暴力抵抗行动。但当那一队古怪的有机体缓慢地前行时（因为它的各个细胞是清晰可辨的人类就显得更加古怪），显然没人愿意让那团东西支配自己做些什么。当时，我被一名联邦执法官逮捕了，理由是阻碍士兵（描述该行为的术语是“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需要补充的是，我所看到的士兵（他们离我不远）在整个事件中似乎都很不乐意，他们接到命令要踢打和用枪托击打（我猜想是如此命令的）拒绝移动但安静、不抵抗的人群时，都会尽量手下留情。可以想见，联邦执法官就不同了，他们让我想起几年前的夏天我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一所监狱见到的警官。一位老人给我们看他腿上自己包扎的血迹斑斑的绷带，试图向我们描述被警察暴打的过程，那些警官竟然笑了起来。在华盛顿，落入执法官手中境遇最惨的是年轻人，尤其是留着长发的男孩子。看到他们就好像能看出执法官的虐待倾向。尽管我目睹过执法官的一些暴力行径，但他们的行为好像大多是漠不关心或一些小恶行。比如，我们被关在警车里，一两个小时之后都没有开门，只有几个气孔通通风——你没法对这些残暴的罪行太较真。
在监狱里以及我被释放之后，我听过很多说法，其中可以确定的是，年轻人的勇气都是真的。电视台的摄影师和大部分媒体记者离开后，很多年轻人被当晚发生的恐怖行径吓坏了。他们在寒冷的夜里坚持静坐，很多人被踢打、被击倒、被一群警察拖走（这倒更像“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我也听过一些令人不安的说法，游行示威者向部队（通常好像不是前排士兵）进行挑衅。这种说法肯定不合理。士兵们在无意之间成为实施恐怖行为的工具，我们不能责备或攻击把人打死的棍棒。士兵也是人，有常人可能有的情感。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是，有一名士兵（也许三四名士兵）因拒绝服从命令而被逮捕。士兵毕竟与应征入伍的抵抗者处于相同的立场。如果服从命令，就会因自己的所作所为变得残暴；反之，个人就要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这种情况令人同情，却不应招致虐待。但我们应该对此事保持分寸。我的所见或所闻表明，示威者在引发大规模暴力行动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
反战应保持明确的非暴力立场，这一观点在我看来很有说服力。作为策略而使用暴力很荒唐。在这个竞技场上，无人能与政府抗衡。诉诸暴力，无疑会失败，只是恐吓和疏离了某些能被影响到的人，并鼓舞了理论家和强力进行镇压的管理者。此外，人们希望，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参与者会成为更受崇敬的人。对于那些在民权运动中成熟的人，大家都会欣赏他们的品性。无论可能获得什么成就，在改变其参与者的生活和品性方面，民权运动对美国社会的贡献不可估量。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特殊情况中，一场有原则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也许能为许多人做出同样的贡献。这样做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的国家从可怕的未来中拯救出来，从另一代人手中拯救出来。那一代人认为，把轰炸北越作为策略和成本效益问题来讨论是明智的，他们还支持我们以其知晓的人力成本去征服南越的企图，并温和地宣称“我们的主要动力是自身利益——即我们的国家在这个缩小的世界中的自身利益”（和平与自由公民委员会(103)，《纽约时报》，1967年10月26日）。
再回来谈示威游行，我必须承认，发现自己多年来尊敬的人（诺曼·梅勒(104)、吉姆·派克(105)、戴夫·戴林格）都在牢房时，我倍感宽慰。我认为，这让许多在那里的孩子们感到安心，他们能感觉到没有与自己熟知的世界分离，也没有与自己仰慕的人分离。令人感动的是，我看到了那些毫无防备的年轻人，他们失去了很多，但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被监禁，其中有来自州立大学的年轻讲师，有一旦屈服就会前途光明的大学生，还有许多我认不出的人。
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显然，这是每个人在想的问题。我认为，“从异见到抵抗”这个口号很有道理，但我希望不要以此来暗示会停止坚持异见。异见和抵抗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相互强化的运动。对于那些参加抗税、拒服兵役和其他抵抗行为的人，我们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对宗教团体或在城镇论坛上发言，或不让他们参与选举政治，去支持主张和平的候选人或就战争进行的公民投票。以我的经验看，通常是那些投身于抵抗运动的人最能全心参与这些劝说性的行动。先暂且不谈抵抗，我认为需要强调的是，“耐心解释”的日子尚未终结。随着棺材被运回家、税金上涨，很多之前愿意接受政府宣传的人会更加在乎如何替自己打算。他们如此改变的原因是令人遗憾的，但进行教育活动的机会却恰到好处。
此外，政府近期宣传路线的转换为批评性战争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在最近为美国对越战争的辩护中，有一种刺耳的绝望之声。我们较少听到为南越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却更多地听到“国家利益”。国务卿腊斯克沉思默想，思忖10亿中国人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危险；副总统则告诉我们，我们正在与“总部在北京”的“好战的亚洲共产主义”对抗，他还补充说，越共的胜利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尤金·罗斯托(106)说过“如果在20年的时间里都要遭受轰炸的话，创建模范城市就毫无用处”等的话（所有这一切都被沃尔特·李普曼正确地评论为“对美国海军轻浮的侮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