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正在悄悄地发生着一场革命，这就是因果推断革命。借助于统计学中对因果关系研究的前沿成果，经济学家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因果推断的基本框架，在经济学经验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研究高潮。这种研究范式的改变，必将对人们的思考方式形成空前的冲击。 本书是作者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潜心学习和阅读因果推断经济学文献的一个成果。它形象地借用了经济学大侦探这个说法，精心挑选了10个主题，以探案故事的形式生动地讲述了因果推断在经济学上神乎其技的运用。这10个主题，内容涉及劳动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犯罪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史、货币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等多个研究领域，综合而全面地介绍了经济学家的前沿成果。尤其是作者还采用《西游记》的故事来讲述因果推断的五种武器，深入浅出地对这个方兴未艾的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介绍。 本书的目的是想面向普通读者，科普这一现代经济学的重要成果，以饶有趣味的方式，使读者认识这一激动人心的学科领域。
作者介绍
李井奎，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哈佛大学法律经济学项目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法律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领域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专著多部。另著有随笔集《亲历：一位经济学家在哈佛看美国》，译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共十一卷）。
部分摘录：
帕克斯女士的“惊天一坐”与歧视经济学 所谓歧视，就是按照那些个体无法改变的表面特征而非内在实质，对某些群体进行划分，并加以区别对待。最常见的就是性别、种族、宗教和地域歧视。我们在社会交往中都痛恨被人贴标签，被他人歧视，但我们却又有意无意每天在生活中歧视别人。想要真正让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并同样平等地对待他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55年12月5日，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名叫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黑人妇女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因而被蒙哥马利市利节警察局的警员以违反公共汽车座位隔离条例为由逮捕了。当时年轻的马丁·路德·金立即组织了蒙哥马利罢车运动，号召全市近5万名黑人对这部条例进行抵制。公共汽车抵制运动持续了整整一年，1956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阿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违宪，蒙哥马利市的种族隔离条例也被废除。马丁·路德·金因其领导地位而名声大噪，成为民权运动领袖。直到今天，我们的耳边仍然会回荡起他那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其中那句“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最是让人动容。
就在蒙哥马利市的这场民权运动之后两年，声威赫赫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有一位博士生毕业了，他的博士论文差点没有通过答辩，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不是一项经济学研究，他论文的题目是《歧视经济学》。[1]这位博士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大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贝克尔教授第一次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了歧视这个社会问题。
在经济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中，只要市场在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歧视就没有存在的空间。因为市场中的供给者与需求者是根据一个统一的价格来做出各自的决策，供求相等，市场达于均衡。商品的供给者没有理由拒绝把商品卖给某个愿意支付市场价格的需求者，即便他们的肤色和性别等有所不同。但是，发生在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种族隔离条例恰恰说明，正是最信奉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美国，却出现了黑人有钱也坐不到公共汽车的情况，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出现了大量有能力工作的黑人却被拒绝雇佣的情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加里·贝克尔在不否定市场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个“基于偏好的歧视”（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理论。贝克尔认为，正是基于历史、文化、价值观等原因，白人雇主可能不喜欢雇佣黑人，白人员工也可能讨厌和黑人一起工作。只要这样的偏好存在，那么，黑人就可能受到就业歧视，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和较差的工作岗位。
1973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另外一位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表示不能全盘接受贝克尔的观点。[2]在贝克尔的理论中，经济效益更好的企业将会取代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某些白人雇主如果雇佣工资较低的黑人劳动者，那么就可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最终市场竞争还是会消除种族歧视。但阿罗却注意到，这一点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察。而且，他认为大型企业也具有这种“口味上的偏好”实在有些想当然。因此，阿罗教授在1973年提出了“基于统计的歧视”理论。
“基于统计的歧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举个例子：假如一个社会中有1%的人会犯罪，同时，我们又知道，99%的犯罪分子都文身，普通人当中文身的比例只有1%。那么，当你走在一个荒僻的山道上，迎面看到了一个人向你走来，你认为他是犯罪分子的概率是多少呢？当然只有1%。但是，当此人再走近一点，你看清他身上的文身时，这个时候你预计他是犯罪分子的概率又有多大呢？50%！为什么你看到文身后认为他是犯罪分子的概率突然提高了这么多呢？这就是一个名叫“贝叶斯法则”的统计学规律告诉我们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既是犯罪分子又有文身的人占这个社会人口的比例是多少？是1%×99%=0.99%！也就是说，一个人既有文身又是犯罪分子的概率只有0.99%。现在你观察到了这个人有文身，那么这个社会中有文身的人占全部人口的比例是多少呢？是1%×99%+99%×1%=（0.99+0.99）%=1.98%，也就是说，它等于犯罪分子中文身者占社会人口的比例加上非犯罪分子中文身者占社会人口的比例，二者之和就是社会中有文身的人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这样一来，这个社会中文身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就是1.98%。这么一算，文身的人是犯罪分子的概率是多少呢？是0.99%÷1.98%=50%。如此一来，如果你认为一个人是罪犯的概率有50%那么多，想来避而远之应该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阿罗认为，因为实际工作能力很难判断，或者是判断起来成本不菲，所以，即使白人雇主对黑人没有什么特殊的偏好，但如果黑人的平均工作能力不及白人，造成的结果仍然是黑人得不到雇佣，即便两者看起来条件都差不多。
“基于统计的歧视”在生活中非常普遍，比如毕业季时来学校招聘的公司，在招聘条件一栏会要求应聘者是硕士及以上文凭，这就是一种文凭歧视。因为研究生整体来看能力更高，招聘研究生来公司工作可以大大降低招聘失误。像文凭这类的歧视，是可以努力加以改变的外在特征，而我们也往往乐意通过考取更多的技能证书，或者报考研究生，来向雇主发送信号，证明自己在整个群体中的优秀程度，从而博得雇主的青睐。但种族、性别、出生地等个人特征，却是与生俱来，个人无法做出选择的，因此在这些方面的歧视引起的愤怒往往更大。在这些方面的歧视，是对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同时，还有可能使某些族群因此丧失上进的动力，成为自暴自弃的群体。
所以，反对各种形式的歧视，尤其是种族歧视，几乎成了社会的共识。不仅澳大利亚、美国、欧盟都有自己的反歧视法或平权法案，《世界人权宣言》还把平等和免于歧视列为基本人权，反对一切性别和种族歧视。
但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告诉我们，情况或许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地探查得到当今美国社会存在种族歧视的铁证呢？
这当然就要有请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登场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