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睡眠，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在当下这个快节奏、超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为了工作、生活，接收大量信息轰炸，时刻与他人保持线上的联系，结果每天都忙碌不堪、筋疲力尽，并且处于睡眠不足、睡眠障碍的危机之中，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工作表现、人际关系和幸福指数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可见，我们对良好睡眠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 本书作者阿里安娜·赫芬顿作为全球女性创业者的典范、美国新媒体女王、《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也曾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她给自己定位为“不需要睡眠的高成就者”。一次，她因为过度疲劳和睡眠不足导致昏厥，不慎将头撞到桌角，造成眼角撕裂、颧骨骨折。于是她开始反省，并决定尽快调整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她减少了工作时长，每天保证八个小时睡眠，定期健身，刻意远离手机等电子设备，坚持留出固定时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陪伴家人。结果是，她收获了更有效率、更有满足感的生活。 在书中，赫芬顿基于有关睡眠的科学研究，对睡眠进行了深入扎实的分析，详细阐述了睡眠的文化、历史，揭示了睡眠的重要性，以及睡眠不足与睡眠障碍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如体重增加、糖尿病、心脏病、癌症、阿尔茨海默氏症等）和生活。同时，她也提出了深具可行性的方法，告诉我们如何掌控睡眠、如何利用科技手段养成更科学的睡眠习惯，拥有更健康的生活。 这本书不仅为人类的睡眠危机敲响了警钟，而且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睡眠习惯养成方案，帮助我们改变错误的睡眠认知，提高生活质量、释放更大的潜能。
作者介绍
[美]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 《赫芬顿邮报》联合创始人，知名健康平台“Thrive Global”创始人。 2005年5月，赫芬顿创办了新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并迅速成为互联网的知名媒体品牌之一。2012年，该网站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此外，赫芬顿于2006年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极有影响力的100位女性”之一，于2009年被《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深具影响力女人”之一，于2010年被英国《卫报》评为“全球100名媒体人物”之一。 2016年，她创建了自己的健康平台“Thrive Global”，致力于改变职场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终结日益增长的工作压力、疲劳和职业倦怠感。她已写作并出版了15本书。
部分摘录：
睡觉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我成长在雅典一个一居室的公寓里，在那里，“睡觉”一直都是最重要的事。我十一岁时，父母离婚了。我和妈妈、妹妹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都明白别人睡觉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如果我需要在妹妹上床后学习的话，我就必须去厨房里学习，这样灯光就不会搅扰她。睡眠对我们的健康、快乐和学业至关重要，这一点上妈妈很坚持。但是我离开家后——先去剑桥大学学习，然后到伦敦生活和工作——开始相信流行文化信奉的：睡眠不足是取得成就和成功的必要条件。在“错失恐惧症”（一种担心会错失什么的焦虑心情）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之前，我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症状（这个词可能是睡眠被剥夺的千禧世代发明的）。
睡觉就该被诅咒——这种新的生活观念持续了很多年，直到2007年4月，我在《成功的第三种维度》（Thrive）一书中写道，睡眠不足、疲惫不堪和精疲力竭已将我压倒。那时我带即将上高一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去理想的大学参观旅行。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或者准确点说，应女儿要求，在旅行的日子里，我不能碰我的黑莓手机。但我不能停止工作。每天晚上吃完饭回到酒店，我们就已经疲惫不堪了，接着就像是角色转换一样，克里斯蒂娜做完必须要做的事就睡觉了，而我像个鬼鬼祟祟的少年一样熬到很晚才睡。我的电脑和黑莓手机一直亮着，我要回复所有的紧急邮件，总是尝试把整整一天的工作压缩到原本属于睡眠的时间里。工作到凌晨三点，我已经困到眼睛都睁不开了。没睡三四个小时，我又切换到白天模式。工作比睡眠更重要，至少对于2007年的我来说是这样的。我那时正在运营一个以我名字命名的新公司，因此无法脱身，必须在白天做一个好妈妈，同时整晚工作，回复数百封电子邮件，写很长的博客。这种工作和生活方式似乎运转得很顺利，直到有一天，它行不通了。
布朗大学一个寒冷的雨天清晨，我们迷茫地走着，就像是经历考试周一样压抑。我们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克里斯蒂娜贴到我身边和我说，“我不适合这里，不如结束行程去喝点儿咖啡”。我感觉好像得到了一张豁免卡。好呀！好呀！最近的星巴克在哪儿？我们多快可以到那儿？我希望能够直接飞过去。我身体对今天第四次注入咖啡因已经迫不及待，提神饮料能够让我更好地开启夜间的工作。
就这样，大学参观旅行结束了，但我没有直接飞到洛杉矶的家。在我过于自信都能够完成的行程中，写着我要首先飞到波特兰参加演讲，演讲完晚上飞回洛杉矶。本来回到家就很晚了，睡上四个小时又要起床，去接受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答应下了这件事，但是这种程度的疲惫还没让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已经很累了，因为我已经不记得轻松是什么感受了。疲惫就像是喝醉一样，不仅会促使我做出错误的决定，甚至让我无法做出决定，在白天我也仿佛处于梦游状态。
我知道傲慢是要受到惩罚的。一次采访后回到办公室，我感觉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我晕倒在地，醒来时发现流了满地的血。我痛苦并且深刻地重新认识到我妈妈——一个没接受过正式教育，甚至没有健康和科学知识背景的人——许多年前靠直觉就明白的话：“不管我们面临怎样的外部环境，是一个狭小、拥挤的公寓，还是满满的工作安排，睡眠都是人类必须尊重的基本需求。”
睡眠是人类最大的共同点。它将我们和他人、祖先，以及我们的过去和未来联结在一起。无论我们是谁，居住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在生活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对睡眠都有着共同的需求。这种需求一直贯穿在人类的发展史中，但我们与睡眠的关系经历着戏剧化的起起落落。现在这种关系正遭遇危机。
这种危机的迹象潜藏在我们周围。比如，在谷歌上输入“为什么我”，在你输完后面的内容之前，谷歌的自动完善功能——基于最常见的搜索——会帮你列出可能的想法。第一个候选项就是：为什么我这么疲惫？几个字就准确地捕捉到了全球的流行思潮。这说出了新时代人类的心声。不仅在纽约这样，在多伦多、巴黎、首尔、马德里、新德里、柏林、开普敦和伦敦也是这样。睡眠不足成了全世界新的通用语。
尽管我们可能没太感知到，但就睡眠这件事，我们确实说了很多话（也发了很多帖子）。你在苹果手机应用商店搜索“睡眠”，会出现接近5000个结果；在Instagram（照片墙）“睡眠”这个关键词下，有1500万张照片，在“困”这个关键词下有1400万张照片，在“疲惫”这个关键词下有2400万张照片。在谷歌上快速搜索“睡眠”，能得到8亿条结果。睡眠不仅埋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还以前所未有的高频率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出现在新闻中。
尽管我们都明白，睡眠对我们的身体、大脑、情感和精神等各个方面有多么重要，但实际上保证充足的睡眠越来越难以做到。而且这里存在一种悖论：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对睡觉的时候外界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但是科技发展也是我们不得不牺牲睡眠这个基本生存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不仅科技是我们与一夜好眠之间的障碍，集体错觉也让我们认为夜以继日地工作、殚精竭虑地思考是通往成功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的方法并不神秘：觉得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因此要牺牲其他时间。睡眠最容易被牺牲掉。实际上，在如此严苛的“成功”的定义面前，牺牲睡眠是无法带来所谓的成功的。
但我们对于成功的定义就是那么可悲、狭隘。因此我写了《成功的第三种维度》这本书，探索当我们扩大了对成功的定义，超越金钱、地位、权力等现代指标，纳入幸福、智慧、好奇心和乐于助人时，我们才能过得更加幸福。
睡眠是提升幸福感的最重要的元素，并且会与生活中其他部分产生深刻的相互影响。睡足七八个小时后，我会更容易去调节情绪、锻炼身体，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并且与他人深入地沟通。
我在走遍全美宣讲《成功的第三种维度》这本书时，发现被提及次数最多的就是“睡眠”：要睡足有多么不容易，白天的时间有多么不够用，要放松一下多么困难，入睡和保持睡眠状态有多难，哪怕我们已经给睡眠留出足够的时间。自从我转换为睡眠事业的拥护者，无论我走到哪儿，总会有人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诡秘地对我耳语：“我睡得太少。每时每刻我都感到疲惫。”一次我在旧金山演讲完以后，一位年轻的女士告诉我说：“我不记得上一次我感到精神满满是什么时候了。”所有人都想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获得更充足的睡眠？”
很明显，我们如果想要发展得好，就要从睡好觉开始，它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从出生到去世，我们都与睡眠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新生儿的父母，睡眠是最重要的话题。人们会问“孩子睡得怎么样”，或者是“你睡得怎么样”，“可以在空闲时间读读这二十五本关于如何让新生儿入睡的书”。对于每一位有孩子的人来说，亚当·曼斯巴赫2011年的新书《快给我睡觉》能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毫不奇怪。在睡眠大业的末端，在我们即将关闭生命之门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平静地睡去”一词是最好的死亡方式。
我们所有人与睡眠的关系都密切而独特。我们与睡眠做斗争的时候，就像是和一直没有分彻底的前任相处一样剑拔弩张、藕断丝连。有时它很乖巧，可以支持我们在清醒时做好所有事；有时它很不正常，富有毁灭性。改述迷恋睡觉的托尔斯泰的话：不幸的睡眠各有各的不幸。不管我们拥抱它还是抗拒它，无论我们怎么选择，都必须和睡眠打交道，每天如是。
确切地说，我自己与睡眠之间的关系就经历着起起伏伏的变化。多年来，在我和睡眠关系的上升期，每天早上醒来后我都会记录下昨晚做的梦。我在床头柜上放了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在白天纷乱的需求侵扰我之前，我会记下能记住的梦中的所有细节。这段关系就像与我的亲密笔友相处一样，我有机会每晚和它见面——那是一个难以描述的、不受时间影响的、更加深刻的自己。我只能用早间时光来做这件事，它的效果却可以回响一整天。
但是，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情况忽然转变了，我的大女儿出生了。我与睡眠的关系没有终结，毕竟也无法终结，但是确实遭遇到了困难。那种一觉睡到自然醒的美好经历一去不复返。我们面临着新的现实，睡眠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白天和夜晚之间的转换消失不见了，与其他事情相比，睡眠微不足道。吃饭这件事，我也是进门前在路上狼吞虎咽解决的。睡眠成了需要克服的障碍，成了一种令我觉得无法负担的奢侈品。二女儿出生后，情况变得更糟了。在我的脑海中，睡足觉就意味着我要牺牲掉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那些我与她们相处的时光，或仅仅是为她们准备好明天一切的时间。当然，实际上我在她们那里牺牲掉的是我真正地陪伴她们的能力。
即使现在孩子的睡眠需求已经没有那么紧迫了，但我也无法做到比孩子更早地踏进梦乡。正如大多数人做的那样，我创造出了一种我认为不需要过多睡眠的生活。当我不需要在孩子身上花费那么长时间时，这部分时间便被其他事占据了——专栏、演讲、写书，以及我的“另一个小孩”《赫芬顿邮报》。于是在过度劳累和永远不知疲倦的状态之间游走成了我的新常态，终于有一天，警钟敲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