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美联储是私人的？美联储是政府的？
美联储是一个怪胎，它是国家政府的一部分，却又小心翼翼地置于选举程序之外，它是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旋转门。作为资本的政治代言和监管者，美联储决定了谁将贫穷，谁将富有。
这是一本开创性的畅销书，记录了保罗·沃尔克任职美联储主席的8年中，强势扭转美国被通货膨胀吞噬的命运，奠定了迄今为止世界经济的基础。本书在最顶级经济玩家大量采访的基础上，第一次带领我们深入了解这个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中情局更机密、比总统和国会更强大的神秘机构。
这是一本经典却通俗的著作，让你可以轻松学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华尔街的金融大佬，是不是普通人的敌人？他们遵循什么样的金融动力学？为什么说货币是一个神秘的心理操纵术，每个人都深受它的影响？央行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全国经济系统，美联储为何能够执全球经济的牛耳？政府机构遵守什么原则与资本市场角力。
《美联储》是一本让您看懂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如何运行的书。
作者介绍
威廉·格雷德 长期辗转于白宫与华尔街、政府高层和资本大佬的座上宾客，真正懂得政治原理与资本内幕。畅销书作家，美国著名财经记者，曾为《华盛顿邮报》《滚石》职业撰稿人、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纪录片《前线》记者，《国家》杂志通讯记者。著有多部畅销书，包括《资本主义的核心》《同一个世界——准备好了吗？》《谁会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等。
部分摘录：
华尔街打了总统一个巴掌 美国体系让美国公民懂得了政权的更替要伴随选举的发生，选举是他们有秩序地作出即将由谁来管理国家的选择的正式仪式。因此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政权的更替也可能会以一种更加微妙的非选举形式来实现。即使是美国总统似乎也无法控制这种可能性的发生，直到最后为时已晚：他或许依然可以坐镇总统办公室，依然被总统权威的气氛包围着，却从此再也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政府。
美国体系更多依靠的是交易，而非选举。于是其提供另外一个不受普通选举约束的政府机构，即一个可以应对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层出不穷的矛盾冲突的机构，一个可以缓解“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本质对立的机构。它是国家政府的一部分，却又小心翼翼地置于选举程序之外，同时又与纯粹的政治权力完全绝缘。实际上，它经得住带有散漫激情的民众意愿的冲击，甚至可以在全局上规范美国社会。这个与美国选举制度并存的另一个美国管理机构既能分享国会和总统的权力，也能保持与他们的合作；在某些情形下，它还可以对之构成反对和阻碍。
在美国人眼里，这个机构的行为是机械呆板的，是非政治性的，是不受那些“你死我活”的经济团体的利己主义压力所影响的，其在美国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也多半会被那些一直存在的政治讨论所忽视。它的各种决议、内部争执及其所产生的大规模影响都会隐匿在可见的国家政治事务之下，总是让人觉得遥不可及、雾里看花。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它的所有活动细节对于普通美国人来说是过于深奥和难以理解的。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代议制民主 (1) 核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畸形人”，是与自治民权神话并存的尴尬矛盾体。可美国体系却接受这个矛盾，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共同体也默认它的权力，私有经济会顺从它的指导，民间资本会依赖它的保护。美联储的历任主席们可以决定有关政治经济事务中最最关键的问题，包括谁会繁荣、谁将衰落，可他们的角色却依然隐晦和神秘。美联储是安全的，不仅因其自身的官方机密性，还因其可以微妙地消失在美国公众的眼前。
1979年仲夏，时任美国总统正在美国体系中深陷“你死我活”的境地，现实正小心翼翼地强迫他屈服。进入第三年任期的吉米·卡特被民众的不满和正在下滑的影响力所吞没。起初卡特只是用柔和的佐治亚口音表达要建立一个诚信、努力、正直、开放的美国政府就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心，而此时这些民心全都被淹没在了民众对政府幻想破灭的情绪之中。尽管曾硕果累累，但卡特的总统职权已经陷入要着力解决民众迷惑和矛盾心理的境地。一系列事件的失败处理已经有损他的形象，从无效立法到伊朗内部革命军暴力事件 (2) 。在1980年的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中，当民众被问及希望由谁代表民主党成为总统提名候选人时，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竟然以66∶30超过了时任总统卡特。
7月初，吉米·卡特开始着手恢复自己的民众支持率。这场政治危机已经持续数月，但如今却因总统自己的行为而变得富有戏剧性。他先按照计划向民众宣布将处理能源问题，接着又突然宣布取消，并神秘地将能源计划在白宫日常事务中消除。他召集心腹顾问前往总统度假胜地马里兰的戴维营，并在那里度过整整10天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位总统开展了一系列最开诚布公的讨论，商讨总统职权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确切地说，是美国人自己出了什么问题。
颇具影响力的拜访者先后被叫到总统的暂时府邸，目的就是向总统提供建议。这些人是可以代表各阶层民意的领袖人物，他们来自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及其他阶层，其申诉内容也涉及整个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卡特总统有条不紊地将这些意见和建议写满了笔记本。每天新闻媒体都在极力揣摩和推测这位总统到底打算要做些什么。
7月14日，星期六，闭关结束，吉米·卡特返回白宫。第二天晚上，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聚集在自家电视机前等待这位总统闭关之后的全国演讲。这是美国民众时隔两年半之后再次重温卡特总统那熟悉、独特的演讲风格，他抑扬顿挫的语调听上去就像是一名新教牧师在布道，灿烂的笑容偶尔会极不协调地打断严肃刻板的陈述。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演讲，语调上更为阴沉忧郁，内容上更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
这位总统首先举行令人震撼的表白和忏悔仪式，透露自己在戴维营一系列会议上所遭受的针对其个人的批判细节，“总统先生，”一位南方州长曾经这样对他说，“您不是在领导这个国家，您只是在管理这个政府。”其他言论也同样带有极大不满：“您已经不再充分关注美国人民”，“不要对我们说有关这个政府的政治纲领和机制，我们只想知道有关公众利益的事”，“内阁中的有些成员看上去并不忠诚。您的纪律已经不足以规范他们”，“总统先生，我们正处于不幸之中。请您看看美国人民流下的鲜血、汗水和眼泪”。
一位宗教领袖曾经告诉他：“世俗世界里没有任何缺陷可以影响某些重要事情的存在，例如上帝对全人类的爱。”卡特说他尤其喜欢来自密西西比州一个小镇镇长的评价，这位黑人妇女曾说：“所谓大亨并不只是那些重要的人物。记住，首先要有某个人在某个地方挖出一个华尔街，您才能在华尔街上卖东西。”这位总统坦承了自己作为政治领袖存在的缺陷：“我曾经努力工作，并致力于让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变成法律。但我不得不承认，这些努力利弊并存。”
然而，当下这场危机全然不是立法问题，卡特认为，美国人面临的是一场灵魂危机，一场考验道德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按照常规来看，这种威胁几近无形，”这位总统警告民众，“这是一场信任危机。它拷问着美国民众的意愿、灵魂和精神核心。我们可以看到这场危机正让我们越来越质疑自身生活的意义，我们正在丧失自己对祖国的同一感和目标感。”
精神上的痛苦是抽象的，但美国政治不满的源泉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它是人们在加油站里排队等待购买每加仑1.25美元汽油的愤怒，是超市货架上各种商品价格的持续飞涨，是每周物价的浮动和居高不下。1979年春，伊朗革命军暴动，导致伊朗原油生产停滞，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趁机利用原油量减少这一契机抬高世界范围内汽油价格，致使当时油价较1973年至1974年贸易禁运期间上涨近4倍，比上年至同年初上涨1倍。而这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二次“石油冲击”的大事件则自动抬高了美国几乎所有超市每件商品的价格。
此外，糟糕的时机也给这场新近发生的油价危机雪上加霜，当时美国通胀率已经开始非正常走高。1979年第一季度，CPI（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消费物价协调指数）已上涨11%。一年内，1美元仅能买到原本价值89美分的商品；一辆6000美元的汽车价格很快飙升至6600美元。工薪阶层需要将原有薪水提高10%才得以应付飞涨的物价。1979年第二季度，即4月至6月，随着欧佩克操控油价的上涨，美国通胀率更加恶化，涨幅达到14%。初夏，美国某些地区再次出现司机在加油站排队购油的现象，吉米·卡特的政治威信也下滑至危险的最低点。7月，各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选民认可其在总统任期内的表现。
卡特和他的政府顾问希望能够凭借这次富有感染力的演讲加上之后一系列迅速果敢的挽救行动让局势出现转机。他的演讲用词可谓大胆；如果换做别的政治领导人，在这样的危机面前，或许会将这场经济困境归咎于他人，轻易地将矛盾转嫁给那些公认的“恶棍”，例如欧佩克当中的某些成员国，或是那些跨国石油公司，从而成功地转移美国民众的怨愤。但这种“分化政治”和“我们VS他们”的政治技巧并不是卡特的风格。相反，他请求美国民众检讨的是自己，就像他自己的自我批评一样。这次演讲内容中包含六项雄心勃勃的能源计划，旨在克服美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但令大多数美国民众记忆犹新的仍是其对美国物质主义评价的核心理念：
在一个崇尚努力工作、家庭稳固、亲密社区和上帝信仰的国家，我们当中太多人如今越来越崇拜自我放纵和过度消费。人们对身份的认知已经不再依靠行为，而是对财产的拥有。但我们却发现，拥有和消费并不能满足我们对人生意义的向往，堆积如山的物质财富并不能填满我们因缺乏信心和生活目标而产生的空虚感。
这位总统号召全美国人民培养牺牲奉献的精神，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重建。他让听众配合他进行自我否定，摒弃民众对物质享乐的过度追求。卡特的演讲甚至没有提及美联储及其对美国货币的管理，表示只有华盛顿对利率和信贷扩张的控制才能最终影响物价和私人经济行为的步调。这种严厉信息的表达出自一位占绝对议席且前程似锦的执政党——民主党总统之口听起来尤其令人觉得奇怪，媒体迅速不无讥讽地将其称作是一次“委靡演讲”，虽然卡特本人从未用到过这个词。
然而卡特阴沉忧郁的布道却首先得到了民众温和的认可。从民众的反应来看，这是卡特在总统任期内最为成功的一次演讲。当时的美国人的确致力于追求个人生活的富裕，但他们仍能静心聆听有关精神世界的布道。从建国伊始，美国人就深受清教布道者冗长悲叹的影响，他们不断警告美国人道德缺失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号召美国人重拾旧的价值观。于是此时此刻吉米·卡特对全美国人民的“诊断”迅速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次演讲之后有超过四分之三的选民表示赞同这位总统发出的有关精神危机的警告。卡特的个人威信得到戏剧性提升。调查发现这位总统的民众支持率一夜之间提高了10%，而这种惊天逆转仅仅凭借一次演讲就得以实现。至少40%的电视观众表示是卡特的演讲给了他们对其领导能力的更大信心。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开始，尽管白宫的政府顾问们明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华盛顿的一位民主党顾问乐观地评价这次总统演讲是激动人心的，其呼吁美国民众重拾道德的言论“让他大大扭转了落后局面”。1
可美国公众并不能真正实现总统的期望，纽约锡达赫斯特的一位珠宝制造商对此颇有心得。这位名叫尤金·萨斯曼（Eugene Sussman）的珠宝商通过观察发现，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重新培养一种新的消费模式不太可能，但大多数人仍表示总统充满温情的警告的确会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为了应对价格不断飞涨的黄金、钻石和工资成本，萨斯曼一直在提高珠宝奢侈品的价格。每次提价，他都会担心商品是否会卖不出去；可每次销售额都是在增长。他将这些胸针、戒指的价格定得越高，购买的人就越多。
“我说的是那些普通的工薪阶层女孩，”萨斯曼的语气有些惊讶，“我在街上看到她们佩戴着我的珠宝，可她们每周只赚250美元到300美元，却把全部的钱都用来买这些首饰。她们必须拥有这些，就像食物。”
“和去年相比，我要多花120%的成本去购买钻石原料，劳动力成本也从35%提高到了40%。我的产品一次又一次提价，四年前售价170美元的戒指今年会卖到350美元到400美元。而所有已经生产出来的成品通常都会销售一空。”
